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巨人之幕僚观
中山先生的文章行文充溢恳挚醇美的气息，他总是推心置腹地披沥以道。只要他一下笔，就能提炼出高人一筹振聋发聩的思想见地。
他最早就是以国族参谋、国事幕僚的心态走向社会，欲以文章、策论影响当局大吏，从这个渠道来实现他改造中国的良愿。
他28岁时写的《上李鸿章书》（全集第一卷8页起），结尾也还有援用当时体制内套语，对李大人加以恭维。如“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云云。1894年夏，他和陆皓东前往天津，通过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投书，李氏还不予接见。
此文底子本来就好，复经大文学家王韬修饰润色，虽系经世文字，却也彬彬可诵。他论证国家富强之道，明说关节不尽在坚船利炮，壁垒森严，而在于内在的四大端，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些是根本，其余是标末。探寻欧美富强之本，即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些都是制度的根本所造成，他指出李鸿章辈只着眼于坚船利炮，是舍本逐末。
明朗通透的分析击中专制社会的命门。
中山先生孜孜矻矻，希其惊醒，导其改变。但李鸿章辈的知识头脑仅止于此。所以最终结果也是鸡同鸭讲，咽塞难通。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中山先生不是这样，他是道不行，起而革命。
此文既有总提，也有细讲，包括急兴农学、讲究树艺等，但他强调政治制度乃为根本。其他要在这个根本上依托进行，方有成绩。
中山先生论证在民治社会与专制社会不同政经体制之下，人，这个创造的主体，遭遇完全不同的境遇。西方制度下，人活在世上，不虚此生，良性制度使其才智蕴藏，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而在专制之下，野有遗贤，朝多幸进，人的本性被戕害成为基因，遗患无穷……
他25岁时写的《农功》一文，也因精彩阐述，被郑观应修改采用，植入其名著《盛世危言》中。此文也是有关中国改革的上上良策。
中山先生的论述，像一架天然的高精度测量仪，道出迷乱陆离现实中清晰的出路。
有些人，绝不是狭义的幕僚，甚至也不是广泛意义上的幕僚，但我们仍可视之为一种参谋和智囊——他们可以说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时代意义上的幕僚。
中山先生写于1897年的重头文论《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他这篇29岁时所写的长文扣住了中国数千年以来的病灶，像全息摄影般写出，观之悚然不能自安。此文充溢鞭辟入里的通透分析，无以伦比的敏锐观察，流畅而不乏顿挫的叙述。
他说，不完全推倒当时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则社会难以实现任何改进，更无法建立起纯洁的政治。
他认为中国的成文法还算好，但是绝大多数违法的事情都被曲解来附和僵死的字眼，因此就算是英国短时间到中国任职的官员也会随行就市，变成官僚贪污阶层的成员。中山先生认为中国长期遭受四种巨大的苦难：饥荒、水患、癔病以及生命财产的毫无保障。他指出前面三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可以预防的，对于苦难来说，它们只是次要的原因，中国所有的一切灾难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普遍又有系统的贪污，造成了饥荒、水灾、盗匪长年猖獗……中国的这些灾难绝非一种自然的状况或者气候地域的产物，也不是群众懒惰无知的后果，因为群众的无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官僚贪污所造成。
黄河的管理人就是河道总督，他下面有一群属员，他们曾经花了很大一笔钱来买他们的职位，因此他们必然要贪污。渗透在海关的贿赂能够使一切贸易——包括外来的和本地的——完全瘫痪。跟水患和饥荒一样，癔病也是人为造成的。中国气候总的来说还不错，但清帝国的一些城市人烟稠密，污秽到了极点，饮用水肮脏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未来的资本家肯定不愿意到这样的国家来投资。因为财产和生命同样为行政当局所漠不关心，遍布全国每个角落的贪污使得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它直接促使了盗匪的产生。
根深蒂固的贪污遍及全国，如果不在行政体系中造成根本的改变，那么即使局部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诚实的官员无法生存，他也必须接受贿赂才能支付他的上级对他的索取。
中山先生论证这恶性循环的套中套，说明任何局部的改革都无济于事的，而必须自根本下手。他还证明了中国官场的所有提升的途径都已全盘糜烂，譬如科举出身、行伍出身、捐班出身、保荐贤才出身，所有这些都要行贿，就算是最出色的应试生员亦然，如不行贿，那就连很卑贱的职位也轮不上，只好当一个白丁赋闲在家。
派到外省的官吏，一到省里就必然向督抚及其随员行贿，少数的官缺自然就给出价最高的行贿者。另外，升官会受到皇帝的召见，但他到北京需要先去登记，就算是李鸿章进京朝见时也不得不付出巨额的门包和贿赂，贪污恶习是如此冷酷的公开。
文章控制着一个论述的总的关节，适时举出恰切而触目惊心的例证，譬如军官的升迁也充满官职和肥缺的买卖关系。另外中国军队的将军要提升大量的士兵，但是这些中国人的名字只存在于花名册上，新来谋事的人愿意照黑市价格付款，无数笔买卖就成功了。
贪污、行贿、任用私人以及寡廉鲜耻的对于权力和地位的买卖在中国是普遍的，政府意味着不可救药的贪污。
另外中山先生论证了排外的是官吏而非群众，是清政府而不是乡下的中国人，但是他们会在一切变乱之后把责任归咎于人民。民间的事业一旦露出有利可图的苗头，清政府就会派人来接管。外国输入的工程、从外国买进的机器，完全处于无知官员的挥霍浪费之下。如果外国人希望将机器文明输入中国，以为中国的新生就会开始，这真是和使吃人的野兽改用餐具并将它们变成素食者是同样的荒唐。
中山先生的分析证明，对于中国的专制者，无法保有丝毫良性的预期。他用妙喻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制度进不来，就是一般物质文明，也因此而大打折扣。他进而断言，中国人民正渴求迎接一个全新的变革。大多数诚实的民众，决心要进入公共民主的生活。对于外国政府，先生也谆谆告诫他们，民主中国才是一种正道的力量。如果列强保持善意的中立，而不是纵容恶人，就可使目前的制度让位于清明的制度了。那些可怕的种种悲剧，也迎刃而解地消溶了。
中山先生实为伟大的观察家、预言家，洞察当时事物本质并预见到数十年后的事，具有精确判断细节和大局的能力。文章渗透表述与批判的突破，诊断出一个时代的普遍体温和集体病症，具有照彻周边的宏阔视野，这样的洞察力是罕见的。下笔千言，而笔力不稍衰：一是文章逻辑严密、绵密，长而不冗，长而饱满；一是观察高屋建瓴，常有出人意表之处，像多管火箭或多镞箭头，打击来如猛雨，有雄强的拆台效果。那时候他30岁不到，批判的深度有力如是，文章肺活量充沛如是。
此篇长文对中国数千年来累积发酵的弊端作总的盘点、总的清算，他人批判因历史背景和参照系数的老化所带来的肤浅及隔靴搔痒，在此一扫而空。
中山先生的思想，深刻性与系统性互为依托。
就以1897年的《中国的现在和将来》而言，他在青年时代即对中国弊端有透澈认识，具有鞭辟入里的深刻见解。
只要是帝王专制，不论在何空间时间，也无论对东方或西方，它都带来黑暗，人性都会变坏。专制开掘人性的腐恶，造成大面积溃疡。
该文中，中山先生指出的现象，那些短期到中国的英国人，对中国实情一无所知，地方小吏对之可以掩饰；至于在中国长期生活的英国人呢，竟与中国贪污官吏集团同流合污，久处鲍鱼之肆，腐臭顿成妙味，其贪财好货，甚至超过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