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26日，斯坦利·库布里克出生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一个奥地利移民后裔的家庭。父亲雅克是一名耳鼻喉医生，除了在公立医院里任职外，还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以当时的标准衡量，库布里克家算得上是大富之家。“他住在一幢私宅里，”斯坦利的中学同学和日后的合作者亚历山大·辛格说，“在认识他之前，我还从未听说过谁拥有自己的房子。我们都住在公寓里。他住在布朗克斯西区，在一条令人心旷神怡的街道上，那里种着很多树。他住的是我曾经参观过的最好的房子之一。”
1934年，在妹妹芭芭拉出生后不久，斯坦利进了布朗克斯的第三公共学校。1938年6月转到第九十公立学校。不管在哪所学校，他的表现都一律差得要命。在前一所学校，他缺的课与他上的课正好相等，都是56节。校方为此将他列为重点监督对象。转学后的情况毫无改观，在他的评语表上，个性、同学关系、表达能力和完成功课情况等几栏都是“不满意”，唯有个人卫生和生活习惯两项得到老师肯定。总之，少年的斯坦利似乎要比他的同龄人开化得晚些。
12岁那年，父母将他送往加利福尼亚的舅舅马丁-佩弗勒家中。佩弗勒做药房生意，后来成为百万富翁。与佩弗勒共度的这段时光为斯坦利未来事业的起飞埋下了伏笔。斯坦利在洛杉矶帕萨德纳的一所学校里待了两个学期。1941年9月，他又回到布朗克斯，重新人读第九十公立学校。加州之行并没有使斯坦利成熟多少，雅克对儿子的失望加重了。为了培养儿子的想象力，雅克开始教斯坦利国际象棋，斯坦利对此表现出意想不到的热情。
13岁生日时，斯坦利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件十分珍贵的礼物——台格拉弗莱斯相机。这种美国造的相机有儿童鞋盒那么大，重3．8公斤。虽然笨重，它还是令斯坦利如获至宝。斯坦利像迷象棋那样迷上了摄影，相机几乎成了他的眼睛，而如此之早地接触摄影也多少影响了他观察事物的方式。《巴里·林登》的置景师肯·亚当说：“当他巡视一个卧室内景时，他会发现我从没注意过的细节，并从中获得灵感。我感兴趣的是家具和摆设，只是因为它们可能会被拍进画面。他却着迷于那些与可能住在这里的人有关的细节，如他们做什么，他们想什么。”
当地其他孩子中也有对摄影感兴趣的，斯坦利就在附近的公寓里找到了马文·特劳布。特劳布比斯坦利大四个月，他拥有一台双反镜头的相机，并把他的卧室改装成了暗房，用来放大照片。斯坦利成了特劳布家的常客，甚至到了令这家人厌恶的程度。“噢，库布里克这个讨厌鬼又来了，”特劳布的母亲常常抱怨，“难道这个孩子没有自己的家吗？”斯坦利还与特劳布一起在布朗克斯周游拍摄。他将相机装在一个购物纸袋里，一来是因为相机又大又重，不能长时间捧在手里，二来也是担心这么大的相机会吓跑拍摄对象。他将纸袋抠了一个洞，这样便可以在拍摄时不引起任何注意。有趣的是，这种拍摄方法直接影响到了斯坦利早期电影的摄影风格。在这些影片中，镜头的角度大多低于水平视线，甚至与被摄人物的膝盖平行。
那时候，自由投稿新闻摄影师阿瑟·弗里格是斯坦利崇拜的偶像。弗里格以街头犯罪的图片报道出名，他成功的秘密就是将自己的收音机始终调在警察专用波段上，这样他总是能比其他记者更快赶到案发现场。弗里格的照片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种低成本、采用低照度和描写下层生活的犯罪片类型的形成，这便是“黑色片”。他的一本名为《裸城》的摄影集为导演朱尔斯·达辛提供了灵感，后者在弗里格经常出没的纽约街头拍摄了一部同名电影，并大量使用了偷拍镜头。斯坦利对弗里格的拍摄技巧和影像风格十分迷恋，以至于后来他聘请弗里格出任《奇爱博士》一片的剧照摄影师。
1943—1945年，斯坦利是在塔夫特高中度过的，这是他一生中最不愉快的一段时间。他的智商测验结果高于一般人，但常规的教学令他深感厌烦。辛格回忆说：“我和斯坦利都有无穷的好奇心，但绝不包括学校教给我们的东西。”斯坦利赞同这一说法，他说：“我认为学校最大的错误就是试图把一切都灌输给孩子们。兴趣才能促使你学习。我没在学校学到任何东西，直到19岁，我才从读书中获得快乐。”
他在学校的日子更多的是被恐惧所笼罩。“我害怕得到低分，”他后来写道，“害怕被你的班级所孤立。”由于对乔治·艾略特《西拉斯马纳》这样的书缺乏兴趣，他的文学课成绩一直是全班最低的。毕业那一年，他全部功课的平均成绩是70．1分，唯一得高分的是物理。然而，成绩不能说明一切。当斯坦利对某件事发生兴趣时，情况便完全改变了。尽管他讨厌乔治·艾略特，但他根据萨克雷原著拍摄的《巴里·林登》却是电影史上最成功的改编之一。
一旦他离开学校，一旦他不再被要求读这读那时，他却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一部好的小说就是一种奇迹，”他曾经说过，“我自己从未写过小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作家充满敬意的原因。在成为电影导演之前，我始终在想，如果我不能为扬基棒球队打球，我就渴望成为一名作家。我最早崇拜的人不是电影导演，而是作家，例如约瑟夫·康拉德。”
在塔夫特，斯坦利成为校刊的专职摄影记者，并因此而结识了为校刊写稿的一批学生才子，其中包括辛格和霍华德·萨克勒。相貌英俊的萨克勒是一位花花公子，据说他暗地里为一些老富婆提供服务，并利用她们的金钱和地位使自己创作的作品得以出版发表。受他的影响，斯坦利开始与漂亮的女学生约会。斯坦利是高中生中为数不多的“有车族”，他常带女孩子们开车兜风，给她们拍照。不久，他便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托芭·梅茨。
在此期间，斯坦利对爵士乐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正流行节奏感很强的爵士乐，鼓手在乐队中占据着领导地位，像本尼·古德曼乐队的鼓手吉恩·克鲁巴等都是斯坦利心目中的偶像。斯坦利曾亲自组建了一支9人乐队，鼓手的角色自然由他担任。这支名为“强劲节奏”的乐队居然在音乐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它的主唱埃迪·戈尔姆后来成为了一名著名的爵士歌手。
1945年4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逝世。斯坦利在上学路上看见一位卖报人几乎淹没在登载讣告的报纸堆里，他当即把这个画面拍了下来，并把照片寄给了《观看》杂志。创刊于1937年的《观看》是一份专门发表新闻照片的画报，当时与《生活》画报齐名。该刊图片编辑海伦·奥布莱恩很欣赏斯坦利的这幅照片，于是约他见面，但表示只能付他25美元。斯坦利显然觉得开价太低，他要回了照片，第二天带着它去了《纽约日报》。“他们只给10美元，”他再次见到海伦时说，“所以现在你可以拿去了。”对于这样一位厚脸皮的高中生，海伦不仅没有将他拒之门外，反倒要求看看他的其他摄影作品。
《观看》在1945年6月26日那一期上用了斯坦利的这幅照片。从此，斯坦利便定期把照片卖给这家画报，他的第二幅作品卖到了100美元，拍的是开摩托的人在排队等候加油。不久，他就成了《观看》的特约记者，得到了一套红蓝道衬衫配橘黄色灯芯绒裤子的制服。“他总是因为照片质量问题而与那些老编辑们开战，”《观看》的一位编辑回忆道，“他们不能忍受他照片上明显可见的颗粒和擦痕。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买下了他的照片。”
为文学课教师阿隆·特雷斯特拍摄的一组照片是斯坦利离开塔夫特中学前完成的最后作品。他毕业时的成绩如此之差，根本不可能被一所叫得响名字的大学所接纳，而这时，劳动力市场又因为“二战”士兵的归来而人满为患。于是，他只好把遇到的挫折告诉了海伦，后者安排他进入《观看》画报，当了一名见习摄影师。那时，他还不满17岁。
库布里克是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下离开塔夫特中学的。“我们大部分人还在为出路犯愁，”亚历克斯·辛格说，“而斯坦利已经是《观看》杂志的人了，《观看》当时是与《生活》同一个档次的。斯坦利非常细心地使这一切成为可能，他通过缜密的计划达到了目的。”
辛格的话是有所指的。1946年4月，《观看》发表了一组名为“电影院里的瞬间”的所谓“偷拍”照片，这是库布里克正式进入这家杂志前的最后一个作品。4幅照片表现的是一位英俊的犹太小伙子坐在一个姑娘旁边，点燃一支烟，将脸转向她，接着便因为某些下流企图而挨了一记耳光。其实，这个小伙子是伯纳德·考普曼，库布里克在塔夫特结识的摄影爱好者，而那个姑娘则是库布里克的同班同学。考普曼后来供出了此事，并且抱怨那记耳光几乎打松了他的牙齿。
库布里克在《观看》杂志的发展可以说相当顺利，他拍的一张一个小男孩被水猴喷出的水吓了一跳的照片登上了1947年8月5日那期的封面。第二年，杂志社便派他去葡萄牙拍摄旅行题材的照片。这一年的冬天，他是在萨拉索塔和佛罗里达度过的，他跟踪拍摄参议员罗伯特·塔夫特的竞选过程，还为年轻演员蒙哥马利·克利夫特拍了一组肖像。《斯巴达克思》的剧照摄影师伍德费尔德认为，库布里克早期从事的这项工作对他后来的导演工作绝对是有影响的。“当你是《观看》杂志的一个年仅17岁的摄影师，你可以到处走，对自己想拍的故事有完全的控制权，”他说，“怎样取景，怎样拍摄，需要哪种隋绪在里面——这一切完全由你决定。斯坦利一定觉得这种感觉好极了。”
尽管如此，库布里克却发现他在《观看》的工作索然无味。“你能在一个大学化装舞会上拍出什么照片？”他常常抱怨。于是，他用挣来的钱学习飞行课程，并在1947年8月拿到了单缸滑翔机的飞行执照。
1948年5月28日，库布里克与他高中时代的女友托芭·梅茨在纽约结婚。库布里克比托芭大一岁，也只有20岁。他们搬进纽约46街的一幢小型公寓，这里距离格林威治村只有咫尺之遥。1948年的格林威治村充斥着那些从战争中归来而又不打算重新捡起他们昔日生活的人。很多人是可以借助于老兵安置计划而进人大学的，但他们已经厌倦了教育，干脆加入了嬉皮士、颓废派、持不同政见者和失意的作家与诗人的行列。约翰·克菜伦·霍姆斯在1952年的《纽约时报》上将这一新兴的群体称为“垮掉的一代”。
库布里克就置身在这种流行文化的氛围中，但并非他们中真正的一员。文学仍然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和托芭将闲暇时间打发在格林威治村的酒吧和咖啡馆里听爵士乐，或到闹市区的艺术影院看先锋派电影和外国电影。在他看来，电影并不神奇，拍电影也不是件难事。他已经完全掌握了摄影，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他也学会了他应该懂得的电影叙事技巧。表演、布景和音乐，这些支撑起电影影像的东西根本吸引不了他。现在他需要做的一切就是研究电影大师，找到接近他们并最终超越他们的途径。
一次，库布里克经过西53街时，发现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放映片目每天都有变化。博物馆的创办人艾丽丝·贝里是一位具有左倾政治倾向的英国人，战争期间她曾聘请路易·布努艾尔拍摄西班牙语版的宣传片，拿到南美放映。她的另一位雇员，苏联电影史学家杰伊·莱达与布努艾尔一样也是共产主义者。博物馆的收藏也反映出她的政治观，苏联电影和欧洲先锋派电影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好莱坞电影，而好莱坞电影中又以埃里克·冯斯特罗姆等人的作品居多，后者正是库布里克最崇拜的电影导演之一。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2001年漫游太空》的年轻助理安德鲁·比尔金拿了一个剧本给库布里克看，这个剧本是他根据鲜为人知的作家弗兰克·诺里斯的小说《麦蒂格》改编的，库布里克当即告诉他，冯斯特罗姆已经改编过这部作品，并借给他一版《贪婪》供他研究。
对库布里克来说，象棋始终是一个难以割舍的爱好，而格林威治村提供给他更多的机会来从事这项爱好。搬家后不久，他就花50美元加入了前美国象棋冠军弗兰克·马歇尔开办的俱乐部。“如果说象棋与电影有什么关系的话，”库布里克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你培养耐心，训练你在多种选择中作出决定。下象棋是需要直觉的，而对于艺术家来说，依赖直觉是非常危险的。”
从塔夫特毕业后，辛格在新闻纪录片《时间的行进》中找了一份听差工作，这套影片是由《生活》和《时代》两大杂志的出版公司投资制作的。从1935年起，这家公司每月发行一部短纪录片，通常为20分钟，将新闻资料与扮演的事件编辑在一起。由于它向观众提供了一个像看故事片一样了解新闻的机会，因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虽然奥逊·威尔斯在他的《公民凯恩》里对这套影片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时间的行进》还是成为当时最卖座也最有影响的纪录片。业余时间，辛格也尝试写作剧本。他雄心勃勃地改编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并画了900多张分镜图。他把这些拿给库布里克看，委托他转交给海伦·奥布莱恩，因为海伦与刚刚提升为米高梅影片公司制片部主管的多尔·沙瑞有私人交情。但是，米高梅当时正在拍摄史诗片《暴君焚城记》，剧本部的人认为《伊利亚德》的预算至少也要600万美元，他们不可能同时操作两部巨片。辛格的剧本被退了回来。为了安慰老朋友，库布里克建议辛格写一个简单一些的东西，这样，他们可以一起合作将它拍成电影。
1948年底，《观看》杂志分派给库布里克一项任务，让他去拍24岁的次重量级拳手沃尔特·卡蒂尔一天的生活。这组名为《奖金斗士》的照片登在了1949年1月18日那一期上，照片依次为：卡蒂尔起床后与他的孪生兄弟一起在套房里，后者也是他的经纪人；称体重；向教练讨教战术；花了一下午与女友坐船观光斯塔顿岛；探望他年幼的侄子，送给他一只玩具船；最后是在泽西城的拳击赛，他在比赛中将对手击倒在地。
这组照片拍得相当成功，而惊心动魄的拳击比赛也使库布里克热血沸腾，他意识到自己拍电影的时候到了。从在《时代在行进》工作的亚历山大·辛格那里得知，当时纪录短片每部的收购价为4万美元，而且还能使拍摄者一夜成名，于是，库布里克决定在《奖金斗士》的基础上拍摄一部12分钟长度的纪录片，取名为《拳击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