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僚要想有所建树，一个相对宽松的小环境，可供智力的最大限度地发挥，至为重要。如果遇人不淑，百般掣肘，处处钳制，左右不是人，那么其功业的葬送，就是必然、早晚之事。
杨永泰狡智贻害
晚清王韬上书太平天国李秀成，细陈攻取上海之策，规划详善，后为清军截获，阅之无不发指，无不失色，盖其为釜底抽薪之计，极具颠覆之力。清大吏知之，疏闻于朝，江南江北大为警备。
策略智术助于实际运用者，大矣哉。
为人可鄙，投靠北洋军阀，接近孙中山，假借西南军阀，勾结老桂系陆荣廷，为蒋介石出削藩之计；及北伐后军队编遣，软禁李济深，解决冯、阎，皆有杨永泰谋划筹策的影子在晃动。杨永泰，智术家之老狐狸也。
中国工农红军迫撤出江西老区，走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之路，实在就跟杨永泰有极大关涉。
起初，蒋介石发动的三次“围剿”均告失利，万分苦恼中，杨永泰乃上万言书，这可以说是中国历代谋士上书中的一篇奇文。杨永泰虽非了不起的大知识分子，但其文开头，却也很像六朝以前的时髦文体演连珠“吾闻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先生对我知遇之恩，我当为先生革命肝脑涂地，在所不辞”。文中分析出红军与民众结为一体的严重性，而出以辣计，“意即剿共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所谓七分政治，在吾，则加强对匪区民众管理，加强对匪区民众宣传，澄清吏治，务使土豪恶霸横行乡里者灭绝。对贫穷困苦无辜者，给予救济，对匪区民众日常生活给予指导和帮助。这样，渐使匪区民众脱离共产党，不为共党所左右。达此目的，即剿共不愁也。所谓三分军事，在下大力于上述诸务中，然后派重兵严厉围剿，务使除恶务尽，不留后患，投诚者，则予宽大，实行剿抚兼施”。
第五次对苏区的“围剿”中，政治空气剧增，终于，迫使红军黯然西去。
太平军起义后不久，据永安约八个月之后，广西官军在清廷严责之下，以数倍之敌，将洪杨包围。太平军无奈，乃往湘、鄂攻窜。在一种逃命兼拼命的思想支配下，一路上钻隙突穴，飘忽若疾风暴雨，行动如流矢奔驹，其锋锐不可当。
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分析说：“正面官军如躲避不了，也只死守城池和险要，或旁敲侧击，绝不正面堵截。在这一公式之下，则流寇一起，便滚起雪球，如入无人之境。尾随官军也养寇自重……提督向荣的不断升迁就是个好例子。”（《太平洋天国故事再检讨》）
红军长征，一路向西，实行战略大转移，经过许多省份，与粤、赣、湘、黔、滇、川、陕、甘各省军阀相冲突。红军是革命播种机，当然比太平军影响更大。而各省军阀在本省所采取之战略战术，也是只守不堵；各省军阀之间，却是以邻为壑，又是只追不堵，出省便算交代。
红军转移后，蒋介石严令各省军阀剿击，红军到达四川会理时，蒋介石更是亲自飞临会理上空，给川军刘元塘空投委任状、嘉奖令，加委他为中将，使其更加卖力。
各省军阀也自作聪明，结果搞出一套“大历史”的聪明误。
1933年春，蒋介石委任川军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主剿红四方面军，在巴山南麓布开阵势。此地本属杨虎城陕军防区，蒋以为红军会进甘肃天水，乃将杨部主力三十八军调往天水，而将陕南防区交给胡宗南的第一军。本来，夹击巴山红军应由胡宗南承担，但小脑发达的蒋氏却舍近求远，将三十八军与第一军调防，意在借刀杀人。杨虎城遂进退维谷，第三十八军少校参谋武志平向杨虎城的高级谋士杜斌丞献计：“向杨总指挥进谏，与红军秘密联络，互不进犯。”（参见《解放军报》1999年10月23日披露的细节及杨虎城手谕）
其后武志平即作为杨部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的特使，与徐向前、陈昌浩、傅钟直接联系，订立巴山协定，更将药品、枪械、纸张、无线电器材运往苏区，解放后，武志平任国防院参事，卒于1999年。
蒋介石在老牌幕僚如杨永泰等人的参谋筹划之下，使权谋，用诈术，渗透离间，威胁利诱已成习惯，其人过分自信，以为每策必售，焉知聪明过头，视红军为流寇，殊不知红军葆有共产国际背景，为历史之羽变。而世事循环无端，聪明循环至一定方位，恰与愚蠢等同。结果，蒋介石为杨永泰所误，军阀以短视为聪明，不管实情是否牛皮灯笼，照着外面漆黑，导致自家处处丢分。这和经济专家处理财政类似，若以筹码不够，乱发钞票，惹得恶性通货膨胀，一样是不治之症。
杨永泰先后毕业于广东高等学堂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后得任临时众议院议员，他是后来的政学系的要角，但在政学系初起时，即张耀曾、谷钟秀、李根源等从同盟会拐出时，他还是小角色。那是1914年中山先生组中华革命党之际，同盟会这一拨人则以研究欧事为名另组欧事研究会，同中山先生分道扬镳，就是后来的政学会。北洋军阀时代，他辗转滇桂军阀间求生活，北伐后通过国民政府交通部王伯群的关系，向蒋介石靠拢，由张群、熊式辉引见，蒋介石大异之，视为卧龙先生。
种种迹象表明，此公作为还是在北洋政府之下那一套，换上某种新包装，口头上侈谈条陈时事的价值准则，行动上保持军阀时代的暗盘与底账，从大三角里面火中取粟。仿佛是他自家修炼出来的一套金不换，自期计谋产出绝活，用之上瘾，实属走火入魔。
1932年冬，胡汉民曾对刘不同这样讲：“杨永泰是政学系的首脑，和国民党势不两立。总理在世时受他们的气很大。今天蒋介石把他引为亲信，简直是认贼作父。对付共产主义，他们还不如我们呢！寻求外国援助，他们也不如我们有门路。可是蒋介石就喜欢这些谗佞之徒。”
杨永泰是中国近现代最为典型的马基雅弗利式的人物，他真正起家，在于对苏区的最后两次“围剿”。除政治角度的阉割外，军事上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也是他的创造；其虑甚周，其计亦辣。前此，他已在北洋以来的政坛各派系中翻滚挣扎，始终不像人样。终以掉弄智术，骤显身名。其人辄以磐磐大才自居，以不世出的智者自许，然究其实质，仍为村学究中一特殊分子。虽于历史旋涡中丕显身手，系一超级智囊，却非现代意义上的大知识分子，亦非一现代军事专才。其人其术，形与质两方面均极似马基雅弗利——那就是，不信世上有正义，不信良心之力量，对社会秩序甚至也无乌托邦前景的观照，其本心深处，乃在取得权力，以此填补其欲望、爱憎——英国近代学者韦尔斯论马基雅弗利尝谓“竭力使自己成为君主权术的专家，他给索代里尼帮了倒忙……但这个道德上的盲人是生活在一个道德上盲人的小世界里”。（参见《世界史纲》）
他们致命之处都在于：很少，或者几乎没有比他们滋滋玩弄手腕更大的关于人类命运规划的远见。
杨永泰属中智偏上人，亦纵横家之流亚，奔走乞怜于各家门下；战术上，固屡出奇招，战略眼光则无足称之。他在湖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任上仍不甘寂寞，欲问鼎行政院长，并以新政学系头目身份参与派系纠葛，掉弄智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以致如饮狂药，终因权争失算，为CC系特务暗杀于汉口码头。像通俗歌曲所唱“算来算去算自己”，他一生不甘寂寞的幕僚生涯，于此画上一个不圆满、悲剧性的句号。
杨氏虽有弄蛇之技，而玩蛇于股掌之上，其终必被噬，也不意外。惟其仅为聪明人也，则“处之以诈，其品类终善于鳝，而不类于凇鲈河鲤矣。”（张恨水论吴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