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马坊，在益阳古城内，现在是一座教堂的所在。关于它的来历，街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元朝末年，一甘肃马商从大月氏（伊朗）贩运一群马匹途经益阳，前往江西洪都府（今江西省南昌市）军需处做军马生意。一路上，马商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自不必说，但还只到益阳，便遇到从江西潮水般涌来的人群。经打听，都说是洪都府地界的朱元璋与陈友谅打起来了，他们是逃难过来的。此时此刻，面对兵荒马乱的情景，甘肃马商犹豫了。他想：这批马若此时送往洪都府，岂不等于抱薪救火？当下决定，暂将马匹寄养在益阳，先只身前往打探个究竟。费尽了一番周折，终于在益阳城内找到了愿意收留马匹的一曹姓人家，并与他达成协定：马群寄养在曹家，寄养费用按市价给付，寄养时间少则半月，多则一月。于是，商人放心地骑马上路了。
谁知刚抵达江西南昌，马商便被朱元璋的军队疑为奸细扣押，虽然大难不死，但直到战事结束后才放出来。甘肃马商再到益阳时，时间已过三月有余。所幸的是，马群一匹不少，而且由于主人的悉心照料，一匹匹马儿都膘肥体壮。甘肃马商向曹家说明了情况，除支付了原先的寄养费外，还补足了延期寄养的费用，然后双方交接完毕。当赶马出门时，马商却发现了一些异常。其中五匹是驯养过的军马，虽毛色相同，但鞍鞯和马掌差别明显，而且，军马与生马的市价也相差数倍。于是，马商忙把老曹喊来问个究竟。老曹见马匹调换之事已露破绽，便不得不道出事情的原委来。原来，世居益阳的老曹家根本不会养马，洞庭湖一带只有养牛从事水稻耕作的习惯，马匹饲养数量很少。当初老曹以为北方的马匹跟南方喂牛差不多，加之当时主人言辞恳切，才接下了这桩委托的。谁知甘肃马商才走，马群就不吃东西了，老曹不得不接兽医诊治。可兽医只知医牛，马却不太懂，结果越医越糟。老曹又只得四处走访，终于找到一位懂得医治马疾的人。等到他进门，已有五匹马陆续死去。马医一来，自然药到病除，并且他还特别告诉了老曹一些养马之道。老曹又高兴，又担忧：马群虽然医治好了，老曹也学会了如何养马，可死了的五匹马怎么办？于是，老曹便将那五张马皮张挂起来重金悬赏，四处寻访毛色相同的马。好在此时不断有元兵败逃，见有这等广告，便高价将马卖给了老曹。等老曹将这五匹马凑齐，正好是马商约定的一月之内，老曹庆幸自己能够交差了事，心里盼望着马商快点回来——现在既然自己善意的欺骗已被识破，老曹只好如实相告，并且央求马商帮助自己把藏在后院地窖的五张生马皮处理好。
甘肃马商听完老曹的讲述，看了那一张张风干了的马皮，显得非常激动。益阳这地方，竟有如此讲信义重承诺之人，这五匹马的来历不知道则罢，今知道前因后果，再要这五匹马，还算个人吗？马商心里想。于是，马商不由分说，当即返回马群找出五匹马拴在马棚的柱子上。这下，倒弄得老曹不依了，他满脸涨红，争辩道：
“我既然接手答应你寄养，马匹自然应该完好无损。死了的五匹是我的责任，按缺补齐是应尽的本分，我若将此五匹马留下，等于不信不义。”
“我已超过时间两个多月，你把马扣下一半都应该，哪还能要你买军马来贴钱赔偿我？”
“迟来责不在你，况且马是在一个月之内死的，出门遇兵荒马乱哪有不出意外的？”
“岂有此理？”
“……”
马商与益阳老曹各执理不让，难解难分，最后，马商只好请求官府来公断是非曲直。
当益阳的县令接到这桩奇怪的君子诉讼时，也十分感动。于是，亲自来到马棚，听完各自的陈述，判决如下：五匹马因属有籍军马，归朝廷按军马价收养，暂还寄养在老曹家原地，马银归老曹。老曹则将马皮和应折合的卖马肉银子算给甘肃马商。双方此段义举，由本县令写出表彰，上报朝廷。
对于这个判决，老曹虽还有话要说，但马商拍手称善，于是也就只好默认了。县令断罢，觉得意犹未尽，挥笔在马棚题上四字：五马义坊。
不久，朝廷谕旨传来，对此桩义举予以表彰，并将此地命名为“五马坊”。从此，五马坊善名远播，妇孺皆知。不过，这是一年以后的事了，此时的益阳，已成为明朝的天下。因此，“五马坊”的正式命名当在洪武二年（1369）。
崇祯二年秋（1629），相传益阳进士谢锡贤曾在五马坊题诗一首，诗曰：“重信不重金，百年留义名，天下若效此，陶然享天平。”
从此以后，五马坊成了益阳人重信义的代名词。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基督教新教开始传入县境，挪威籍牧师原明道、益阳籍教徒刘复生来县传教布道，在县城头堡建福音堂。1904年，挪威人大概也是基于五马坊美丽感人的故事，在五马坊建信义会总堂，成立“湘中信义会”。五马坊，在故事发生近600年之后，又演绎出了一曲中西合璧的信义传奇。（根据邓亚龙同名故事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