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刚站了一刻钟，先生。’警察说道，‘这段时间只有一个人经过，是一个高个子老妇人，披着一条佩兹利披巾。’
“‘啊，那是我妻子，’看门人高声喊道，‘没有别的人过去吗？’
“‘没有了。’
“‘这么说，这个小偷一定是从左拐角逃走了。’这个家伙扯着我的袖子喊道。
“可是我并不相信，而他企图把我引开，反而增加了我的怀疑。
“‘那个女人是往哪边走的？’
“‘我不知道，先生，我只注意到她走过去，可是我毫无理由去注视她。她似乎很匆忙。’
“‘这有多长时间了？’
“‘啊，没有几分钟。’
“‘不到五分钟吗？’
“‘是的，不到五分钟。’
“‘你是在浪费时间，先生，现在每分钟都很重要。’看门人高声喊道，‘请相信我，这事绝对和我的老婆没有关系，快到这条街的左边去找找吧。好，你不去我去。’说着，他就向左方跑去了。
“可是我一下子追上去，扯住他的衣袖。‘你住在哪里？’我问道。
“‘我住在布里克斯顿的艾维巷十六号。’他回答道，‘希望你不要被假象迷惑，费尔普斯先生。我们到这条街的左边去打听一下吧。’
“我想，照他的意见做也没有什么坏处，我们两人和警察急忙赶过去，只见街上人来人往，人们都想在这阴雨之夜早些回到家，没有一个闲人能告诉我们谁曾经走过。
“于是我们又返回外交部，把楼梯和走廊搜查一遍，可是毫无结果。通往办公室的走廊上铺着一种米色漆布，一有脚印就很容易发现。我们检查得非常仔细，可是连一点脚印的痕迹也没有找到。”
“那天晚上一直在下雨吗？”
“大约从晚上七点钟开始下的雨。”
“那个女人大约在晚上九点钟进到室内，穿着带泥的靴子，怎么可能没有留下脚印呢？”
“我很高兴你指出这一点。那时我也想到了。这个杂役女工有个习惯，就是在看门人房里换上布拖鞋。”
“明白了。那么说，虽然当晚下着雨，却没有发现脚印，对吗？这一连串事件的确非常重要。下一步你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把房间也检查了一遍。这房间不可能有暗门，窗户离地面足有三十英尺。两扇窗户都从里面插上插销了。地板上铺着地毯，不可能有地道门，天花板是普通白灰刷的。我敢拿性命担保，无论是谁偷了我的文件，他只能从房门逃跑。”
“壁炉的情况怎么样呢？”
“那里没有壁炉，只有一个火炉。电铃正在我写字台的右首。谁要按铃都必须到我写字台右首去按。可是为什么罪犯要去按铃呢？这是一个难解的疑团。”
“这件事确实非同寻常。你们的下一步措施是什么呢？我想，你们检查过房间，看看那位不速之客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比如烟蒂、失落的手套、发夹或其他什么小东西，是吗？”
“没有这一类东西。”
“没有闻到什么气味吗？”
“唉，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
“啊，在调查这样的案件时，即使有一点烟草气味对我们也是很有价值的。”
“我一向不吸烟，只要屋里有一点烟味，我就会闻出来的。可是那里一点烟味也没有。唯一可以肯定的事实就是看门人的妻子，那个叫坦盖太太的女人，是从那地方慌忙走出来的，看门人也无法解释这件事，他只是说他妻子平常就是在这个时间回家的。警察和我一致认为，如果文件确实在那个女人手里，那我们最好趁她没把文件脱手就把她抓住。
“这时苏格兰场已接到警报，侦探福布斯先生立即赶来接手了这件案子。我们租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半小时就到了看门人告诉我们的地点。一个年轻女子开了门，她是坦盖太太的长女。她母亲还没回来，她把我们让进前厅等候。
“十分钟以后，有人敲门。这时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对这一点我只能责怪自己。这就是我们没有亲自开门，而是让那个姑娘去开。我们听到她说‘妈妈，家里来了两个人，说要见你’。接着我们就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走进过道。福布斯猛然把门推开，我们两个人跑进后屋也就是厨房，可是那女人抢先走了进去。她带着敌意望着我们，后来，突然认出了我，脸上浮现出一种十分惊讶的表情。
“‘是部里的费尔普斯先生！’她大声说道。
“‘喂，你把我们当做什么人了？为什么躲开我们？’我的同伴问道。
“‘我以为你们是旧货商呢。’她说道，‘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纠葛。’
“‘这理由是不够充分的，’福布斯回答道，‘我们有理由认为你从外交部拿走了一份重要文件，然后跑到这里处理它。你必须随我们一起到苏格兰场去接受搜查。’
“她提出抗议，进行抵抗，但都徒劳无功。我们叫来了一辆四轮马车。临走以前，我们先检查了这间厨房，尤其是厨房里的炉火，看看她是否在趁着她一个人的时候把文件扔进火里。然而，没有一点碎屑或灰烬的痕迹。我们一到苏格兰场，立即把她交给女搜查员。我好不容易才等到女搜查员送来了报告，可是报告说仍然没有文件下落。
“我这才开始意识到我的处境是多么可怕，迄今为止，我只顾行动，根本没顾上思考。我一直深信可以很快找到那份协定，因此我根本没有想到如果找不到，后果如何。可是现在既已一筹莫展，我就有空来考虑自己的处境了。这实在太可怕了。华生可能已告诉你，我在学校时，是一个胆怯而敏感的人。我想到与给我舅父和他内阁里的同僚带来的耻辱、给我自己和亲友带来的耻辱相比，我个人成为这个非常离奇的意外事件的牺牲品，又算得了什么呢？重要的是外交利益事关重大，绝不允许出一点意外的。我算毁了，毫无希望地可耻地毁了。我不知道我做了些什么。我想我一定把事态扩大了。我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当时有一些同事围着我尽力安慰着。有一个同事陪我一起乘车到滑铁卢，把我送上去沃金的火车。我相信，当时如果不是我的邻居费里尔医生也乘这次火车同行，那么那个同事会一直把我送到家的。这位医生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也确实多亏他这样照顾我，因为我在车站就已昏倒过一次，在我到家之前几乎成了一个语无伦次的疯子。
“你可以想象，当医生按铃把我家里人从睡梦中惊醒，他们看到我这副样子时的情景。可怜的安妮和我母亲几乎肝肠寸断。费里尔医生把刚刚在车站听侦探讲的事情由来，向我家人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但无济于事。谁都很清楚，我的病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治好的，所以约瑟夫就被迫匆忙地搬出了这间心爱的卧室，把它改成了我的病房。福尔摩斯先生，我在这里已经躺了九个多星期，不省人事，脑神经极度错乱，如果不是哈里森小姐和医生的悉心照顾，我想我现在是不可能和你们讲话的。她白天照看我，另雇一位护士晚上守护我，因为在我神经病发作时，我什么事都能做出来。我的头脑逐渐清醒过来，不过只是最近三天，我的记忆力才完全恢复。其实有时我甚至希望它不恢复才好呢。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经手这件案子的福布斯先生发了一封电报。他来到这里，向我说明，虽然他们用尽一切办法，却找不到任何线索；运用各种手段检查了看门人和他的妻子，也未能把事情弄清楚。于是警方又把怀疑目标落到年轻的戈罗特身上，就是那天晚上下班以后在办公室里逗留过很长时间的那个人。他实际上只有两点可疑：一点是他走得晚，另一点是他的法国姓名。可是，在他走之前，我还没有开始抄那份协定；他的祖先虽是胡格诺派教徒血统，但他在习惯和感情上，像你我一样，是英国人的。无论怎么说，也找不出什么确凿的证据说他有罪。于是这件案子就这样毫无进展了。福尔摩斯先生，我把最后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你身上了。如果你使我失望的话，那么我的荣誉和地位都将永远断送了。”
由于说话过久，病人疲惫地斜靠在垫子上，这时护士给他倒了一杯镇静剂。福尔摩斯后仰着头，双目微闭，默默不语。在一个陌生的人看来，似乎是无精打采的样子，不过我知道这表示他正在认真地思索着。
“你讲得很明白，”他终于说道，“我需要问的问题已经不多了。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还要弄明白。你把你要执行这一项特殊任务的事，告诉过什么人吗？”
“我谁也没告诉过。”
“比方说，这里的哈里森小姐你也没有告诉吗？”
“没有。在我接受命令和执行任务这段时间里，我没有回沃金。”
“你的亲友里没有一个人碰巧去看你吗？”
“没有。”
“你的亲友中有人知道你办公室的路径吗？”
“是的，那里的路径我都告诉过他们。”
“当然，如果你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有关协定的事，那么这些询问就没有必要了。”
“我什么也没讲过。”
“你了解看门人吗？”
“我只知道他原来是一个老兵。”
“是哪一团的？”
“我听说，是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的。”
“谢谢你。我相信能从福布斯那里得知详情。官方非常善于搜集事实，可是他们常常不会利用这些事实。啊，玫瑰花这东西多么可爱啊！”
他走过长沙发来到开着的窗前，伸手扶起一根低垂着的玫瑰花枝欣赏着。在我看来，这还是他性格中一个新的方面，因为我以前从未见过他对自然物表现出强烈的喜爱。
“天下没有比宗教更需要推理法的了。”他斜靠着百叶窗，说道，“推理法可能被推理学者们逐步树立为一门精密的学科。按照推理法，据我看来，我们对上帝仁慈的最高信仰，就是寄托于鲜花之中。因为我们的本领、愿望、食物，这一切首先都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这种花朵就不同了。它的香气和它的色泽都是生命的点缀，而不是生存的条件。只有仁慈才能产生这些不凡的品格。所以我再说一遍，人类在鲜花中寄托着巨大的希望。”
珀西·费尔普斯和他的护理人在福尔摩斯论证时望着他，脸上流露出惊奇和极度失望的神色。福尔摩斯手中拿着玫瑰花陷入沉思，这样过了几分钟，那位年轻的女子打破了沉寂。
“你看出解决这一疑团的希望了吗？福尔摩斯先生。”她用有点刺耳的声音问道。
“啊，这个疑团？”福尔摩斯一愣，思绪才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回答道，“如果否认这件案子复杂而又难解，那是愚蠢的。不过我可以答应你们，我会深入调查这件事，并把我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告诉你们。”
“你看出什么线索了吗？”
“你已经给我提供了七个线索，不过我当然必须先检验一番，才能断定它们的价值。”
“你怀疑哪一个人吗？”
“我怀疑我自己。”
“什么？！”
“怀疑我下结论太快。”
“那就回伦敦去检验你的结论吧。”
“你的建议非常妙，哈里森小姐。”福尔摩斯站起身来说道，“我想，华生，我们不能再有更好的办法了。费尔普斯先生，你不要抱过高的奢望。这件事是非常扑朔迷离的。”
“我迫切地等着再和你见面。”这位外交人员大声说道。
“好，虽然未必能带给你什么好消息，明天我还是乘这班车来看你。”
“愿上帝保佑你，”我们的委托人高声叫道，“我知道正在采取措施，这就给了我新生的力量。顺便说一下，我刚接到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一封信。”
“他说了些什么？”
“他语气冷淡，但并不严厉。我断定是因为我重病在身他才没有苛责我。他反复说事关绝密，又说除非我恢复了健康，有机会补救我的过失，否则被革职是肯定的了。”
“这是合情合理而又考虑周到的，”福尔摩斯说道，“走啊，华生，我们在城里还有一整天的工作要做呢。”
约瑟夫·哈里森先生用马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我们很快搭上了去朴次茅斯的火车。福尔摩斯一直在深思，默默无语，直到我们过了克拉彭枢纽站，他才说话：“真令人高兴，无论走哪条铁路线进伦敦，都能居高临下地看到这样一些房子。”
我以为他是在说笑话，因为这景色实在不堪入目，可是他立即解释道：“你看那一片孤立的大房子，它们矗立于青石之上，就像铅灰色海洋中的砖瓦之岛一般。”
“那是一些寄宿学校。”
“那是灯塔，我的伙计！未来的灯塔！每一座灯塔里都装满千百颗光辉灿烂的小种子，将来英国在他们这一代将更加富强。费尔普斯这个人不会饮酒吧？”
“我想他不会饮酒。”
“我也这样想，可是我们应该把一切可能都预料到。这可怜的人处境艰难，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救他上岸。你认为哈里森小姐怎么样？”
“她是一个性格刚强的姑娘。”
“对，可她是一个好人，不然就是我看错了。她和她的哥哥是诺森伯兰附近一个铁器制造商的仅有的两个孩子。去年冬天旅行时，费尔普斯与她订了婚，她哥哥陪同她来见费尔普斯的家人。正好出了这件不幸的事，她便留下来照顾未婚夫，她的哥哥约瑟夫·哈里森觉得这里相当舒适，也留了下来。你看，我已经做了一些单独的调查。不过今天一天，我必须进行调查工作。”
“我的医务……”我开始说道。
“如果你觉得你的那些医务比我这案件更重要……”福尔摩斯有些尖刻地说道。
“我是想说我的医务不妨耽搁一两天，因为现在是一年里最清淡的时候。”
“太好了，”福尔摩斯说道，他又恢复了高兴的心情，“那我们就一起来研究这件案子吧。我想应该从访问福布斯入手。他大概能讲出我们所要的一切细节，我们就知道该从哪一方面来破案。”
“你是说，你已经有线索了？”
“对，我们已经有几个线索了，不过还要经过进一步调查，才能检验它的价值。没有犯罪动机的案件是最难查办的。但这件案子并非没有犯罪动机。什么人能从中谋得好处呢？法国大使、俄国大使、那位可以把该协定出卖给其中一个大使的人，还有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是的，可以想象一个政治家出于需要，可以毫不后悔地借机销毁这样一份文件。”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不是一个有光荣履历的内阁大臣吗？”
“这是并非毫无可能的，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点。我们今天就去拜访这位勋爵，看看他能否告诉我们一些情况，同时，我已经在进行调查了。”
“已经进行了？”
“对，我从沃金车站给伦敦各家晚报都发了一份电报。每家晚报都将刊登这样一份广告。”
福尔摩斯交给我一张纸，这张纸是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用铅笔写着：
五月二十三日晚九点三刻，在查尔斯街外交部门口或附近，从一辆马车上下来一位乘客，知其下落者请将马车号码告知贝克街221号B，赏金十镑。
“你确信那个盗贼是乘马车来的吗？”
“即使不是也无妨。如果费尔普斯说得不错，无论办公室或走廊都没有藏身之地，那么，那个人一定是从外面进来的。而如果他在这样阴雨的夜晚从外面进来，却没有在漆布上留下湿漉漉的脚印，那么，他非常可能是乘车来的。对，我想我们可以断定，他是乘马车来的。”
“这听起来似乎有道理。”
“这是我说的一个线索。它可以使我们得出某种结论。当然，还有那铃声，这是本案最特殊的一点。为什么要按铃呢？是那个盗贼虚张声势？是有人和盗贼一起进来，故意按铃以防止盗贼行窃？或者是出于无意的？或者是……”他重新陷入方才那种紧张的思索之中，他一定是突然又想到了一些新的可能性。
到达终点站时，已经是下午三点二十分了，我们在小饭馆匆忙吃过午餐，立即赶往苏格兰场。因为福尔摩斯已经给福布斯发过电报，所以他正等候我们。这人五短身材，贼眉鼠眼，态度尖酸刻薄，特别是在听说了我们的来意以后，对我们更加冷淡了。
“我曾经听说过你的办案方法，福尔摩斯先生。”他刻薄地说道，“你很善于利用警方提供给你的一切情报，设法自己去结案，让警方颜面尽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