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对此事实际上也是拿捏不稳的，他曾有一次对张国淦说，皇帝我是不做的，凡是做皇帝的人多半为子孙打算，我的儿子袁克定的本领，叫他管理北京的一个胡同还可以，叫他管理洹上村他就办不了。中国这么大，他哪能胜任，况且皇帝后代的结果，就历史上的事实来看是何等的惨痛啊。张国淦向某大员说起，那人说，这都是老袁骗你的。
这话，当冯国璋去看袁世凯时，袁氏也对他的疑问作了类似的解答：我绝对没有皇帝思想，我家没有超过60岁的人，我都58了，还做什么皇帝？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袁克定残废，二儿子袁克文假名士，三儿子袁克良是个土匪，哪一个像个样子呢？你们尽管放心好了。
张国淦说，民国元年，袁世凯曾与他谈到过对同盟会人的印象，说孙中山坦白，黄兴憨直。
袁世凯对于进步党本来想加以利用，谁知梁启超一派人学者气太重，很少有上佳表现，袁世凯认为这些书生不过纸上谈兵而已。
当帝制运动呼声日高之际，在他身边出谋划策的人是杨士琦，对外则是袁克定在四面指使。
关于杨度，他是最热心奔走的人，后来有人在袁世凯面前进他的谗言，袁世凯就对他有些疏远，但他全然不管不顾，在北京任参政，其实他最接近的人是袁克定。袁克定住在北京汤山，杨度到处鼓吹帝制，但杨度是个言论家，并无党派作为后援。真正出大力的人是梁士诒这样的人，背后有交通系等党派做后盾。
纯粹的幕僚方面且有北洋背景者，是于式枚、傅增湘、杨士琦等。杨士琦是自始至终参予策划的人。于式枚长于办公事，他先前就是李鸿章的幕僚，当光绪最后几年，预备立宪期间，他认为中国固有的成法有的跟立宪制度相符合，不宜一概否定，要算是有见解的。辛亥革命后，于式枚在清史馆担任纂修，因为袁世凯早年向他请教过学问，所以所谓幕僚，还是袁世凯主动，而他则较为消极。傅增湘是学者，帝制酝酿期间，他是约法会议议员，多办文教之事，私底下与袁氏纠葛不深。杨士琦也从李鸿章幕中出来，他曾协助袁世凯迫清帝退位，帝制期间他多有贡献，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杨士琦较梁士诒更为得势。
至于他的秘书班子则由夏寿田管理，夏氏和袁克定亲昵逾常，他善于揣摩杨士琦、段祺瑞等老派人物的心理。他和袁氏父子关系很深，帝制机密无所不知。夏寿田的父亲以前当过江西巡抚，和袁世凯的关系很好。他到袁世凯身边参与策划就是他的老乡杨度介绍的，张国淦把他看做晚辈，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幕僚。
到了帝制揭晓之日，夏寿田参与机要，气焰嚣张。当时滇军和川军开战，夏寿田即密切注视，指点规划，袁世凯也将他的策划意见交给参谋处，再电报发给前线。袁世凯认为夏氏颇有韬略，就是一些老军事家也不及他，但是张国淦认为夏氏纯粹是一个军事外行，作战计划有不少可笑的地方。不过，贯穿整个帝制运动，夏氏都承认自己最为卖力，跟那些今天趋附，后天推诿的人自有天壤之别。
袁世凯谋国成功，中国还有一个重建王朝的机会，杨度等人的心思在此。确有当朝太子，舍我其谁也的样子。他们是一群早已丧失梦想能力的卑俗的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心只能听懂现实厉害权衡的召唤，认定在权力斗争中，只有胜负，没有公平。国家权力成赃物。小偷可能受到惩罚，因为他偷的东西不够大；大偷必定得到奖赏，因为他偷到了惩罚别人的手段，即国家权力。可惜，这也成了南柯一梦。
一代枭雄之龙威与胆略，问题是恰遇辛亥志士那一拨学问操行冠绝一时的团体，杨度等人的心思就大显蝇营狗苟了。说得通俗点，民主的“牌坊”不要了，甩开膀子当君主制“婊子”；民智已开，他们的策划机关算尽，终于没有指望。杨度是否感到有点生不逢时，辜负了他的平生所学呢？
李鸿章临逝前力荐袁世凯，他在遗折中附片奏闻：“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然而黄兴论袁世凯却全然大异，黄兴说：“袁并不是一个强人，他仅是一个专制的、狂妄的、叛国的独裁者。他为了一己及其亲属的权力，而无所不为。”（《黄兴年谱》1914，7，15）
袁世凯仇视异己，凡对帝制持非议者，他都加以罗织打压。他在小站练兵时，曾纳杭辛斋为幕僚，一日闲聊天，辛斋说：“慰亭，将来你必做皇帝。”袁世凯笑道，我若做了皇帝，必先杀你。到了洪宪公布，辛斋往南方走，被捕于三元店。因在狱中遇到研究易经的高人，此人知道他的受刑的日期，后果然。那位高人出狱后多方搜求易学著作，达三百余种（《洪宪惨史》，64页）。
幕僚需有识、有德、有学问眼光，还需有品，这也是一个做成事的要件之一。
汪荣宝的父亲汪凤瀛先生，当筹安会甚嚣尘上之际，作有《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斥责他们以国家为儿戏，这是反对改变国体两大至文之一。
他的文章即请张一麐转交袁世凯。一麐阅后，着实捏一把汗，说：公不畏祸耶？汪先生答：我写此文，即已预备到军政执法处授首！一麐说：老辈正直敢言，我辈真要愧死。
他之所以以一幕僚资格反对袁世凯称帝，也因此种精神的感染。
所以到了洪宪末年，商议取消帝制时期，袁世凯悔恨交加。张一麐深有感慨地说道：我现在晓得阁下真是淡于功名、利禄、官爵，这些年没有一个字言及官阶奉给，可是那些首鼠两端的人，前日推戴，今日反对，比比皆是。“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可不惧哉！”（《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第三十一首）可见对他身边不同类型的幕僚，他的心中自有一把秤。
在古德诺号召下，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六君子中的杨度、严复算立宪党人，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则是同盟会的叛徒。杨、严二人中，严复被诱哄、欺骗、拖拽的特征明显。显然，杨度是主角，古德诺则是师爷背后的师爷。他们是墙头草，他们变色的速度可以证明，他们只是为他们自己，并非为袁世凯，袁世凯某种意义上还只是他们的棋子。
当然，袁世凯的野心则是他们借以发酵的土壤。他从北洋大臣到临时总统、正式总统、终身总统，犹无厌足，他的预备作皇帝，与筹安会的野心互为推进。
梁士诒和袁世凯关系极深，他是袁当总统以后的总统府秘书长，多年办理交通被推为交通界领袖，根基极其深厚，尤其财政等方面的大事，袁世凯多依赖他办理，甚至有绰号称其为“二总统”。另外如何促使清廷退位、如何派代表南下议和、改革政体、筹集财用多由其一手掌控。他是广东人，代表粤系，和袁世凯身边另一幕僚代表皖系的杨士琦互为对立。杨派有周学熙、龚心湛、杨度等人，而梁派则有叶恭绰、周自齐、郑洪年等人。杨派和袁克定的关系极为密切，故也被称做“太子派”。徐世昌当了国务卿以后，两派斗争更加激烈。
当时北京的报纸也甚为开放，将他们的斗争写成很多打油诗加以讽刺，其中有这样几句：“粤匪淮枭摆战场，两家旗鼓正相当”，“便宜最是醒华报，销路新添几百张”。梁士诒对袁世凯称帝很不赞成，因此受到筹安会等人的排挤。
从袁世凯时代所封官职爵位名录可见一些端倪。1914年5月，袁世凯筹备帝制，设立参政院。1915年夏，袁世凯指使杨度等人鼓吹“君主实较民主为优”，公开策划恢复帝制。12月恢复帝制，改次年为洪宪元年。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改称大总统。从筹备帝制起至袁世凯病逝，所封授的人员167人。从武义亲王黎元洪起，建威上将军段祺瑞、定武上将军张勋以次，倪嗣冲封一等公爵、冯国璋封一等公爵、段芝贵封宣武上将军、汤芗铭封一等侯爵、陆建章封一等侯爵、蔡锷封昭威将军、郑汝成封彰威将军、徐世昌授上卿、赵尔巽授中卿、梁启超授少卿、杨度授少卿、宋教仁1915年1月30日追赠中卿、张作霖封二等子爵、蒋作宾封翊威将军、刘存厚封二等男爵、蒋方震授陆军少将……名目繁多，不一而足。以袁世凯为首的这群人最终沦落为只能靠赤裸裸的物欲来诱惑人心的江湖式的政治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