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朋友华生的某些想法虽然为数有限，却是执拗得出奇。很久以来他就一直鼓动我自己写一篇办案记录。这也许是我自找的，因为我常常借机会指出他对案件的描述过于肤浅，并且指责他不严格遵守事实和数据，而是去迁就世俗的趣味。“你自己来试试吧！”这就是他的反驳。而轮到我提起笔来的时候，我也不得不承认，内容确乎是必须以一种吸引读者的方式来加以表达。下面记录的这件案子看来必然会吸引读者，因为它是我手里最稀奇的一件案子，而碰巧华生在他的集子里没有收进它。谈到我的老朋友和传记作者华生，我要在此做一点说明，我之所以在我微不足道的研究工作中不嫌麻烦地添一个同伴，那不是出于感情用事和异想天开，而是因为华生确有其独到之处，但出于本身的谦虚以及对我工作的过高评价，他在记录中总是忽略了他自己的特色。一个能预见你的结论和行动发展的合作者总是有危险性的，但如果每一步发展总是使他惊讶不止而未来总是使他迷糊，那倒确实是一个理想的伙伴。
根据我笔记本上的记载，下面要讲述的案件发生在一九○三年一月，即英布战争（英国与南非德兰士瓦省和奥兰治自由洲的白人布尔人在南非发生的武装冲突。--译者注）刚刚结束之际，詹姆斯·M.多德先生来找我。他是一个魁梧挺拔、精神饱满、皮肤黝黑的英国公民。当时，忠实的华生由于结婚而离开了我，这是在我们交往过程中我所知道的他唯一的自私行为。当时我是一个人。
我的习惯是背靠窗子坐，而请来访者坐在我对面，让光线充分对着他们。詹姆斯·M.多德先生似乎不知道怎样开场。我也无意引导他，因为他的缄默给我更多的时间去观察他。我觉得使主顾感到我的力量是有好处的，于是我就把我观察的结论告诉了他一些。
“先生，看来你是从南非回来的。”
“不错，不错。”他惊讶地回答道。
“义勇骑兵部队，对不对？”
“正是。”
“一定是米德尔塞克斯军团。”
“完全正确。福尔摩斯先生，你真是个占卜师。”
我对他的惊讶微微一笑。
“如果一位健壮的绅士进我屋来，肤色晒得黑得超过了英国气候所能达到的程度，手帕放在袖口里而不是放在衣袋里，那就不难看出他是从哪儿来的。你留着短须，说明你不是正规军。你的体态是骑手的体态。至于米德尔塞克斯嘛，你的名片上说你是思罗格莫顿街的股票商，你还能属于别的军团吗？”
“你真是洞察一切，令人佩服。”
“我和你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我惯于对观察到的细节加以分析而已。不过，你当然不是来跟我讨论观察术的。不知在图克斯伯里旧庄园那儿出了什么事？”
“福尔摩斯先生！你--”
“没什么奇怪的，先生。你信上的邮戳是那里的，既然你迫不及待地约我见面，那显然是出了什么关系重大的事儿了。”
“不错，确实是这样，不过信是下午写的，那以后又发生了许多事情。要不是埃姆斯沃斯上校把我给踢出来的话--”
“踢出来？”
“唉，差不多。这是个硬心肠的人，这个埃姆斯沃斯上校。他当年是个最厉害的军纪官，而且那是一个流行骂粗话的时代。要不是看在戈弗雷的面子上，我绝不会容忍老上校的无礼。”
我点燃烟斗，往椅背上一靠。
“你能说得更明白一些吗？”
“我还以为我真的什么都不用说你就全知道了呢。”他笑着说道，“我还是把事实情况都说出来吧，我真希望你能告诉我这些事情到底说明什么问题。我整整一夜没合眼在拼命想这事儿，却越想越觉得奇怪。
“两年以前，也就是一九○一年一月参军的时候，戈弗雷·埃姆斯沃斯也参加了我们中队。他是埃姆斯沃斯上校的独生子，上校是克里米亚战争中维多利亚勋章获得者，儿子身体里流着军人的血液，所以也参加了义勇骑兵。在整个军团里也找不出比他强的小伙子了。在同甘共苦的战斗生涯中，我们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友谊。后来在比勒陀利亚界外的戴蒙德山谷附近的一次战斗中，他中了大号猎枪的子弹。我接到从开普敦医院发出的一封信，还有从南安普敦寄来的一封信。后来就没有下文了，音信全无，福尔摩斯先生，六个多月没有一封信，而他是我最知己的朋友。
“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大家都回到英国，我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问戈弗雷的情况。没有回音。我等了一阵子，又写了一封信。这回收到了一封简短的、语气干巴巴的回信，说是戈弗雷航海周游世界去了，至少一年内回不来。
“福尔摩斯先生，这没法儿让我安心。这事儿透着稀奇。戈弗雷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绝不会就这么随便把知心朋友给忘了。这不像他的所作所为。我听说他是一大笔遗产的继承人，他和他父亲的关系并不是很融洽。他父亲也就是埃姆斯沃斯上校，他的脾气有些怪，而戈弗雷的火气又有点大。我对那封回信心存疑虑。所以，在我处理完自己家里的一些杂事后，上星期我才开始着手调查戈弗雷这档子事儿。不过，既然我要办这个事儿，我就把别的事一股脑儿都给放下了，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詹姆斯·M.多德先生似乎就是那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人。他那对蓝眼睛咄咄逼人，紧绷的方形下巴透着坚毅。
“那么，你采取了什么步骤？”我问他。
“我的第一步是到他家--图克斯伯里旧庄园--去亲自看看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于是我先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因为他父亲让我受够了--而且来了一个正面攻击：我说戈弗雷是我的好朋友，我可以告诉她许多我们共同生活的有趣情况，我路过附近，能否顺路拜访一下？诸如此类。我收到一封相当热情的回信，说可以留我过夜。于是我星期一就去了。
“图克斯伯里旧庄园是个偏僻地方，无论在什么车站下车都还有五英里的距离。车站又没有马车，我只得步行，还拿着手提箱，所以傍晚才走到那里。那是一座大庭院，房子建得鳞次栉比，地形很复杂。我看这宅子是各个时代、各种建筑的大杂烩，从伊丽莎白时期半木结构的地基开始，一直到维多利亚的廊子，什么都有。屋里都是嵌板、壁毯和褪色的古画，是一座十足的阴森神秘的古屋。有一个老管家拉尔夫，年龄仿佛和屋子一样古老，还有他老婆，更古老。她原先是戈弗雷的奶母，我曾听他谈起她，她在他心中的地位好像仅次于母亲，所以尽管她模样古怪，我还是对她有好感。我也喜欢他母亲--她是一个极其温柔的、小白鼠似的妇女。只有上校令我瞧着别扭。
“一见面我们就干了一场架。本来我立刻就想回车站，但一想，我要走了，正好合了他的心意，这才没走。当仆人直接把我带到他的书房时，他正坐在乱七八糟的书桌后面。我见他身躯高大，肩背佝偻，肤色烟黑，胡子蓬乱，带红筋的鼻子像鹰嘴般突出，两只灰色的凶眼睛从浓密的眉毛底下瞪着我。一见之下我才理解，为什么戈弗雷难得提起他父亲。
“‘先生，’他以一种刺耳的声音说，‘我想知道你这次来访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
“我说我已经在给他夫人的信中说清楚了。
“‘不错，不错，你说你在非洲认识戈弗雷。当然，这话我们可只是听你说的。’
“‘我口袋里有他写给我的信件。’
“‘请让我看一看。’
“他把我递给他的两封信看了一遍，随手又扔给了我。
“‘好吧，那又怎样？’
“‘先生，我和你儿子戈弗雷是好朋友，共同经历的许多回忆把我们凝集在一起，但他突然失去了音信，我能不奇怪吗？我希望打听他的情况不是很自然吗？’
“‘先生，我记得我已经跟你通过信，已经告诉你他的情况。他航海周游世界去了。他从非洲回来，健康情况不好，他母亲和我都认为他应该彻底休养，换换环境。请你把这个情况转告给一切关心他的朋友们。’
“‘一定照办，’我说，‘不过请你把他乘坐的轮船和航线的名称告诉我，还有起航的日期。说不定我可以设法给他寄一封信去。’
“我的这个请求似乎使主人又为难又生气。他的浓眉毛低落到他的双眼上面，他不耐烦地用手指敲着桌子。他终于抬起头来，那神气颇像一个下棋的人发现对手走了威胁性的一步棋而他已决定怎样去应付。
“‘多德先生，’他说，‘你的固执会使许多人都感到无礼，并且会认为你已经达到无理取闹的地步。’
“‘请你务必原谅我，这都是出于对你儿子的友情。’
“‘当然。我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不过我必须请你放弃这些请求。家家都有自己的内情，无法向外人说清，不管是多么善意的外人。我妻子非常想听听你讲戈弗雷过去的事，但我请求你不必管现在和将来的事，这种打听没有益处，只会使我们处境为难。’
“你看，福尔摩斯先生，我碰了钉子，毫无办法绕过它。我只好装作同意他的意见，但我心里暗自发誓不查清我朋友的下落绝不善罢甘休。那天晚上十分沉闷，我们三个人在一间阴暗的老屋子里默默无言地进餐。女主人倒是热切地向我询问有关她儿子的事情，但老头子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我对这件事感到十分不快，因此早早地辞别主人回到自己的客房。那是楼下一间宽敞空荡的屋子，像宅内别的房间一样。但是在南非草原生活一年之后谁也不会十分讲究居住条件了。我打开窗帘，朝园子望去，发现外面竟是晴朗之夜，那半圆的月亮悬挂在空中。后来我坐在熊熊的炉火旁边，打算借桌上放着的台灯来读小说以分散一下我的心思。可是我被老管家拉尔夫打断了，他拿来一些备用煤。
“‘先生，我怕你夜间需要加煤。天气挺冷，这间屋子又不保暖。’
“他没有立刻走出去，却在屋内稍作停留，当我回头看他的时候，他正站在那里瞧着我，仿佛心事重重的样子。
“‘对不起，先生，我禁不住听了你在餐桌上谈论戈弗雷少爷的事儿。你知道，我妻子当过他的奶母，所以我差不多可以说是他的养父，当然很关心他。你是说他表现很好吗，先生？’
“‘他是全军团里最勇敢的人之一。有一次他把我从布尔人的枪林之中拖了出来，要不是他，我今天也许就不在这儿了。’
“老管家兴奋地搓着他的瘦手。
“‘是的，先生，正是那样，戈弗雷少爷就是那个样子。他打小就有勇气。庄园的每一棵树他都爬过。他什么也不害怕。他曾是一个好孩子，是的，他曾是一个棒小伙子。’
“我一下子跳起来。
“‘嘿！’我大声说，‘你说他曾是棒小伙子。你的口气仿佛他不在世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戈弗雷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抓住老头儿的肩膀，但他退缩开来。
“‘先生，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请你问主人吧，他知道。我不能多管闲事。’
“他刚要走出去，我拉住了他的胳臂。
“‘听着，’我说，‘你非得回答我一个问题才能走，要不我就拉住你一夜不放。戈弗雷是死了吗？’
“他不敢直视我的眼睛。他像是被施了催眠术。他的回答是勉强从嘴里硬挤出来的，那是一个可怕的、出人意料的回答。
“‘我宁愿他是死了的好！’他喊道。说着他使劲一扯，就跑出屋去了。
“福尔摩斯先生，你当然可以想象，我回到我原来坐的椅子上，心情是好不了的。老头儿刚才说的话对我来说只有一种解释。显然我的朋友是牵涉到什么犯罪事件，或者至少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儿，关乎家庭的荣誉了。严厉的父亲于是就把儿子送走，把他藏了起来，以免丑闻外扬。戈弗雷是一个不管不顾的冒失鬼。他往往受周围的人影响。显然他是落入了坏人之手并被引向犯罪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是非常可惜的，但即使如此，我也有责任把他找出来设法帮助他。我正在这样焦急地思索着，猛一抬头，只见戈弗雷就站在我面前。”
我的委托人讲到这里沉思着停了下来。
“请你讲下去吧。”我说，“你的案子有一点很特别的地方。”
“福尔摩斯先生，他是站在窗外，脸贴着玻璃。我刚才跟你说过我曾向窗外看夜色来着，窗帘一直半开着。他的身影就在帘子打开的地方。那是落地大窗，所以我可以看见他整个的身形，但使我吃惊的是他的脸。他面色惨白，我从没见他这样苍白过。我猜想鬼魂大概就是那个样子。但是他的眼睛对上了我的眼睛，我看见那是活人的眼睛。他一发现我看着他，就往后一跳，消失在黑夜里了。
“这个人的样子有一种十分令人吃惊的东西。倒不仅是那惨白如纸的面孔，而是一种更微妙的东西--一种见不得人的、罪责感的东西--这可完全不像我所熟知的坦率痛快的小伙子。我感到恐怖。
“但是一个人要是当了两年兵，成天和布尔人打交道，他的胆子是吓不坏的，遇见变故就会立即行动起来。戈弗雷刚一躲开，我就跳到窗前。窗子的开关不灵了，我花了一点时间才把它打开。随后我就钻跃出去，飞快地跑到花园小路上，朝着我认为他逃走的方向追去。
“这条小路很长，光线又有点暗，但是我总觉得前面有东西在跑。我向前冲上去，叫着他的名字，但是没有用。我跑到小径的尽头，这里有好几条岔路通向几个小屋。我犹豫了一下，这时我清楚地听见一扇门关上的声音。这声音不是来自我背后的屋子，而是从前方黑暗处传来的。福尔摩斯先生，这就足以证明我方才看见的不是幻影。戈弗雷确实从我眼前逃走了，并且关上了一扇门。这一点确信无疑。
“我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这一夜我过得非常不安宁，心里一直在盘算这个问题，打算找到一种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第二天我觉得老上校的态度多少缓和了一些。既然女主人声称附近有几个好玩的去处，我就趁机问道，我再停留一晚是否可以。老头子勉强默许了，这就给我争取到一整天的时间去进行观察。我已经十分肯定地知道戈弗雷就在附近的什么地方藏着，只是具体的地点以及躲藏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
“这座楼房又大又曲折，即使在里边藏上一个军团也没人知道。如果人是藏在楼房内部，那我是很难找到他的。但是我听见的门响不是在楼内。我只有到园子里去寻找这个秘密。这倒不难做到，因为那几个老人在忙着自己的事情，这就使我能去施行我的计划了。
“园子里有几个小屋，但是在园子尽头有一座稍具规模的建筑--足够园丁或护林人居住的了。难道是从这里发出的关门声响吗？我装作不经心的、仿佛随便散步的样子朝它走了过去。这时，一个矮小利落、蓄着胡须、身穿黑衣、头戴圆礼帽的男子从那屋门里走了出来，看样子不像园丁。不料他出来后就把门反锁上，把钥匙放在口袋里了。他一回身，发现了我，脸上顿时现出吃惊的神色。
“‘你是本宅的客人吗？’他问我。
“我说是的，并且说我是戈弗雷的朋友。
“‘真可惜他旅行去了，否则他会非常愿意见到我的。’我又这么解释着。
“‘不错，不错。’他仿佛做了亏心事似的说着。‘改个时间再来吧。’他说着就走开了。但当我回头看时，他正躲在园子那头的桂树后面，站在那里观察着我。
“我沿着房子四周转了一圈，发现窗子被严密地遮挡着，这使人看来它似乎是空的。我不敢过分大胆地窥探，因为我知道我在受人监视着，如果不收敛一些，可能会因小失大，甚至被轰出去。因此我折回到楼内，等着晚上再继续侦查。到天色大黑，人声寂静之后，我就从我的窗口溜了出去，悄悄地朝那神秘的住所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