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有一句诗，叫做“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说的是男子喜新厌旧的事情。有的时候，人的心中最为感性的情爱，和人类活动中最为理性的政治，却有现象上的共通之处。在政治上，也有这种抛开旧人而宠信新人的情况，这是不是和情感的变迁有相似之处呢？
政治家处理政治问题不要带有个人情感，否则就会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所以，新君主对旧臣的态度，也不是出自个人的好恶，而是出自利益的冲突。如果是一个政权内部，随着老皇帝去世，新皇帝即位，产生的新君和旧臣的关系，那还总是内部问题，如果是在乱世纷争的时候，一方打败另一方，让失败者的土地和臣子都成为胜者的战利品，那么如何处置这些旧臣，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一味地屠杀，必定会失去人心；而姑息纵容，则会让国家的权威荡然无存。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在称帝之后，经常说“创业难，守业更难，难上难”。
外来的统治者和本地的旧臣子之间，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但在冲突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实行有效的政治资源整合，把旧臣变成自己的臣子，就像武侠小说里面所说的“吸星大法”一样，自己的内力就会越来越强大，这是许多统治者都十分向往的。乱世争战之时，增加一份力量就是增大一分胜算，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智慧里，如何化敌为友、收服人心，一向是帝王们孜孜以求的。
唐代有一位名垂青史的皇帝唐太宗，他和大臣们的言论被史官收集成为一本《贞观政要》，里面就记载了唐太宗和大臣谈论如何收服人心，如何治国安邦的理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以诚相待、用人不疑。不过，这些理论，唐太宗自己也没能做到，他对大臣们的策略，也是恩威并施、用尽权术，可见，如何驾驭政府中的群臣，是一个不得不谈却谈了也往往白谈的题目。但是，在乱世，必须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而且要处理得好，国家才能长治久安。那么，三国时代的几位霸主，他们都是如何面对冲突、进行整合的呢？
）1.当侵略者变成土著
以政治强人统治地方，无视大家族的存在，这是中国古代政论家们所说的“强干弱枝”的政治形态，显然，这是大家族所不能忍受的，但是如果不实行君主权威至上的统治，在变乱的三国时代，很容易造成政令不统一，国家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
如何釜底抽薪
三国时代的三家统治者，都不是当时的大家族出身，而汉末的地方社会政治形态，是以大家族为主导的，那些称雄于地方的大家族，虽然不比手握重兵的军阀那样势力强大，但是通过通婚、联宗或者业师门生等形式结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遇到重大的事件一起行动，并且在乡里享有很高的民众支持率。外来的统治者想要在地方社会站稳脚跟，就必须想办法处理好和这些大家族的关系，而这些大家族的门第观念十分强，对于出身寒门或者不良出身的人一向采取排斥态度，所以，在刘备、曹操、孙策孙权兄弟们掌权之后，出现了一个十分紧迫的现实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对待这些地方大家族？究竟是要一个政治强人左右局势，还是要与一些具有地方势力的大家族通过妥协来进行统治？
实际上，从西汉建国开始，就一直有着如何处理地方大家族的问题。在西汉建立初期，战国时期留下来的一些具有地方势力的家族占据了很大的地方政治资源，甚至很多西汉地方政府必须要任命这些大家族的人做地方官才能保证统治。当时著名的游侠朱家，曾经在楚汉相争时期救助过大将英布，所以西汉的地方政府也十分看重朱家。西汉的第二任丞相曹参在地方做国相的时候，地方上的大家族横行乡里，违反法律的事情时有发生，曹参知道国家建立初期不能轻举妄动，需要获得这些大家族的支持才能进行统治，所以他对于投诉大家族的案卷从来不进行翻看，直接扔到办公室的一角堆起来，任大家族成员为所欲为，有时候看到他们当场犯罪也不呵斥，所以，曹参得到了地方大家族的认可，他离任的时候，那些大家族的首领人物都忧心忡忡，生怕曹参的继任者对他们不利。
西汉的大家族发展到后来，就成为了豪族强宗，这些豪族具有更大的势力，甚至拥有私家的武装。东汉光武帝的家族就是南阳的豪族，他手下的大将马援等人也是如此。所以，虽然豪族在地方的势力有时候会影响到中央对地方的统治，但是东汉统治者因为自己也出身于此阶层，并未进行有效的管理。到了东汉末年，大家族越来越强盛，成了军阀们也难以动摇的地头蛇。
地方的大家族凭借其广阔的关系网络，也逐渐向中央发展，形成了祖孙几代都在中央占据重要职位的形势。所以，三国的三家统治者在处理朝中官员的时候，就要考虑其家族在中央和地方的影响，而要处理地方问题的时候，还要估计这些地方大家族在中央的政治地位。
以政治强人统治地方，无视大家族的存在，这是中国古代政论家们所说的“强干弱枝”的政治形态，在这种政治形态下，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威，臣下的一切政治权力都是君主所赐予的，君主随时可以收回这些权力，也随时可以处治任何一个臣子。显然，这是大家族所不能忍受的，但是如果不实行君主权威至上的统治，在变乱的三国时代，很容易造成政令不统一，国家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而西汉以来，就有一个政治传统，可以称之为“枝繁叶茂”，即最高统治者君主和拥有大量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地方豪族融洽相处，通过授予大家族成员官职、赏赐他们爵位等方式，让豪族成员进入政府分享国家权力，同时，国家在豪族所在的地区进行一定的管理，每年收取一定的租税，征发一定数量的兵役和徭役。这种政治形态虽然比较利于稳定，但是长久下去就会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西汉前期甚至形成了那些功臣子弟和大家族出身的人都带有侯爵头衔，而国家最重要的行政官员丞相必须由有封侯爵位的人出任的情况，让西汉前期出了几位空有封爵头衔但碌碌无为的丞相。
可见，强干弱枝还是枝繁叶茂，各有利弊，而且如果实行了一个政策，就很难在骤然之间转变成为另外一种方针，否则定然会引起地方豪族的不满和反对。
曹魏的统治者为了处理好这个问题，采用了从经济入手，以农垦为突破口的方式，逐渐瓦解大家族的地方势力，让国家和豪族在地方的力量对比此消彼长。这种做法，需要付出很长的时间，采用迂回的办法，避开大家族的锋芒，而从其经济基础上着手进行改造，具体来说，就是推行国家鼓励的政策，发展自耕农垦荒的农业模式，让自耕农经济逐渐成为曹魏经济的主要支柱，从而动摇大家族在经济上的影响，进而剥夺大家族在地方经济、社会方面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国鼎立局势尚未出现之前，曹操对于豪族的态度还是十分强硬的，甚至公开颁布法令打击那些在政治上与他作对的豪强地主。但是随着官渡之战的胜利，曹操对北方的控制力加强，豪族地主在他的统治之下不得不低头，曹操对豪族的政治控制有所放松，但是并未放弃对豪族的限制和打击。他手下的官员，虽然有很多人都出身于地方上的大家族，但是进入曹操所控制的中央政府之后，就强行被割断了和地方势力的关系，他们的亲属姻亲也没有办法通过以往的关系网络进入曹魏政府，其在中央的势力自然就减小了，通过这样的手段，曹操让大家族内部有了分化，使之成为专门作为国家官僚而与地方关系疏远的职业官员和专处地方无缘于中央政治的单纯地主两个部分。曹操对豪强的策略是能用则用，不能用或为非作歹、危害国家的，则予以严厉打击。虽然曹操采用了这样的办法，但对大家族而言，这还算是比较温和的态度，孙吴的统治者孙策甚至采取更加激烈的办法，从肉体上消灭敌人，大规模屠杀江东世族。曹操在政治上打压豪族、分化豪族的举措，为后来曹魏从经济上动摇豪族的势力提供了前提条件。
没有交锋的胜利
曹操在南征北战的同时，推行了屯田制度，曹魏屯田对军粮供应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从总体看，曹魏军队用粮和其他财赋支出，主要还是仰赖于广大的个体农民。比如当决定袁曹胜负的官渡之战时，袁军用粮固然靠个体农民供应，而已进行屯田达四五年之久的曹方军粮亦主要仰赖于个体农民。特别是许县所在的颍川郡人民供应军粮尤多，因此，直到曹丕夺取汉政权后还特别下诏褒奖在官渡之战中曾经供给曹军粮草的颖川百姓。
曹丕为了酬劳颍川郡人民，还下诏“复颍川郡一年田租”。“复”就是取消，暂时停止的意思，而在当时，只有自耕农民需要交纳田租，地方豪族从东汉政府时开始，就已经获得了不必交租或者交纳甚少租税的特权。“复田租”，表明供粮者主要是占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
河东郡个体农民对支援曹操平定关西，也起了很大的支持作用。河东是曹操平定关陇地区以及“制天下”的重要军粮供应基地之一，故而曹操对久任河东太守的杜畿极为倚重，一再下令表扬。但曹操只赞扬了太守杜畿，而未曾提及典农官屯田的成绩，说明河东的屯田并不占多大分量。这种记载从侧面反映了自耕农的重要作用。
综观三国时代的经济情况，无论是曹魏典农官所管辖的屯田民人数和作出的贡献，都远远不能同郡县个体农民相比拟。正因为自耕农是曹魏立国的主要基石，故统治者对自耕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扶植政策。在中原诸侯割据时期，由关中逃到荆州的人民共有十万余家。当战乱平息、人民陆续回归后，无法自力谋生。关中割据势力韩遂、马超等乘机招引他们做部下。曹操为了防止众多个体小农落入军阀手中，施行盐业官卖政策，以此获得的收入购置犁牛，作为农民耕种动力，从而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这表明曹操政权对其赖以立国的主要赋役提供者——个体农民是采取扶植态度的。同时，曹魏政府对于能够鼓励农民生产、吸纳外来劳动力的地方官员也十分赞赏，其中被曹魏政府公开奖励的有作为的地方官郑浑，为重新定居的个体农户制定了安居生产的各种办法，从而出现了“租入倍常”的效果，给曹魏政府增添了税收；“民得财足用饶”，表明在郑浑的治理下，个体农民的经济状况有长足改善。
在曹操征讨汉中的张鲁之后，一位叫做苏则的官员任金城太守，他招募金城地区附近的羌胡牧民，得到了他们的牛羊，用来赡养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老人。苏则善待百姓，吃饭的时候和百姓“分粮而食”，因为他的安抚政策，在几个月之间，因为战乱而逃到他乡的流民都回到乡里，一共有数千家之众。苏则为了稳定地方、加强生产，亲自教民耕种，当年出现了大丰收的年景，于是从外地归附的人越来越多。金城郡为今甘肃兰州市一带，自古多事，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界地区，三国时战乱尤甚，可是苏则能够对外安抚少数民族，对内招募流离失所的人民回到故土，并且鼓励生产，使得当地的经济出现了少有的发展。魏文帝黄初年间，颜斐在京兆太守任内，用各种办法以使个体农户获得重要生产工具耕牛大车，并且还使他们达到真能自给自足安居乐业的程度。黄初年间，曹魏政府重视在四方新取得的土地上鼓励自耕农民进行垦荒，所以达到了“国库充盈”的富庶程度。
汉末魏初，由于战乱，一般中小地主及比较富裕的个体户为了躲避兵祸，多相伴离开乡井，迁往比较安定的地区，以耕作待时。这些寄居他乡的士人不可能长期仰赖别人供施，他们必然会种地以自食。不管这些人原来是否地主阶级中人，当他们摒弃房屋地产到外地定居以后，便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表明战乱时期原来的中小地主，经过迁移以后，转变为自耕农的，必然为数甚多。而在地主及富裕户大量外逃的中原地区，经过曹魏政府扶植自耕农政策的实施，由佃农或其他贫户转变成自耕农的，应该不在少数。通过战乱和经济调整，曹魏政府用不流血的方式就完成了社会等级的重组，加固了自己赖以生存的自耕农阶层这一社会基础。当时，司马朗甚至上书要求恢复西周时代的井田制，分给自耕农民耕作。司马朗的建议固然比较迂腐而不符合社会现实，但他对当时社会形势的认识还是比较清楚的，他认为在汉魏之际的兵荒马乱之后，土地和耕作者相分离，从而出现了大片的无主土地，国家完全可以再次分配而扩大税收的说法，确实是军阀混战和三国时期的真实情况，是曹魏时期土地关系的一大特色。这种状况，既为曹魏屯田提供了客观条件，也有利于自耕农经济的发展。
但是当时豪强地主趁机兼并土地的问题也同时存在着。所以，为了保证能够在经济上打击豪族的强势地位，曹魏政权也颁布了一些抑制豪族的措施。应该说，曹魏实行屯田，已寓有与豪强地主争夺土地与劳动力的用意。曹操败袁绍，平定邺城之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主要也是抑制地主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因此，才能使百姓喜悦。在曹操的支持下，曹魏的一些地方官员对所管地区内地主豪强逃避兵役租调的不法行为也采取了惩罚措施。地方官员抑制豪族的措施，主要也是严惩豪族放纵家奴行凶、霸占良民土地的行为。地方官员之所以能抑制具有强大地方势力的豪强，是由于得到曹操的支持，才能坚持到底。
正因为曹魏的抑制豪强政策能够贯彻下去，所以，曹操、曹丕在位期间，豪族势力一直不敢抬头，而且被纳入了国家地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正轨，总体而言处于政治强人（曹氏）和地方豪族的共荣时期。可惜，后来因为魏明帝去世以后，司马懿要争夺中央权力，有意地扶植豪族，才让曹魏的基业得以动摇。
）2.姗姗来迟的东吴大帝
如果不了解孙吴建立江东政权的历史，不明白孙吴当年作为一个外来的“单干户”成为江东之主的艰辛过程，就无法真正体会孙吴称帝过程中，那姗姗来迟的脚步里面的沉重感。
破旧立新的尴尬
可能有人认为，一朝天子一朝臣，改朝换代之后，哪能容得旧臣继续作威作福，一切还是要听君主的号令。其实不然，要知道，如果处理不好新君与旧臣之间的关系，不但君主的位子坐不稳，甚至还有国家倾覆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