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辉的状不过这不是主要问题。虽然所受的待遇如此苛刻，可是外国人还是对中国之行乐此不疲。因为有着巨大的利润空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中国进口一磅茶叶，只要2个多先令，而在英国市面上，却可以卖到14个多先令。
因为对外贸易全部由广州十三行垄断，十三行就成了一个半官半商、不伦不类的机构。他们一手遮天，任意定价。他们充当着外国人与中国政府的中间人，在中国官员面前奴颜婢膝，唯唯诺诺，但对洋人却耀武扬威、风光无限。外商居住广州，一举一动都要接受他们的监督和管理。不明白缘由的洋人，尊称他们为“官”。海关官员每年都会向十三行索要大批贿赂，而这些都如数转嫁到外商头上。这是让洪仁辉们憋气的原因之一。
而更让他们痛苦的，则是中国官员们的勒索压榨。
中国政府根本拿外商当回事，他们不屑于与外商发生关系，这是体制所决定。尽管拿外国商人不当回事，可中国官员对外商带来的银子却无一例外非常感兴趣。广州海关是众所周知的肥缺，由于缺乏制约机制，他们拥有极为广泛的权利和毫无节制的贪欲。腰里装满银子又无法与正常中国社会发生联系的外商，在中国官员眼中就是一个个待宰的肥羊，无论他们怎么样痛宰，外国人都无法发出声音。广州海关的贪污腐败，在全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历史上中国海关的关税水平一直不高，然而名目繁多的“计划外税收”却让外商难以承受。中国官员在贸易过程中，随意制定各种“陋规”，其数量远远超过了“正税”。各项明里暗里的费用加在一起，有时高达进口货物的20％。
根据尤拔世《粤海关改正归公规例册》记载，雍正年间到广州经商的洋船，每条船送给粤海关衙门的陋规多达68种名目，总计1950两白银。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九月初四，奉旨查办广州海关的新柱在奏折中向皇帝列举了粤海关对外商收的种种“陋规”。
外商船舶到达中国后，要想上岸，要给各级官员交纳以下礼金：
丈量洋船收火足雇船银三十二两；
官礼银六百两（法兰西加一百两，苏喇减一百两）；
通事礼银一百两；
管事家人丈量开舱礼银四十八两，小包四两；
库房规礼银一百二十两，贴写十两，小包四两；
稿房规礼银一百一十二两，掌按贴写四两，小包二两八钱（内八钱掌按小包）；
单房规礼银二十四两，贴写二两，小包一两；
船房丈量规礼银二十四两，小包一两；
总巡馆丈量楼梯银六钱，又规银一两；
东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西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黄埔口收银五两，小包七钱二分；
虎门口收银五两，小包一两三钱二分；
押船家人银八两；
四班头役银八两三钱二分；
库房照钞银每两收银一钱；
算房照钞银每两收银二分。
在中国采购货物，想要离港，要交纳：
管事家人收验舱放关礼银四十八两，小包四两；
库房收礼银一百二十两，贴写二十四两，小包四两；
稿房收礼银一百一十二两，贴写二十四小两，小包二两；
稿房收领牌银一两，小包二钱；
承发房收礼银四十两，小包一两四钱四分；
单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八两，小包一两；
船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八两，小包一两；
票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六两，小包一两；
算房收礼银一两，小包五钱；
柬房收礼银十六两，贴写一两五钱，小包七钱二分；
签押官收礼银四两，小包二钱；
押船家人收银八两；
总巡馆水手收银一两；
虎门口收银五两，小包一两三钱二分；
东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西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黄埔口收银五两，小包七钱二分。（《新柱等奏各关口规礼名色请删改载于则例内折》，见《史料旬刊》）
这张清单是新柱简单调查后所列，而实际所收的，远比这些还要多。广州海关之所以可以如此明目张胆地勒索外商，原因很简单，一是他们有垄断权，外商必须通过广州一地进行贸易。二是外商没有申诉权。中国政府规定外商不得直接与中国政府发生关系，只能通过十三行代转。也就是说，即使外国人吃了亏，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政府这时候已经取消了外国人反映问题的权力。
乾隆接到大臣的奏折和洪仁辉的词呈后，认为“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 他命令福建将军新柱、两广总督李侍尧审理此案。在洪仁辉离开天津时，知府灵毓派人找到洪仁辉索取余下未付的那部分好处费。由于洪仁辉身上并没有带那么多的钱，灵毓竟然专门派人到广州找到洪仁辉追讨这笔“欠款”，好在洪仁辉没有赖账。
此案事实清楚，并不需要太复杂的调查取证过程。广州海关的贪污事实很快被送达皇帝面前。据1759年新柱、李侍尧向皇帝汇报说，外商所述基本属实：“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38条。头绪紊如，实属冗难。”
乾隆虽然查处了几位官员，但是也判处告状的英商洪仁辉三年圈禁，然后将其驱逐回国。清政府又追查翻译状子的中国人，把与洪仁辉有往来的中国人刘亚匾斩首示众。这样，外商再也不敢告状，中国人也更不敢帮助外商了。一位法国人当初就慨叹：“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耻辱。”???
告状也解决不了敲诈勒索，在乾隆大寿的时候英国派出马戛尔尼祝寿使团，期望能够和皇帝商谈如何解决这些贸易纠葛与摩擦。结果因为使节下不下跪的问题谈不拢，马戛尔尼铩羽而归。
??? 在这样的不断摩擦当中，鸦片战争爆发了。鸦片战争显然与陋规脱不了关系，学者洪振快就把鸦片战争归结为陋规之战。战后的《南京条约》也明确写上了这样的条文：进出口关税要明确，不得随便加收，则例要公开。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交易常识，却一定要写入两国正式的条约，只能说明英国人对于中国海关无限需索陋规的恐惧和戒备。
??? 鸦片战争注定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被革职后写给包世臣的信中说，广东的水师最为优秀，但是他们的收入中９９％来自“土规”即鸦片贩子送的好处费），他们如果卖力作战，禁绝了鸦片，就等于失去９９％的收入。因此，让他们与英军拼命，从道理上讲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或许是鸦片战争失败的另一颇令人扼腕的解读。
陋规产生的根本原因与官吏的个人品行并没有绝对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漏洞所造成。官家制度中的痼疾之一就在于，权力上层从来就搞不清楚，也不想弄清楚下面应付日常公务应该花多少钱，以及应该向衙门里的人支付多少钱才算是真正的合理。在上层看来，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才合乎利益分配机制。在庞杂的行政机制运行过程中，政府拨付的经费根本就不够用。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官僚也只有挖潜权力资源，又加上制度本身千疮百孔，于是纵容乱收钱的“灰色章程”，或者听任权钱交易的“灰色地带”就会应景而生，结果造成各地的“规矩”不一样，行政管理就乱了套。
不难理解，如果合理的要求得不到合理的满足，就必然靠不合理的方式来满足，你就很难看清合理的服务收费与搜刮民财之间的黄金分割线。现代行政“问责制”是重心向下的，由纳税人审视“养多少人，花多少钱，办多少事”，这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上级政府省心省力；而传统问责制是眼睛向上的。古今的实践都证明了，下级官员糊弄百姓和欺骗上级官员有多大的积极性和多么惊人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