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的一天，益阳县余家院子的余达才喜得贵子，取名余昭明。乡下的习惯是，命大的孩子，总是要找个干爹干妈，或者找个祭拜的对象求得神灵庇佑，最好把名字也改改，叫做命理相容，托贵人的福。这样，这位叫昭明的孩子以后陆续就有了余鹤林、余繁、汤庞、余自叶等一长串名字。要知道，在余达才妻子刘氏生养的十二个子女中，存活下来的仅两女一男，即裕春、也明和昭明。满崽昭明出生时，徐家家境贫寒，全靠男主人余达才卖布为生。后来，余达才托人谋到了本县二里马迹塘镇团防局长的差事，家中景况才逐渐好转。昭明六岁时开始在家乡兰溪读书，1922年到省城长沙妙高峰中学就读；三年后，考取了湖南华中美术学校。
1926年春上，益阳同全国各地一样，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在弟弟余璜的影响下，余达才带领全家投身到这一革命洪流之中。年少的昭明也回到家乡，开始为革命事业四处宣传，不久进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第三分校学习。“马日事变”后，湖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昭明家的几位亲人相继被杀害、饿死，处境凶险的昭明在未婚妻汤咏兰的帮助下离开了家乡，踏上辗转天涯的漂泊之路。这一年他还不满18岁。他一路流浪，先后逃到南京、上海，其间学过道、当过兵、要过饭、干过苦力，任过小学教员和报馆编辑，遍尝人生艰辛。幸好在逃亡路上偶遇启蒙老师卜息园，才结束了行踪不定的漂泊生活。在卜息园的介绍下，发奋上进的昭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昭明跟随老师回湖南开展革命工作，不幸的是，卜不久就在湘阴被捕牺牲。在家乡已无栖身之所的昭明只好重回上海，并将生活无依的母亲刘氏接来。1931年回沪后昭明一度受组织指派到浙江温州搞武器，组织红军师，被国民党军警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逮捕。未婚妻汤咏兰千里迢迢赶到上海探监，营救昭明，后由党组织成功救出。出狱后，昭明与汤咏兰结婚，先后生下儿子天定、雪驹和女儿蒂丽。
1933年，昭明和陈企霞一道，相继创办《无名文艺》旬刊和月刊。是年6月1日，昭明第一次发表短篇小说《丰收》，登载于《无名文艺月刊》的创刊号上，笔名用叶紫。据说笔名取自其祖母的叶姓，紫是血的象征，寓指自己从血泊人生中攀爬过来。从此，余昭明改姓名为叶紫。《丰收》的发表，引起当时文坛的注目。同月，由谭林通和女诗人关露介绍，他加入了由鲁迅主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周建人的引荐下，叶紫得到鲁迅的赏识和扶助，后来两人发展成亦师亦友的关系。1935年3月，叶紫自费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丰收》，鲁迅欣然为《丰收》作序。集子收入《丰收》、《火》、《电网外》、《夜哨线》、《杨七公公过年》和《向导》，一共六个短篇。1936年12月，叶紫又出版中篇小说集《星》。1937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小村一夜》，收录《偷莲》、《鱼》、《山村一夜》、《湖上》、《校长先生》、《电车上》等六个短篇。
1935年，贫病交加的叶紫因患肺结核住院，并不富有的鲁迅在经济上给予极大的支助，给付银洋50元。1936年10月，鲁迅逝世时，重病中的叶紫未能赴丧，含泪在病榻上写下《哭鲁迅先生》的悼词。
1937年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生活窘困的叶紫拖着病体，带着家小回到益阳的兰溪老家。1939年10月5日，才华横溢的作家叶紫在贫病交加和满腔悲愤中含恨离世，年仅29岁。
叶紫逝世后，草草下葬在老家屋后的稻田之中。1952年，益阳县人民政府将其遗骸迁葬于会龙山对面的白鹿山顶。墓前立了一块高1.3米、宽0.7米的墓碑，并用水泥修筑了一个简单的墓园，供人凭吊。不幸的是，“文革”期间，市自来水公司在山顶修蓄水池和办公楼时，整个墓园被毁，遗骸散失，不知所终。
1983年，在益阳资江一桥的桥头，人们在修建益阳文渊和裴公亭景点时，也修建了叶紫纪念台。是年6月动工，10月竣工。建筑造型呈笔架的“山”形，笔尖似利箭刺向苍穹，寄予了一位革命作家的崇高理想信念。台宽7米，长15米，上刻鲁迅先生《叶紫作〈丰收〉序》全文，湖南省文联主席康濯题写了“叶紫纪念台”碑铭。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在阳光下非常醒目。对于身世凄凉、一生困顿的作家，叶紫纪念台能够保留至今，这算是对作家一种最好的尊重。
当然，令作家慰藉的还有他用血和泪写就的作品，已由中央电视台拍摄成32集电视连续剧《星火》。电视剧播出后，收视率奇高，这说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作家和他的创作世界并没有远离人们的视线。也许，这是唯一可以让这位与命运抗争的作家在天之灵感到慰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