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匈奴大举进入塞内的时候，北方的草原地区是鲜卑人的天下，而乌桓则早已进入了长城南北一带，并且已经度过了近百年的“民族问题国内化”的阶段。根据史书记载，“乌桓、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东胡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据说在商朝时就已经在北方活动了。汉高帝刘邦元年（前206年），匈奴发兵灭东胡，东胡属下的乌桓便受匈奴奴役。每年必须向匈奴输送马、牛、羊等牲畜和皮革。到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霍去病击破匈奴左部，乌桓才摆脱了匈奴的控制，接受汉朝的迁徙政策，一部分乌桓移居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从此乌桓临近先进的汉人农业区，从游牧生活转向了农耕生活。当时汉朝对乌桓的需求主要在军事方面，就是让乌桓人侦察匈奴的动向，并且设置护乌桓校尉，用来卫护和监视乌桓，使乌桓不能和匈奴交往。
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年），前中山太守张纯发动叛乱，自号弥天安定王，并统率着三郡乌桓抢劫青、徐、幽、冀四州。次年，汉以刘虞为幽州牧。刘虞以前曾经做过幽州刺史，在胡汉民众中素有威信。乌桓首领丘力居听说他来平叛，于是马上归降，并继续在中原北部活动。丘力居死后，他的同族侄子蹋顿因为平素就有军事才能，被部众推举为部落大人，手中控制了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部的乌桓兵。当时袁绍与公孙瓒在乌桓居住的地区频繁交战，听说乌桓铁骑勇猛善战，便向蹋顿求助，蹋顿便派兵支援袁绍，打败了公孙瓒，事后袁绍赐蹋顿、难楼、峭王、汗鲁王几位乌桓部落首领单于印绶，想要用这种方式笼络他们，让他们臣服于自己，好用乌桓骑兵来扫平诸侯。这种行为，是把乌桓这个独立的民族拉进中原王朝内部的政治斗争的危险尝试，因为乌桓的目的不是做谁的臣子，而是独立生活，拥有自己的土地。但袁绍为了图谋霸业，不惜饮鸩止渴，为后来的变乱埋下了祸根。
建安十年（205年），曹操攻占冀州、扫平了袁绍最后的势力之后，袁绍之子袁尚和袁熙投奔蹋顿。这一事件，更是强行把乌桓人牵扯进了东汉末年的争霸战争。收容兵败的袁氏兄弟，就逼着乌桓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样一来，乌桓就不再是一个完全中立的民族，而是代表着支持袁绍势力的一方诸侯了。蹋顿多次伙同袁尚兄弟入塞为寇，企图侵扰曹操的后方。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率大军攻三郡乌桓，大破乌桓骑兵，蹋顿和几位部落大人死于此战役，曹操还收服了当地包括乌桓在内的投降军民二十余万口。
乌桓部众投降曹操，这已说明了当地的乌桓人已经成为曹操手下俯首称臣的军民，而不是独立的部族了。这一投降行为影响深远，在曹操从辽东班师准备回根据地而途经易水时，代郡乌桓行单于普富庐、上郡乌桓行单于那楼亲自来向操庆贺，并且表示愿意降服。从独立的部族到参与中原争霸，再到归附于当时北方霸主曹操手下，乌桓在政治上越来越失去独立性，但是民族习惯上依然保有部族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民族问题，到底应该进行国内化的处理，还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曹操心中似乎还没有谱。
其实，曹操之所以乐于将乌桓等少数部族迁入塞内，目的只不过是想要借助乌桓勇猛的骑兵为自己充当作战部队而已。当时曹操收降的乌桓部队之精锐程度世上无双，被称为“天下名骑”。而这也不是曹操个人的创举，汉末三国时，利用乌桓兵作战的，除了曹操以外，还有袁绍父子、公孙瓒、张纯、阎柔等人，刘备做平原相的时候，也有乌桓等少数部族在他军中效命。可以看出，乌桓内移之后，其贵族受到种种优厚待遇，而一般部众却被驱向战场厮杀，原有的部族组织逐渐瓦解，而乌桓人民被当做战争机器，好像职业军人一样，成了三国时代各个政权内部的重要军事力量。但乌桓人为了摆脱做炮灰的命运，屡屡发动反叛，这也可称为当时的不安定因素之一。
相比之下，鲜卑人的命运比乌桓要好一些。西汉初东胡被灭后，作为东胡最大支属的鲜卑远逃至辽东塞外，未曾和汉朝发生直接关系。东汉光武帝时期，随着南匈奴附汉，鲜卑才开始和汉朝互相往来。东汉时期，鲜卑占据了匈奴原有的塞北草原地区，并且收降了在当地散落的匈奴残余部众，日渐强大起来。在和东汉政府对峙的一百多年中，鲜卑贵族向东汉王朝降附有五次：每次均时间短暂，而侵犯边境的事却经常发生。因此，熹平五年（176年），汉灵帝召集百官商议对付鲜卑的策略。当时议郎蔡邕认为，国内有很多乱局还没有收拾好，根本没有力量去抗击鲜卑，因此，蔡邕提议先“恤民救急”，即在边境上暂取守势。可是灵帝并不采纳，派遣护乌桓校尉夏育等三将各率万骑分二道出塞击鲜卑，受到了鲜卑部落大人檀石槐的阻击，东汉军队死伤惨重，大败而归。这个时期，鲜卑和东汉政权还是互相敌对的不同民族，而此后不久，鲜卑分裂为三个集团，一是步度根为部落大人、分布在并州等地的鲜卑；二是以轲比能为部落大人、分布在幽州的鲜卑；三是以素利、弥加、阙机等为部落大人、分布在幽州塞外的鲜卑。
在以上三个势力中，步度根比较亲近曹魏。曹操平定幽州的时候，步度根与轲比能等通过乌桓校尉阎柔进贡。后来他和轲比能之间发生矛盾，魏文帝曹丕称帝之后，步度根多次与轲比能互相攻击。但因为军事力量不足，只能退守，率领部众万余家保太原、雁门郡。步度根一心为曹魏守边，没有侵扰当地郡县的行为。
轲比能因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等品德被部众推举为部落大人。他的部落接近北部边塞，自从袁绍据河北之后，中原人多逃到他的势力范围，他也向内地来的汉人学习制造兵器、铠甲、盾牌和语言文化，并且模仿中原王朝的制度和法令统治部下。建安二十三年（213年），代郡乌桓造反，轲比能协助其侵犯边关。曹操派儿子曹彰率精兵击破之，轲比能不得已投降了曹操。魏文帝曹丕黄初五年，轲比能发动了对东部鲜卑大人素利的战争，被当时的曹魏护乌桓校尉田豫趁机击破。从此以后轲比能开始怨恨曹魏，多次制造边境危机，幽、并二州人民颇受其害。魏明帝时，轲比能对魏仍时附时叛。青龙三年（235年），幽州刺史王雄派刺客韩龙暗杀了轲比能，当地的局势才平静下来。
而东部鲜卑大人素利、弥加、厥机，因在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距离中原路途遥远，所以没有形成边患。当时还有移居内地的鲜卑部众，他们在社会组织方面，依然归部落大人管辖。只有犯法时，州郡地方官才能过问，但常受到鲜卑大人的干扰，动不动就调动骑兵张弓拔刃进行威吓。
可见，当时的几个主要鲜卑部众虽然居住在塞外，但他们和北方的曹魏政权关系十分密切。曹魏政权对待这些塞外的鲜卑人，没有过多地干预，一来是因为当时曹魏依靠的骑兵多为乌桓人，二来是曹魏也没有太多的力量去管理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但是，曹魏始终把鲜卑当做归降自己的力量，认为鲜卑应该统一接受中原的领导，所以才会发生轲比能的叛乱和多次犯边。
雇佣兵的结局
羌人与匈奴、鲜卑不同，他们很早就开始了和汉人杂处，所以羌人在生活习惯上也更接近汉人，羌人与汉人互相学习、互通有无、和睦相处时间也比较多。《后汉书·西羌传》对羌人有如下的介绍：
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长，无相统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强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王教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
可见，在当时的汉人看来，羌人的特点是吃苦耐劳，勇敢善战，敢于反抗强暴，但他们部族居住分散，不能凝聚为强大的政治集体。
正因为羌人的这些特点，在进入汉末三国混战局面时，羌人便成为割据者挟之以攻战的工具。从董卓入洛至献帝东归的七年中，挟持汉帝及大臣的都是凉州军阀，他们军中都有羌胡。郑泰就曾经对董卓说过：“天下之拳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以为爪牙。”这番话里面提到了“匈奴屠各”，是匈奴的一支，十分勇猛善战，而且一度出现了很多有军事才能的将领，但是他们从不和汉人合作，相反，能够被居住在陇西地区的军阀们所用的，则是“八种西羌”，也就是羌人。
后来以今陕甘交界地带为主要据点的韩遂及马腾、马超父子军中也有很多羌人。韩遂在华阴为曹操大军击败后，逃回湟中。他的部属成公英劝他和羌人结交并把他们收归己用才能东山再起，韩遂听从了他的建议，终于再次成为割据一方的豪强，而且一生始终都受到羌人的支持。马腾的父亲在汉桓帝时做天水兰干县尉，失官后留在了陇西，与羌人部落住在一起。当时他生活贫苦，娶羌女为妻，生下了马腾。汉灵帝末，氐羌等少数民族反汉，腾应募从军，积功至征西将军。与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建安十三年（208年），马腾被曹操征召入朝，手下的羌人部曲由长子马超带领。当时杨阜曾经评价马超说：“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马超率领手下的羌人军队曾一度占有陇上郡县，并杀了凉州刺史韦康。建安十六年（211年），韩遂、马超在渭南与曹操马上会晤，当时“秦、胡观者，前后重沓”，说明韩遂、马超军中羌胡甚多。建安十九年（214年），马超受到韦康故吏杨阜、姜叙等的反击，失败后，取道羌人众多的武都逃入氏中，辗转入蜀。
以上董卓、韩遂及马腾马超都借助于羌胡之力，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称雄于关陇地区。而羌人却因为部落分散，没有统一的领导，只能被当地的军阀豪强所用，自己作为一个民族却始终未能有何作为。而无论是董卓、韩遂，还是马腾、马超，都是得到了羌人的支持和拥戴才能够拥有如此有战斗力的羌人军队，可见，羌人在当时，是和内地汉人关系最为密切的。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羌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所以，在马超带领西凉羌人南征北战多年后，这些羌兵都十分思念故土，甚至想马上回家去牧羊。羌人的生活习惯，决定了他们无法成为长年作战的部队，但董卓、马超这样的军阀，需要的正是职业军人，他们不顾羌人的意愿，驱赶羌人为自己卖命，最后换来的，只能是离心离德，马超也是因为这一原因才导致最后的兵败的。
）4.军队，皇帝手里的风筝
领兵的大将们好像君主和权臣们手中的风筝一样，有了风吹草动，马上把他们放上天空，但是飞得远了，就要把牵着他们的线收一收。这样一来，军事自然无法真正强大，只能做做表面文章而已了。
有一句话，叫做“上帝在这里关上了门，却在那边打开了窗”。对三国时代来说，三个政权都有种种问题，使它们不能胜任三分归于一统的历史重任，那么，在这个时候，应该由哪里打开一扇新窗子，走出割据时代呢？
那么，要结束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应该从哪里找到打开新窗子的薄弱链条呢？
三国时代真正薄弱的链条是什么？是军事。
这个答案也许会让大家失望，因为这里根本没说这最薄弱的链条是哪个国家，反而说是军事这种因素。确实，当时的三个国家，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很多薄弱之处，那不过是它们自身的缺点而已。但是，三国对立了几十年，好像绑在一起一样，无法一下子分开，那么，它们之间互相对峙而且无法实现统一的因素是什么，什么就是当时决定发展的最关键环节，也是三方都无法尽力去维护、去发展的环节。
除了军事以外，还有什么是能够左右三国局势发展的吗？当时，经济不过是军事的后盾，外交不过是军事的策应，内政也以军事作为指挥棒，要执行什么样的战争计划，就要适当地对内政进行调整。但是，军事虽然这么重要，但每个政权都没有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消灭其他两国，反而是把胶着状态维持了几十年，那么最薄弱的链条不是军事又是什么呢？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三国时代之所以走向分裂，而且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后又走向再次的分裂，原因就在于当时历史发展的走势以分裂为常态而以统一为变态。但是这个时代能否这样简单下如此的定论？如果不是因为军事这个链条的薄弱，三国时代的分裂能够维持数十年吗？非常难说。
为什么军事这么重要的一个环节，会成为三国时期最薄弱的环节呢？因为用兵权的争夺。这不但是三国时期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中国古代的问题。应该由谁来带兵，谁来制定行军计划，将领和士兵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将领和朝廷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礼节，都是关系到中央统治的大问题。北宋刚刚建立，宋太祖就来了一个杯酒释兵权，把将领和军队相分离，这样就可以避免领兵大将们拥兵自重图谋不轨。那么，三国时期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呢？无法处理。因为抵抗敌国需要依靠那些有经验有威信的将领，所以不能随意剥夺他们的兵权，可是又不能过分放纵他们，所以，诸葛亮北伐会被掣肘，司马懿有了军功会被猜忌，诸葛恪拥兵自重被孙吴统治者视为眼中钉。领兵的大将们好像君主和权臣们手中的风筝一样，有了风吹草动，马上把他们放上天空，但是飞得远了，就要把牵着他们的线收一收。这样一来，军事自然无法真正强大，只能做做表面文章而已了。
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就是因为将领们依靠手中的军事力量发动政变，但是在不到五十年中就实现了再次统一，而三国时期，由于统治者们对军事看得很严，所以除了司马懿消灭曹爽的政治斗争外，没有发生过军事将领发动政变推翻现有政权的事情，可是，这种稳定也付出了代价，就是国家分裂了将近一百年之后才最终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