书城传记蒋介石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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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二次东征,兴师北伐(6)

李宗仁也看出蒋的这种内心,称之为权术:“汪氏既除,蒋氏表示左倾,……蒋氏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并非由于政治观点的改变,事实上只是其个人的权术,以虚虚实实的姿态排除异己,以达其个人独裁目的。”此时蒋仍然表示联俄容共政策不变,以取得中共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攫取中枢大权。他说:“二年来本党联苏俄,容纳共产党,对革命势力之增厚,革命方法之进步,唤起民众及反对帝国主义之影响,实非浅鲜,由此观之,应认共产党为革命势力之一种,苏俄有助于中国革命。”

6月5日,蒋被委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此,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中央、国民革命军之中枢大权,已全为蒋介石一人独揽,达到了他为反共所必备的独裁地位。可知“三月二十日事件”是蒋介石一生历史的关键之关键。李宗仁对此有极其中肯的评价,他说:“至于中山舰事变内幕的情形如何,固不得而知,而蒋氏发动政变,以打击共产党始,以排挤汪兆铭终,则为不易史实。”结果蒋氏一箭双雕,而黄埔军校和党军,则为蒋之起家“老本”。蒋为此十分地感戴孙中山,尊孙中山为国父,还未忘本。蒋确也视孙中山如慈父,只是对慈父如其对慈母一样,动辄任性自为,不服管教,但也决不对慈父隐瞒政见,而是直抒己见,甚至顶撞。

而孙中山一逝,蒋则马上掩饰真心,大说假话,骗取中共和国人信赖后,以夺取中枢大权。在北伐前和北伐初期,他仍以说假话(前面见1926年6月7日讲话)笼络中共党人为其用。当1926年4月10日,共产党退出军队时,他就是如此说的:“共产分子,为免除本军内部之纠纷,均愿以一律自动的退出,并期于他种工作上共同奋斗,其态度之光明磊落,实足为吾同学将士所钦佩。”他要共产党员退出其第一军,就是要他自己独掌本军军权,为反共进行军事准备,但却美其名曰避免纠纷,并赞扬中共党人的风格,期其在他种工作上共同奋斗,以拖延时间和利用之,待机而动。但当中共还可以利用时,他就利用之,等无法利用时,他再采取断然的暴力手段,予以镇压。

同时,蒋在北伐之前,也未忘掉他的“大学之道”的宣传。他于1925年12月5日在给军校第三期同学录写序时,特别讲明了革命之道就是格致诚正的“大学之道”。就是服从之道和对上司的正心诚意。接下去又说此即国民党共产与非共产者之共同命脉:“此一线未绝之命脉,所遗者何?乃总理一线相传之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二者凝聚而成之血统也。”他把“大学之道”列为“革命之道”,当然他所欲行者决不是行革命之道,而是维护封建政治的自立自强之道。此处他未提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也未提反封建与民主之事,只是讲内心的封建哲学和政治学的修养问题。至于民主主义治政,他从来不提。

与此相辅相成者,则大力宣传一个主义一个党的专政论。他对法国和俄国革命史甚感兴趣。6月9日,蒋读《法国革命史》,并记有笔记曰:“俄国革命的方法,非其新发明,十有八九皆取法于法国。其经验实可宝贵。”他对专政和暴力的革命方法,十分感兴趣,不是出于阶级革命论,而是欣赏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论。他认为俄国人是学习法国人的。而他再学习俄国的革命专政方法。6月28日,读完《俄国革命史》。他对俄国革命的经验更感兴趣。他于1926年5月27日讲话中说:“俄国革命便因党的组织统一,指挥集中,有惟一的领袖指导,遂收大效。做共产党员必须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惟一指挥者。……我们更须知道革命是非专政不行的,一定要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的。想到一年以前,军队里和学校里,并没有分裂的现象发生,为什么到现在才有呢?一则是因为各方的谣言,一则实在CP的进行太急,当时若能注意于此,听我的指挥,从中调剂,决不会发生这种事实。”所以蒋学法、俄革命史,是为其个人独裁找借鉴和方法的。凡是个人独裁的学说,不管是什么主义,他都学,以后又曾学希特勒。这又与封建专制主义一脉相通。总之,要听他的指挥,他就代表主义和党。他这时再也不讲他1924年标榜针对孙中山的,只服从主义而不服从个人之论。蒋在表演野心家以民主、革命上台后,又马上变脸,高唱领袖独裁万岁方面,真是淋漓尽致,活灵活现,暴露无余。

提北伐建议,升国民政府委员

1926年3月12日发生了日本侵华军制造的“大沽事件”,国民军受到威胁,冯玉祥即命封锁大沽口。旋八国公使团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北京学生即举行示威,反对北京段祺瑞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在东城铁狮子胡同段氏执政府门前为段镇压。执政府卫队开枪打死学生四、五十人,造成“三?一八”惨案,激起了国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怒潮。随后,奉军和再起于武汉的吴佩孚直军联合,压迫京津地区的国民军,迫其退出。4月15日,国民军退出北京,扼守南口,奉军进驻北京。组织奉直联合政府。段祺瑞下台。先由原外长胡惟德兼代国务总理。5月13日,由颅惠庆组阁。同时,奉、直联军进攻南口,发生南口大战。6月22日,颜阁改组,海长杜锡硅兼国务总理。28日张怍霖、吴佩孚入京会谈。吴旋至前线,率军进攻怀来,以拊南口国民军之背。

江浙地区孙传芳五省联军占领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地盘,为后起直军,又称“新直军”,声势正盛。孙并建立士官学校,自兼校长,招收高中毕业生入学,共办三期,培养二千余名官佐,实怀有“大志”。但孙和吴佩孚并不一心,更不拥戴吴统一中国之梦想,而是自己欲成一统。四川、云、贵军阀,局处出西南,暂时无与中原之事。

同年(1926年)1月4日晚7时,蒋在国民政府晚间公宴上提出北伐建议。他建议北伐军北上武汉为第一目标。同时东联孙传芳,使其暂时中立。北联湘、赣军,阻吴南下。然后兴师北伐。并认为本年内即可以统一中国。他说:“果能永远亲爱团结,则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又说:“深信我们中国国民党必能统一中国,而且在本年内就可以统一。”在这个讲话中,他提出“收复北京,奉迎总理灵榇至南京紫金山安葬”,以鼓动人心、军心。此次讲话中蒋不再说什么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相同的话了,而是说:“统一中国的只有本党。……中国自然以三民主义为惟一的主义”了。蒋正一步步地准备弃去联俄容共政策。3月20日事件之后,又于4月3日向在上海召开西山会议,第二次会议的全体代表致电,暗表反共决心。云:“中正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惟革命是从,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或障碍革命之进行者,必视其力之所及,扫除而廓清之,巩固党国而慰我总理与已死诸同志在天之灵。耿耿此心,惟共鉴之。”同日又向中央提出北伐建议,主张于六、七月之交开始北伐。其理由是乘国奉直大战未结束时,举兵北伐;如果国民军失败,奉军占领京津地区稳固以后,吴、孙势力必在英帝国主义操纵下互相联结,共同盘据华东与华中;继则英、日、法必助唐继尧于云南壮大,牵制广东,如此而再举兵北伐,就至为困难。因此,北伐之期不可再行延缓。他说:“总之,列强在华,对于北方国民军处置既毕之后,其必转移视线,注全力于两广革命根据地无疑;且其期限,不出于三月至半年之内。”

他的具体策略是:

一,联络北方国民军,使其退守西北,保存固有实力。

二,联络苏俄,以增进革命势力。

三,联络川黔,牵制滇、鄂两军。四,联合湘、赣,结成攻守同盟,并共同出兵,牵制吴佩孚军队,力阻其南下。

五,联络孙传芳,使其中立,不为吴氏所用。

六,决定于三个月内完成北伐准备工作。于国民军未被消灭之时,进行北伐,“一举而占而武汉,则革命前途尚有可为”。

同时,又提出,共产党人不许在国民党内组织小团体,不许共产党员运动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否则,一经查出即处以严律。凡信仰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必须退出军队。共产党员必须尽忠于三民主义。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人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这说明蒋已步步为营,一步紧似一步地将中共党人从军队和中央部门挤出,为他控制军队和中央作准备。对此,蒋真是有条不紊,又咄咄逼人,而中共则步步退却。

关于苏联顾问,蒋予以限制,规定苏联顾问不得任行政官职,只能以顾问资格辅助中国革命,不能处于支配地位,要由中国革命政府自己处于主动地位。这一提议和规定,颇得国民党人支持和赞扬。李宗仁对这一措施,就深为赞许。他说他一到广州,就对苏联顾问的权力和影响之大,深感不快。

李宗仁于同年5月10日抵达广州时(蒋介石已为军委会主席,但仍不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然因汪已出走,他正是当时“广州的中心人物”),蒋认为马上北伐是很困难的。他对李说:“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李宗仁说:“蒋氏说时,似有无限感慨,但是他这回答,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泼了我一头冷水。……经过这一段的观察和谈话,我才知道广州方面对北伐毫无准备。所谓北伐,在广州连影子也看不到。而我军却早已入湘,在衡阳一带,打得炮火连天。……而中央方面对我的请求的反应,却太使我伤心了。”这说明蒋虽屡次提出北伐建议,但于5月上旬,或11日,开二届二中全会之前,仍是无意北伐,也并未做北伐准备。这原因当然是内争未结束,蒋尚未完全取得中枢大权。

这时李宗仁谈了他对蒋的印象。他说:“我对他的印象是严肃、劲气内敛和狠。其后我在广州珠江颐养园和白崇禧聊天,白氏问对蒋先生的印象。我说:‘古人有句话,叫做,“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白氏对我这评语也有同感。”

关于苏联顾问对北伐的态度,《秘录》和黎东方的《序传》等均谓其坚决反对北伐,并说其用意是恶的,目的一则是使“蒋公的军事力量被限制在广东”;“二则是希望中共的党多有一点时间在广东以外,尤其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各省,完全掌握中国国民党党部,与民众团体,以及若干渗透到军阀部队内部秘密工作的单位。”

苏联颐问对北伐的意见,据中共党人回忆,一致不同意马上北伐,认为应多准备些时间,加仑将军认为只能打到武汉。鲍罗廷则认为应沿京广线北进,接应冯玉祥,建立西北、西南广大根据地,然后再和帝国主义各国相周旋,因而不赞成蒋介石向长江下游地区发展。

而蒋介石以后所以向长江下游发展,自然是要脱离苏联,加紧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联系,从而进行反苏反共活动,建立他蒋氏的南京国民政府。张国焘在回忆鲍罗廷时,认为蒋在广州开始北伐前,就已暗中和英国、日本接触。他说:“北伐应循粤汉、京汉线北进,抑或向沿海东南各省同时发展,是鲍罗廷与蒋氏间的主要冲突。当时蒋氏似已秘密委托他在广州和上海的朋友们,设法与英、日列强接触,鲍罗廷对此已微有所闻。但蒋氏讳莫如深,蒋氏不重视鲍罗廷所谓避免过早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的意见,似也露出了他的外交政策将有转向的迹象。”

蒋介石向长江下游发展的目的,就是如张氏之言,其转向虽发生在南昌,但在广州时,当已有暗中活动。

李宗仁就自己在广州的观感则有如下感想和意见:“我和蒋先生谈后,便连日分访中央各要人,酬酢几无虚日。惟其对中央党派暗讧余波未息,更无人对北伐发生兴趣。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后,国共两党裂痕亦渐暴露。俄顾问对北伐的态度极为谨慎,既不赞成,也不公然反对。中国共产党虽未公开反对北伐,但陈独秀所办的机关报《向导》周刊社论却说北伐时机未成熟。所以我在广州,颇有吾道甚孤之感。”如此看来,苏联顾问和中共并未像上面说的那样公开而坚决地反对“蒋的北伐”;但蒋也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一直坚决主张早日北伐。当时代理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张静江,在李宗仁向他陈述北伐重要性时,也表示应从长计议,和蒋的态度完全一致。至于谭延闾和程潜,则明白地表示反对北伐;并对唐生智仍是余怒未息,更反对援唐之说。谭说:“你要唐生智加入革命,他恐怕靠不住吧!”程潜则说:“你想唐生智那小子他能加入革命吗?……且让吴佩孚把他打败了,我们好去收编他的部队,然后我们再定计北伐不迟。”李宗仁对他们俩劝说了半天,两人仍然对北伐“不表示兴趣”。此知其他国民党要人中,也有人不赞成北伐,不独苏联顾问、陈独秀对北伐无兴趣。

李对鲍罗廷访问后,知鲍逻廷表示北伐需从长考虑,和张静江等是一个意见。但李认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反对北伐应为两种估计:从善意看,是怕国民革命军力量小,敌不过北伐军;从恶意看,则是怕中国国民党力量壮大太快,对己不利,而自己力量尚未壮大起来。

其实,蒋于1924年就因自己尚未掌握中枢大权,就坚决反对孙中山北伐。现在蒋虽升任军委会主席,但仍未出任国民革命总司令,总之军事指挥大权尚未在握,也不赞成马上北伐。因此,在1926年5月中旬,广州国民党中央和军中长官们,均对北伐没有兴趣。

在此情况下,独有李济深热情支持北伐,使李宗仁真是感激涕零。李宗仁各处碰壁后,又对老乡李济深深谈北伐之事。某晚他半正经半玩笑地向李济深建议说:“你的第四军可否自告奋勇,抽掉两个师先行北上,待稳定湘南、湘东防线之后,……催促中央决定北伐大计。”李济深听完李宗仁的话以后,便“脱口而出,连声说赞成此一办法”。次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李宗仁列席参加,以三大理由,陈述立即北伐之大计。其三理由如下:

(一)国民军与奉、直联军大战和孙传芳独树江浙不附吴佩孚之机可乘。否则吴佩孚坐大,巩固三湘之后,孙传芳必和吴一致行动,北伐时机将一去不返。

(二)两广统一之余威可用;否则一旦偷安苟情,则士气低落,无以为用。

(三)第七军已策动唐生智附义,对赵恒惕部将叶开鑫作战,但唐尚不坚定,一面求桂军援湘,一面又派人向吴佩孚说情,求得凉解。而吴必助叶攻唐,以击两广。如不马上北伐,待唐氏一败,两广危殆,更无法取道湖南北伐。

然后又陈述当时第七军已在湖南节节胜利,长沙在望,如果中央不挥师北伐,则第七军孤军深入,实难持久,一旦败北,“粤、桂边境定受威胁,而云南唐继尧和福建周荫人也必伺隙蠢动谋我。若两广四面受敌,前途将不堪设想了。”因此,李宗仁最后坚定地说:“故请中央速定大计,克日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