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经（1222-1275）是理学家赵复的弟子，又是文学家元好问的学生，还是元好问的老师郝天挺的孙子，金朝灭亡时，他才12岁。他生于金，仕于蒙古忽必烈，实际因为充任蒙古军的使宋使而被长期扣留在南宋。他的《陵川集》中存赋15篇，也都是古赋，其风格有与元好问明显相似之处，可看作是金赋的殿军和元赋的开辟者。因为他抱有亡国破家之痛，童年亲受过离乱的苦难，亲眼看到过广大人民的疾苦，所以在其诗文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广泛而深刻的。在元朝，他虽以新朝的谋士身份进行活动，但又常以金朝的忠烈者而自期，其《铜雀台赋》《虎文龙马赋》等，都表现出了他的这种思想和情绪。《四库全书总目·陵川集提要》说他的文章“雅健雄深，无宋末肤廓之习”，其《冠军楼赋》《泰山赋》《牡丹菊赋》《幽诉赋》《秋风赋》等等，也确实雄健豪壮、骨力劲道。他的《怒雨赋》写得尤为壮采。本赋题下注明写作时间为“己酉（1249）五月十三日”，当为他出仕蒙古之前的早年之作。他把人们所熟悉的暴风雨写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并把这一自然现象与神话传说、历史典故和自己丰富的想象完美地结合起来，赋予自然现象以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并以赋明志，写出了自己独立不惧、履险如夷的个性和气质，暗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自己的处世态度。文笔刚健、雄浑、挺拔而简练，似乎比苏过的《飓风赋》更高一着，在赋物寓理的赋作中，确是不可多得的。
王恽（1227—1304）也是当时的大家，长于文学而又有史才。他多次上书主张保护科举中的词赋科目，为律赋的地位辩护，但他自己却又不作律赋，只为文士步入仕途呼喊，只把律赋作为进入文学殿堂的台阶而已。其《秋涧集》今存赋10篇，也都是古赋。著名的《菇野菊赋》《三峰晴雪赋》《吊廉将军墓赋》等，大都苍劲而畅朗，表现出关切时事的思想感情，亦有元好问的遗风。
王旭（生卒不详，约生活于世祖、武宗时期）一生未登仕途，故常拟屈原的遗意为赋，情思悲怆而体气却甚豪迈，《兰轩集》中存赋10篇，也都是古赋。《爱河赋》痛恨世道衰微、晚节末路；《困骥赋》以困骥自喻，展示自己倜傥不羁的品格；《离忧赋》更写春愁秋悲、凄风苦雨的情状，表现出理想和现实相忤的自悲心态，显然更具有时代意义，而《鸣鹤赋》也写得很有寓意。
戴表元（1244—1310）在南宋因兵乱而不仕，入元后亦不热心仕途。他少从王应麟游，学有渊源。鉴于宋末文气萎弱，他“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四库全书总目·剡源集提要》），其《剡源集》中存赋14篇，也都是古赋，代表作有《耕宽堂赋》《可竹轩赋》《寄安斋赋》《碧桃花赋》等等，大都深沉雅洁，化腐朽为神奇。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名重当时，其赋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刘因（1249—1293）是一位理学家，有《四书集义精要》传世。他为人正直，性不苟合，元王朝多次征诏，皆以故不就，采取了与元蒙贵族不合作的态度，被元世祖称为“不召之臣”。其名作《苦寒赋》描写春至而寒威犹盛，致使贫苦人家“火如红金，薪如桂枝，儿号妻哭，痛尽伤悲”。全赋明写春寒，实喻政治气候，比较深入地反映了蒙古贵族统治下的社会现实。全赋有描写，有议论，笔力苍劲而气势雄健，从中透出宋赋向元赋过渡的痕迹。而《渡江赋》也写得恢弘大气，使人有如临其境之感，可说是元赋不可多得的佳作。
赵孟（1254—1322）是宋皇室的后裔，我国著名的书画家。他入仕事元，内心颇多矛盾，但为政尚能兴利除弊、体察民情。其《松雪斋集》今存赋5篇。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和处境，所以赋中虽多慨叹故国沦亡、身世沧桑之情，但不敢言世情、指摘或揭露元朝的黑暗，故赋风蕴藉清婉、墨淡言温，透露出一股清新秀丽、简练超俗的风韵，著名的《纨扇赋》《修竹赋》《吴兴赋》等就表现了这些艺术特色。特别是《纨扇赋》，表现“用舍有时，出处有宜”的“行藏任道”的思想，不从遇与不遇上着笔，别出新意，境界颇高，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无可奈何而又聊以自慰的心情。《修竹赋》摹形涂色，渲染情境，语意婉转而有神韵。《吴兴赋》虽气势雄健，亦情韵流转，景色相宜，颇具恬和豫畅的艺术特色，可以说是书画家为赋的艺术体现。
袁桷（1266—1327）是元王朝前期存赋最多的作家。少为丽泽书院山长，后荐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后迁侍讲学士，朝廷的制册、勋臣的碑铭多出其手，是大德、延祐年间的著名学者。其《清容居士集》存赋22篇，以《导游赋》《椿堂赋》《凝云石赋》《桐柏观赋》《玄云石赋》《息斋赋》等最有名，大都咏物抒情，真切感人。《导游赋》表孤介，《玄云石赋》抒怡情，语言清新，境界幽静，流露出退隐山林、以节操自守的淡雅心情，显示由宋赋多说理向元赋重抒情转化的倾向和趋势。
这时期重要的赋家还有刘埙（1240—1319）、任士林（1253—1309）、陈栎（1252—1334）、张养浩（1269—1329）等人，他们都有较多较好的赋作传世，如任士林存赋18篇，陈栎存赋15篇。刘埙的《观雨赋》《迎春赋》《养生赋》，任士林的《悯己赋》《翰音赋》，陈栎的《大禹惜寸阴赋》《黄山堂赋》，张养浩的《白云楼赋》《鹦鹉赋》等等，咏物抒情，大都写得清新明畅，风韵动人，在促进元赋的发展衍化中，各自起了推动作用。
由此可见，元朝前期是元赋创作的高潮期。正是在这个时期，宋代的文赋向古体赋转化，以理入赋的赋风衍变为以情驭赋，从而形成了元赋写作的特点和风格。
在元前期赋作的基础上，元后期的赋作继续向前发展，特别是在延祐年间（1314—1320）科举考试变律赋为古赋及元初文学复古思潮的影响下，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当时，社会矛盾特别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上层统治集团的腐败也更加突出，社会混乱，政局动荡，人生坎坷，所以从思想内容上说，关心现实、暴露矛盾的作家作品比前期大大增多；从赋的体制和风格上说，抒情成分更浓，“祖骚而宗汉”的复古倾向更重，骚体赋作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从而真正完成了由宋赋向元赋的转化，构成了元后期赋作更复杂的内涵。其中，既多愤激的呼号，也有平和的咏叹，其作家又多由担任过考官、学官的儒生和由科举出身的文士所组成，从而更加巩固和扩大了文儒相兼的赋学队伍。程朱理学虽然是元朝后期的官方哲学，有些赋家也不免沾染了理学家的迂腐气味，但有成就的作家们，却能在向理学家靠拢的同时，又能超脱理学家的绊羁而争取赋作的文学独立地位，向诗骚靠拢。如果说，宋金之赋是向散文说理化衍进，而元后期的赋则又表现出向诗骚的抒情化回归。这时期赋的创作非常繁盛，赋家赋作数倍地超越前期，其中著名的就有虞集、刘诜、马祖常、许有壬、朱德润、杨维桢等人。
虞集（1272—1348）是著名理学家吴澄的弟子，元成宗大德初年曾任大都路儒学教授，后历国子助教、博士、太常博士、秘书少监、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是一位典型的儒家学者。他主张选用儒学之人为官，以造就封建统治人才。但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极力反对元王朝所推行的民族仇杀政策。但是由于遭受蒙古贵族的嫉视，多次向朝廷提出的建议不仅没有施行，反而遭到疑毁。因此，他的作品没有理学家的迂腐气，反而时常流露出抑郁不平之感。其《道园学古录》存赋4篇，以《画枯木赋》最有名。全赋虽然短短几句，却能再现画中枯木的精神状态，曲折地反映出作者虽缺乏生气但仍保留着一定的傲岸之气的性格，是当时处在民族歧视重压下的文人志士的心态写照。赋文简练而有情致，是一篇优美的咏物抒情赋。
刘诜（1268—1350），一生不仕，刻意学古文而又能自出机杼。他赋学欧苏，但不以模拟字句为古。其《桂隐文集》存赋13篇，多为古体赋。《白雉赋》《芳草赋》《兰亭赋》是他咏物抒情赋的代表作。特别是《兰亭赋》，假借晋王羲之《兰亭集序》中“一生死”、“齐彭殇”几句话生发，使老庄玄胜之谈蜕变为现实的哀怨苦情，抒写怀旧伤国的民族感怀。
马祖常（1279—1338）为元王朝的应奉翰林文字，拜监察御史，累官至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为政公平，廉洁奉公，体察疾苦，同情百姓，正直敢言，不畏权贵，其《石田集》中存赋5篇，大都鲜明地反映出作者仕途中的真实心情。其中，以《伤己赋》《悠然阁赋》《适忘赋》为代表。《伤己赋》表现自己不满现实、奋发自励、不与流俗合污的高贵品格和政治抱负，同时也抨击了当时政局的混乱和腐朽，在当时影响很大。后两赋表现自己问心无愧、高视尘俗、悠然独往的情怀，也是抒情述志佳作。看得出，他深受屈原的影响。
许有壬（1287—1364）是延祐年间进士，曾任中书左丞等职，其《至正集》存赋7篇，其中《云庄赋》阐明人生意趣，事理深切，简雅高古，情蕴中透露出英迈之气，是元末古赋的佳作。
朱德润（1294—1365）也是一位儒学官吏，做过国史编修，征东儒学提举，《存复斋文集》存赋4篇，以《雪猎赋》《幽怀赋》为代表作。前者为元英宗命作，文虽嫌疏浅，但敢于跟皇帝抒发对腐朽政治的讽刺和谏诤，其胸襟的直爽、泼辣和大胆，还是令人敬佩的。其《幽怀赋》简练、犀利的笔触，揭露至正年间（134l—1368）农民起义前夕的黑暗现实，文辞锋芒毕露，具有重大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杨维桢（1296—1370）是元末唯一留有赋作专集的大赋家，其赋数量之多，不仅为元人赋家之冠，而且也前无古人。他60岁时，正值朱元璋灭元。朱元璋曾以安车征诏他，他却以“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谢辞，看来是位狷直而有气节的人。他能诗善文，尤工乐府，是元末的诗坛领袖。诗风纵横奇诡，文风清晰流畅，人称“铁崖体”。其赋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强烈的讽刺性，笔力雄健，语言简明。《承露盘赋》批判神仙迷信，《乞巧赋》揭露人情虚伪，《忧释赋》写仕途的险恶，《骂虱赋》揭露残人致命的贪官暴吏，《怀延陵赋》也委婉地反映出元朝宫廷内部的夺权与残杀，表现了统治者的反动和腐朽，都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其他如《罗浮凤赋》《叹疾赋》《起病鹤赋》《索居赋》《定命赋》《尚志赋》等等，或抒志意不逞的沉忧，或泄世事混浊之孤愤，都是咏物抒情的精品。《些马赋》更是他的代表作，虽为哀马，实为哀己。它从马的沉渊展开想象，推想马的前途，而归结于江险不可久居，这就自然隐喻出具有才智的知识分子的苦闷以至人民大众的疾苦，客观上反映出元末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他可以说是元赋的集大成者。
与上述诸家同时的作家吴莱（1297—1340）、陈樵（1278—1365）、王沂（生活于仁宗至顺帝时期）、黄文仲、李祁（1310—1388）、胡天游（？-1397？）、汪克宽（1304—l372）等人，他们的存赋都各有一些优秀的作品，同样丰富了元后期赋苑的赤橙红紫，如吴莱的《狙赋》就是讽刺现实极为深刻的优秀之作。
可见，真正代表元赋艺术成就、思想内容最为广泛的，还是元后期的赋。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对宋金元赋的发展、衍变过程和重要赋家、赋作的介绍与评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宋金元的赋作从体式、内容到艺术表现，都有它独特的精神和风貌。众多的赋家和赋作充分展示了它在中国赋作发展史上的价值和地位，也有力地证明了“唐后无赋”的观点是错误的。宋金元赋是秦汉、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赋的发展和延伸，是明清赋的铺垫和前提，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意义。以往，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对宋金元赋的重视和研究都极为不够，我们应该继续更深入地研究它，以便更好地继承这份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宋金元赋评注》是《历代赋评注》的组成部分，我们把这部分编著敬献给学界，以尽我们在宋金元赋研究方面的一点责任和义务，不妥之处，敬祈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