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的古人，对战争有很深刻的认识和界定。比如争、伐、攻、战、袭、取，都有很不同的解释，如伐是有檄文和金鼓的，而袭就没有，其背后的区别，就在于战争本身的战略需要与战争背后的政治背景上，而且尤以三国时代最为突出。军事本身就是政治的延续，但在三国时代，军事问题的政治化特别明显，因为在儒学兴旺的两汉之后，三国各自建立的政治理念，就十分鲜明，比如曹魏要一统宇内，蜀汉要光复汉室，孙吴要权衡天下，所以三国期间的每一战，都有其背后的政治诉求。
古时候有“朝三暮四”的故事，说战国时代，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能和猴子沟通讲话，在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这个老人每天早晚都分别给每只猴子四颗栗子。几年之后，猴多栗少，所以他就想把每天的栗子由八颗改为七颗，于是和猴子们商量说：“从今天开始，我每天早上给你们三颗栗子，晚上还是照常给你们四颗栗子，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
猴子们听了，都认为早上怎么能少了一个？于是一个个就开始吱吱大叫抗议。老人一看到这个情形，就连忙改口说：“那么我早上给你们四颗，晚上再给你们三颗，这样该可以了吧？”猴子们听了，以为早上的栗子已经由三个变成四个，跟以前一样，就高兴地在地上翻滚起来。这个故事原来的意义，是揭露智者的权术，告诫人们要注重实际，防止为外表的形式所蒙骗。
明明是侵夺领土，偏偏要说自己是奉辞伐罪；明明是为自己建功，却要说为国家长治久安；明明是危险的战争利器，却也涂上环保的绿色。诸葛亮伐魏、诸葛恪北征、曹操吞并袁氏，都是有着很正大的缘由。
猴子是没有思维能力的，所以主人可以这样骗它们，后世也就有了一个比喻，叫“把人当猴耍”。而通过三国的军事与政治的背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君主们和大头兵们，被掌握的程度丝毫不逊于这些猴子。
）1.不可思议的战争
对于统帅人物而言，战争是一把双刃剑，弄得不好，身败名裂，如隋朝的隋炀帝杨广、宋朝的韩佗胄，而即使胜利，也会有功高震主的嫌疑，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如白起、韩信等。
“隆中对”的得失
战争与经济、生产是不可分的，三国时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和关羽的“走麦城”，其实都是战争决策使然，战争不能用经济，甚至军事的眼光简单看待，否则《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也就不会简单地评价诸葛亮是“不会带兵”了。如果仅仅从军事的角度出发，关羽从荆州北上袭击曹魏的都城许昌，其实时机并不成熟，而且外交环境并不好（背后还有一个想讨回荆州的孙权），但是，根据诸葛亮的蜀汉建国方略，这却是一次水到渠成的军事行为。
说到诸葛亮有一个著名的“隆中对”，大家可以看一看它的出炉过程。当时刘备三顾茅庐，终于见到诸葛亮了：
玄德曰：“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开备愚鲁而赐教。”孔明笑曰：“愿闻将军之志。”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备不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迄无所就。惟先生开其愚而拯其厄，实为万幸！”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惟将军图之。”言罢，命童子取出画一轴，挂于中堂，指谓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也。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玄德闻言，避席拱手谢曰：“先生之言，顿开茅塞，使备如拨云雾而睹青天。但荆州刘表、益州刘璋，皆汉室宗亲，备安忍夺之？”孔明曰：“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刘璋非立业之主：久后必归将军。”
刘备要“伸大义于天下”，其实就是指裂土封疆，甚至当皇帝，诸葛亮已经了然于胸，所以他拿出这样一个“隆中对”来，其中心意图是什么呢？刘邦有汉中、刘秀有南阳为基地，这二人都击败对手当上了皇帝，建立了两汉，而刘备多年来一事无成，主要就是缺少一个富庶的根据地，也缺少一个子弟兵集团、一个文官班底。诸葛亮的策略，就是要为刘备配备这些东西——根据地、子弟兵、文官班底。
所以，诸葛亮占据川荆、讨伐曹魏、关羽北上，都是根据这个方略实施的。关羽北上攻打曹魏，襄樊一线告急，许昌震动，曹操拟议迁都躲避这一兵锋，但是，当时关羽没有处理好（其实是刘备没有处理好）与孙吴的关系，过于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令孙权倒戈投奔了曹操阵营。
据《三国志》中记载，刘备收江南诸郡，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先主西定益州，令羽管理荆州事务。建安二十四年，刘备为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这一年，关羽率众攻曹仁于樊城。曹操遣于禁助曹仁。秋天，汉水泛溢，于禁所督七军都被水淹没。于禁降于关羽，关羽又斩了将军庞德。
当时，许昌以南的梁、郏、陆浑群盗都接受关羽的印号，为之响应，关羽威震华夏。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懿、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服气。可以命孙权袭击其后方，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城之围自解。曹操同意。当初，孙权曾遣使向关羽求亲，关羽辱骂其媒人，不许，令孙权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都与关羽不和。关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力，关羽说“回来算账”，芳、仁都怀惧不安。于是孙权引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同时，曹操派遣徐晃救曹仁，关羽不能取胜，引军退还。但孙权已据江陵，尽虏关羽兵众亲属，关羽军遂被瓦解。孙权遣将追击关羽，斩关羽、关平于临沮。
这样一来，三国中，诸葛亮再出祁山，也只能是在战略上牵制曹魏国力的迅速扩张，因为隆中战略已经缺少了一只翅膀。但诸葛亮、姜维屡次骚扰曹魏，多为无功而返，却也乐此不疲，为什么呢？
）2.佚而劳之与劳而攻之：三国将帅的斗争策略
三国时期那些成功的决策者，总是从长远的眼光出发，决定进退，进退的最终效果往往与决策者的远见卓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诸葛亮六出祁山作战，姜维也多次袭扰曹魏西部，但始终不能动摇其关中地区，在曹真、司马懿、陈泰、郭淮、邓艾等魏国名将的阻击下，蜀汉的屡次“光复”战役均告破产。始终没有能够在汉中之外建立外线作战的基地。不过，诸葛亮的策略——蜀汉、孙吴联合袭扰曹魏，却也在不知不觉中给这个新创立的国家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司马世家在多次御敌、平叛的战争中越来越有势力，终于功高震主，颠覆了曹魏宗室，从这个角度上分析，诸葛亮的战略，虽然没有“兴汉”，却也实现了“灭曹”的目标。
司马世家的兴旺从司马懿开始。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人，出身于东汉以来累世为二千石的豪强家庭，其父司马防官至京兆尹。司马懿早年为郡小吏，建安十三年被曹操辟为文学掾。建安二十二年，曹丕立为太子，司马懿任太子中庶子，与陈群、吴质、朱铄同列为曹丕的“四友”，是曹丕智囊团的主要人物。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代汉，司马懿任丞相府长史，又为督军御史中丞。黄初七年（226年）曹睿继位，司马懿以顾命大臣迁抚军大将军，统领禁军。又任骠骑大将军，都督荆豫二州军事，坐镇宛城，主持荆州对吴攻战。景初三年（239年），魏明帝曹睿崩，太子齐王曹芳继位，司马懿、曹爽辅政。嘉平元年（249年），司马懿诛杀曹爽及其党羽，夷三族。次年司马懿病逝，其子司马师、司马昭辅政。公元265年，其孙司马炎以晋代魏，追尊司马懿为“宣帝”。
从司马懿的政治活动中，可以看出，如果司马懿没有在历次战役中得到军权，他也不可能从王朗、陈群、华歆、钟繇这些高官显贵中脱颖而出，成为实际意义上的魏国军队最高统帅。对他来说，更期待的是“西线不可以无战事”。
对于统帅人物而言，战争是一把双刃剑，弄得不好，身败名裂，如隋朝的隋炀帝杨广、宋朝的韩佗胄，而即使胜利，也会有功高震主的嫌疑，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如白起、韩信等。所以在战争频繁的三国时代，要完成这一“高难度”的动作，确实需要极大的智慧和魄力。总结起来，三国时代利用战争的节奏，为本国本集团本家族谋利的方略，就在“劳逸”与“进退”的差别上。
先秦兵家著作，曾有过一部分关于劳逸的论述。孙武指出：“佚而劳之”（《孙子兵法·计篇》），“以佚待劳”（《军争篇》），“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虚实篇》）。上述文字中的“佚”通“逸”。孙膑指出：“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膑兵法·威王问》）这些思想，无疑都构成了三国劳逸韬略中的主要骨架。而三国分裂后新边界、新外交形式的形成，也为韬略家们利用山河形势、外交环境实现劳逸节奏的掌握，从而开出新的课题。
三国韬略家们并未停留在前人的思想领域内原地不动，踏步不前，而是开展对劳逸韬略的探索，并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
首先，沿着孙子的思想轨道，继续向前延伸，将“以佚待劳”的观点拓展为“击劳”的原则。“待”有被动、消极的一面，而“击”则变得主动、积极。这一原则的提炼，与三国时代的激烈争夺形势有密切关系，因为冲突的双方总是希望以最短的时间赢得战争的胜利。赤壁之战，刘、孙双方处于以逸待劳的优势地位，如果曹军发动攻势，即可加以有力的回击。但刘、孙双方的智囊们不停留在这一保守的状态，而是积极设法发动攻击，迫使曹操退兵。陆逊抗击刘备的猇亭之战（也称夷陵之战），蜀攻吴守，孙吴处于以逸待劳的一面，但陆逊在找准对方的弱点时，大胆进攻，变被动为主动，使敌方在反击时不能发挥应有的战斗力。
其次，在“佚而劳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出“劳而攻之”的韬略原则。佚而劳之的宗旨是不让敌人有任何安宁、休整的机会，实质上是破坏敌人的战斗力，使其削弱，使其失去最大的战斗能量，而劳而攻之的韬略原则，是不放弃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机会。与以逸击劳原则的不同之处是，劳而攻之中的进攻者一方，并不一定具备整体上的安闲静处优势。官渡之战中，曹操被袁绍包围，后来军粮已尽，给荀彧写信，准备撤军，荀彧不同意，指出：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指曹操）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三国志·荀彧传》）
曹操听取荀彧之见，实施敌疲我打，乘劳而攻的战略，出奇兵袭击袁绍部队，最后取得了胜利。曹操以弱敌强，但这并不妨碍他运用劳而攻之的韬略，而袁军在情势上的疲惫，正是曹军走向胜利的契机和转机。
劳而攻之的另一个著名战役是司马昭困死诸葛诞。甘露二年（公元257年）五月，诸葛诞攻杀扬州刺史乐綝，调集淮南和淮北屯田口十余万官兵及扬州新附的四五万兵力，备足一年粮草，在寿春闭城而守，反叛魏国。与此同时，诸葛诞派遣手下长史吴纲带着小儿子诸葛靓到孙吴求援。孙吴派将领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率兵三万余人，暗中与文钦一道来援助诸葛诞。援军中的唐咨于黄初（公元220-226年）年间叛魏，败逃孙吴，文钦于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和毋丘俭一起反叛于淮南，兵败后逃到孙吴。三大叛将汇合近二十万兵力的叛变行动，使得魏国朝野震惊。六月，魏车驾东征，大将军司马昭率二十六万兵力，前往讨伐。在整个反击过程中，司马昭否定谋臣将士的急攻方案，对叛军围而不打，待惫而歼。最后，诸葛诞单骑逃窜，被魏军杀死。原本一场杀伤力极大的攻城战，由于司马昭劳而攻之的出色韬略，比较轻易地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最后，将己方的不劳、无劳、难劳建立在除军事之外的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上。《孙子兵法》讲行于无人之地，攻人不备，可使己方不致疲劳，储备足够的战斗力，用以对付敌人。三国韬略家们针对形势和客观情况，将孙子思想的外延作了大幅度的扩展。成功的政治、外交、经济措施，可以营造宽松、缓和的环境，化干戈为玉帛，避免多方作战，腹背受敌，前后夹击，里应外合，是部队不受疲劳的一个重要因素。三国决策人物和智囊们在实践中均已注意到了这一点，都想方设法积极争取机会，使自己的部队处于安逸、平和、静养、休整的良好状态。
劳逸韬略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整个韬略的实质，这就是尽一切可能使竞争双方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赛跑。以此为出发点，劳逸韬略旨在要么削弱敌方的力量，要么加强自身的力量，以造成搏斗双方在力量天平上的倾斜，从而在决战之前，就稳操胜券。所以曹真、司马懿、陈泰、郭淮、邓艾等魏国将领，即使在诸葛亮、姜维的军队疲敝虚张、呈现败象的状态下，仍然坚守国界，将“以逸待劳”作为了一种长期的国防战略。这样一来，即使西线战事不绝，魏国也没有倾覆危险，反而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练兵备战；相反，在东南战线，魏国始终对孙吴采取强硬的攻势防御策略，令其无暇在江北地区有大的作为。
再说“进退”。
进不可御，退不可追，是古人追求的行动境界。三国时代，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盘根错节，对立双方有时势均力敌，旗鼓相当，进退维艰，左牵右挂。如果决策者们稍有不慎，陷入绝境，则难以自拔。进退之际，实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狱之门就在脚下，熊熊烈火尾随身后。
三国韬略家运用进退韬略，除了遵循“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左传·昭公十五年》）等原则外，还作了大量发挥和积极的探索。
首先，在进与退的取向上，总结了不少有益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