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岩和名人国际只是上流社会少数人的性俱乐部；在中下层社会，则遍布着数以百计的性伴交换俱乐部。由于某些原因，交换俱乐部在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特别多，其中最多的是洛杉矶，旧金山名列第二，其次是纽约、迈阿密、芝加哥。印第安娜大学性学研究所提供的资料表明，大约有25%的性伴交换者分布在美国西海岸的乡村中。
这些俱乐部通过《洛杉矶自由报》《国民咨询》等报纸的机密专栏广告来发展新会员，有些俱乐部甚至拥有自己的报纸和杂志。
每个交换俱乐部一般拥有三百对夫妻会员，大家聚会交换妻子或情妇，多则每周一次，少则一年两次，通常的做法是每月碰一次头。每次聚会，参加的会员都会有所变更。但不管各种俱乐部的活动方式有多大差别，基本原则是相同的，性伴的交换要基于他们和他们的配偶的完全诚实，就是说，在至少四个人（两对）中间必须相互诚挚。有的俱乐部把它的会员分成永久性会员和临时会员。当一对新会员夫妇跟永久性会员发生了交媾之后，他们便自然取得了永久性会员的资格。另外，所有的俱乐部都有一条规则：申请入会者必须向资格委员会递交本人的裸体照片，并被告知：
1．你应该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朋友；
2．你应该像爱你的配偶一样爱你的朋友的配偶；
3．你应该进行消毒，以使你的朋友放心；
4．你应该保证自己没有VD（性病）。
需要指出的是，当性革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偃旗息鼓，全面退潮之后，性伴交换俱乐部却似乎正处在方兴未艾的势头上。1978年，纽约第74大街上出现了一家最大的“性自由中心”——柏拉图休养所。很快它就成为全美最受欢迎的俱乐部。它的广告是这样写的：“如果你还没有到过柏拉图修养所，你就如同还生活在堪萨斯一样。”这个俱乐部实际上是一座足以容纳三百对男女的公寓，里面全部是装饰华丽的双人房间。房间内备有温馨的被褥和水床或气床。此外，公寓内有一个很大的温水游泳池；一个可供十二个人一起表演脱衣舞的“Jacnzzis”；一个蒸汽浴室以及免费供应便餐、无酒精饮料的酒吧——因为在纽约，地方政府不允许裸体饮酒，所以俱乐部不向会员提供酒类饮品。1978年的入场费是每对夫妇三十九美元。
据调查，去柏拉图休养所的会员主要是医生、律师、中学教员、女演员、护士，以及各种类型的职业妇女，当然还有印第安部落的酋长之类。在这些群交者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生性快乐的人叫拉里·利文森，他的看法颇有代表性。他说：“这里是观淫者的极乐园；每个到这里来的人一开始都是想观看别人如何交媾，到头来他们自己也成了被别人观看的对象。”
看起来有点惊世骇俗的美国性革命，20世纪70年代之后慢慢退潮了。它的悄然来临与隐退，似乎都没有造成什么震荡。尘埃落定之后人们才发现，其实这场运动称不上革命，它在人类的性历史中只达到了见习生水平。它的性行为实践远不及古代各民族，如中国、印度、巴比伦、古希腊罗马，但它的性观念有了现代内涵，特别是它强烈主张人的自然权利。
性革命给美国带来的一个不易为人察觉的变化是：美国社会成熟一些了。在世界经历了上千年性禁锢、在美国立国以后就一直奉行清教绝欲的情况下，性革命的确起到了荡涤作用。从美国公众对政界要人性行为的态度上，亦可看出一些有意思的变化：活动在性革命前后的美国总统，按工业革命前的标准看，没有一个称得上是“严肃的”——罗斯福两度陷入艳情中，差点闹到了离婚的地步：一次是跟露西· 默西尔，另一次是跟他的护士密西·汉德；肯尼迪跟许多女人有染，其中最有名的是皮肤浅黑的朱迪丝·坎贝尔·埃克斯纳，他们经常在五月花饭店幽会；南·布里顿与哈定总统偷情产下一个私生女；杜鲁门和尼克松都是讲色情淫秽笑话的高手；而卡特总统面对《花花公子》的采访时，毫不掩饰地说了下面这段话——
我曾经色迷迷地注视过许多妇女，我也曾在心里多次跟别的女人通奸。
1976年，保守的众议员、美国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尔伯·米尔斯带着他的情妇安娜贝拉开车兜风，经过华盛顿泰达尔贝辛时，安娜贝拉抑制不住地跳起了疯狂的脱衣舞。而众议员韦恩·海斯雇用的打字员伊丽莎白·雷小姐告诉公众，她的工作实际上每星期只有一次：为海斯议员表演一场“获学院奖的节目”（Academy Award Performance），这实际上是裸体淫舞……
对此，美国公众渐渐不那么关注了。他们认为，一个人诸如此类的事情，毕竟是他自己的私事，哪怕这个人正好是个总统。这种态度的形成，也可以认为是经过性革命狂轰滥炸式的冲击之后，出现的麻痹反应。当然，最好的说法还是：美国人已经变得不那么浮躁了。
3．工业化有一张什么样的脸？
1914年，玛格丽特·桑格尔为英语引进了“计划生育”这个词组。她为了普及性教育而奔波在北美大陆，多次因制作女用避孕工具而遭到官方逮捕。经过艰难的努力，大多数州才陆续宣告避孕套、子宫膜、阴道栓和避孕胶冻为合法商品。但此后还持续了很长时间，桑格尔仍然遭到教会的强烈反对。
计划生育的好处到了20世纪30年代终于被社会认识。于是避孕技术得到肯定，并发展出了非常有效的避孕工具。至此，人类性活动成了可以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肉体快乐，生育这个最初的目的到这儿差不多已经完全退出了性活动的舞台。
人类在工业化社会中的标准形象，是蓝色细帆布制作的牛仔工装，工装上缀着铜纽扣，男女都一样。穿着它，人们在交友酒吧、单身俱乐部、电视约会节目组织的活动甚至宗教集会里，任何一个姑娘都有可能遇到一个男人并与他做爱；反过来对男人也不例外。这是说，不花钱的性交已经如此地容易，人们在旧时代里感觉到的性压抑，已经减弱到快不存在了。因而，在性本能压力驱动下的创造活动也停止了。
为了免于连最后的性动力都“停摆”，人们想方设法地为自己积蓄一点动力，采用各种人为刺激的方式，不断地加大力度。加利福尼亚的保守城市圣地亚哥郊外，在一个叫梅沙的地方，开放了一座“爵士乐园”。每晚都因为前来参加活动的女人太多而出现爆棚。这些女人从十八岁到六十岁不等，但年轻人居多。俱乐部吸引她们的节目主要是男子表演的脱衣劲舞。表演时，女人们团团围住两个发光的圆形舞台。在聚光灯照射下，年轻强壮的男舞者开始起舞挑逗姑娘们。他们穿着土耳其式的长衫和紧身牛仔裤，慢慢地往下脱。最后，当裸体的舞者使劲扭动和做出性动作时，女人们发出了尖叫声，情绪亢奋到极点。这时，有些姑娘从座中冲上舞台，试图抚摸他们的大腿和阴茎；有的姑娘则在陶醉与迷幻中上台与男子共舞，不知不觉中也慢慢地开始脱自己的衣服，直到脱得什么也不剩为止。在疯狂的舞步中，震耳欲聋的迪斯科乐声，搅得人们晕头转向，疯狂不已。临结束时，全场熄灯，为的是让所有舞者穿上衣服，恢复她们娴淑的形象。表演中没有性乱，有的只是幻想中的淫荡。
这是女人在工业化社会中发泄平等愿望的一种方式：她们想成为观赏者，让男人们去出卖肉体！
美国音乐家、政论作家詹姆士·斯特林·莫兰（James Sterling Moran）在他所著的《我怎样成为一个性问题权威》中，报告了一个叫人瞠目结舌的事实：在美国农场长大的小伙子中，有些人小小年纪就成天动着脑筋发泄性欲，以致除了动物外，他们也不时地在蔬菜水果上发泄！
二战之后的比基尼、海滨裸体浴场、裸体性舞、换妻俱乐部、“沙岩”、柏拉图休养所、男脱衣舞、“天体”运动……一波又一波的刺激都不能永葆新鲜。人类在抵制着什么？人类为了什么在挣扎？在整个这一过程中，东方民族似乎没有展现出他们从前曾有过的特殊的性文化。这不难理解。只要西方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样板地位不改变，只要不出现另一种比欧罗巴更为强大的文明，只要东方国家仍处于被现代化而不是自发现代化状态，它的性文化就只能是对西方不同程度滞后的翻版，就像看旧报纸一样乏善可陈。例如中国当今某些地方出现的卖淫业，就很类似美国淘金热时代为矿工们开放的妓业。
工业化最终会不会将人类引向无性社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