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临一向好佛，宫中奉有木陈、玉琳两位禅师，钤章有“尘隐道人”、“懒翁”、“痴道人”等称号。他对木陈曾说过这样的话：“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相待。”看来，他早有削发为僧的念头。在去世前几天，他还叫最宠信的内监去闵忠寺削发做和尚。据说，康熙曾四次去五台山，前三次都是为看他父亲去的，每至，必屏侍人独上高峰叩谒。第四次去时，福临已死，康熙帝触景伤情，有诗哀悼：“又到清凉境，岩卷旋复垂。芳心愧自省，瘦骨久鸣悲。膏雨随芳节，寒霜惜土时。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诗文十分哀婉。又传说在康熙年间，两宫西狩，经过晋北，地方上无法准备供御器具，却在五台山上找到了内廷器物，于是，福临出家便有了更充分的证据。
据《清史通俗演义》，康熙皇帝五度巡幸五台山。
吴伟业有《清凉山赞佛诗》，就是咏叹此事。《清稗类钞》、《清代野史大观》等书中都有关于福临因董妃去世而削发出家的故事。其实关于顺治到五台山出家的说法，只是一种传闻和间接推测，从来没有直接证据。史家所谓的清初三大疑案：太后下嫁、福临出家、雍正夺嫡，尤以福临出家的材料依据最薄弱。
董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故福临出生时，董小宛已15岁了；顺治7岁即位，董小宛已21岁了；顺治八年正月二日董小宛死，年28岁，而清世祖那时还是一个14岁的小孩子。小宛比清世祖年长一倍，断无入宫邀宠之理。董鄂妃却是在董小宛逝世5年之后的1656年才奉召入宫。由此可见，董小宛并非董鄂妃。
为什么野史能把董小宛与孝献皇后扯在一起呢？原因是她们的姓中都有一个董字，她们的风貌都堪称一个美字。福临帝曾经钟情的董鄂妃就是他五台山出家传说中董小宛的真实原型。真实的董妃，和董小宛并不同姓。
据汤若望回忆录记载是内大学士鄂硕之女，福临异母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妃子，满族人，姓董鄂氏。汤若望是当时的钦天监监正，是德国传教士，与福临关系比较密切，因此他的这段回忆可靠性、可信性很高。又据清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记载应为东鄂洛氏，董鄂是汉语音译，而王国维《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与董小宛无涉》一文考证为栋鄂氏。顺治十四年十月初七，董鄂妃生皇四子，两个月后皇子夭折，后董妃亦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去世，年仅22岁。姓董鄂氏是满语译音，许多史书也有译为“栋鄂”、“东古”、“东果”。
关于顺治的死因，据当事人王熙《王文清集·自撰年谱》载：“奉召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王熙是顺治年间进士，授官检讨，后在康熙朝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并奉命专管密本。因此他的记述有一定的可靠性。张宸在《青集》中亦称：“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张宸也是当时人，曾任兵部主事。王、张二人所记完全相合，可以互相印证。似乎福临死于出痘是无疑的了。已故明清史专家孟森的《世祖出家事实考》，他举了《东华录》等史书的记载，认为清世祖死于痘疹，没有出家。从董鄂妃死后火化看来，董鄂妃可能是患上了天花，并传染给了福临。
“顺治帝为董小宛出家五台山”的传说，自然是清初好事文人的附会。但这一传说的起源，除了一个“董”字外，倒也和福临不无关系。他与董妃感情极好，其向佛之心，也和思念董妃不无关系。在福临遗诏中，曾多次提到董妃。福临在自罪的遗诏中，列举了自己不孝、亲汉排满、董皇后丧礼太过……等十四项大罪，承认在董鄂妃死后“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
可见感情之深。关于董鄂妃的美，福临下了“倪静”二字的按语，这倪字，根据“集韵”，意思是妩媚。塞外的满洲女子，刚健婀娜的很多，妩媚的极少。如果拿“妩媚”来形容一个南国佳人，倒是十分恰当。正是由于这两个不起眼的字，引来了好事文人的猜测。
董小宛身为“秦淮八艳”之一，生逢明清易代乱世，其遭遇自然是文人骚客们关注的对象。曾与董小宛交契深厚的“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在其《影梅庵忆语》中记载曾经在顺治八年三月底，梦见董小宛被人抢去，又说在同一天夜里，董小宛自己也梦见被人抢走。这不可能不成为无聊文人们猜测的对象。文人们将这些只言片语的传闻与董妃事迹结合，就成为了董小宛被清兵虏走，先为博穆博果尔之妻，后为福临之妃的传说。
清初《同人集》中《行路难八首存三》，及吴伟业诗集中《古意六首》，考证出董小宛并未曾死，而是于顺治七年先归豪门后没入宫廷。吴伟业与钱谦益、龚鼎兹并称“国朝三大家”，与“秦淮八艳”有较为密切的往来。他的一些诗作，被认为是寻找秦淮八艳下落的明证。吴伟业有《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宛像八首》诗，歌咏董小宛的事。该诗载于《梅村家藏稿》。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乱梳云髻下妆楼，尽室仓黄过渡头，钿合金钗浑弃却，高家兵马在扬州。”这被很多人认为可信。
同时，“欲吊薛涛怜梦断，墓门深更阻侯门”明显暗示出了董小宛的下落——大约是被掳走并卖给豪门世家。
其“古意”第六首，曰：“珍珠十斛买琵琶，金谷堂深护绛纱，掌上珊瑚怜不得，却教移作上阳花。”“上阳”两字，即使在今日也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他的四首《清凉山赞佛诗》，也常被附会为福临出家的证据。
诗中有“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草头下面一个“千”字，“千”字下面一个“里”字，合起来，便是董小宛的董字了。
后来还有人考证《红楼梦》影射了福临与董鄂妃：
贾宝玉即是清世祖，林黛玉即是董妃。“世祖临宇十八年，宝玉便十九岁出家；世祖自肇祖以来为第七代，宝玉便言‘一子成佛，七祖升天’，又恰中第七名举人；世祖谥‘章’，宝玉便谥‘文妙’，‘文章’两字可暗射。”“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小宛是苏州人，黛玉也是苏州人；小宛在如皋，黛玉亦在扬州。小宛来自盐官，黛玉来自巡盐御史之署。小宛入宫，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只十三余，恰得小宛之半。小宛游金山时，人以为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号‘潇湘妃子’，实从‘江妃’二字得来。”是否牵强附会且不说，但在考证中无疑将董小宛与董鄂妃混为一谈了。
至于为何时人会编造福临与董小宛的悲剧恋情，以及福临出家的荒诞故事，恐怕已无可考证。大约总与明末知识分子尴尬的处境有关，董小宛的经历或许正是他们自己不堪回首的心理路程的折射。历史是由语言组织而成，真实的历史不仅是那些曾确实发生的事实本身，也包括世道人心活生生的人文心理在其中的沉淀，唯其如此，这历史才是“人”的历史。通过许多虚构的镜子，平凡的人照亮了自己。谁又能否认福临、董小宛的故事不是真实的呢？
在这位福临皇帝短短的一生中，他一共娶了19个妻妾，差不多是每年一个，但是最讨他欢心的，只有董鄂妃一人。
在福临眼里，董鄂妃就是他的心。虽然两人不曾有过任何誓言，但是，那种难舍难分的感情的确能感天地、泣鬼神。
董鄂妃死后，福临的心也随之而去。
福临的离家出走，令清官上下惊慌失措。他们为了不引起世人的非议，只得向外宣布：顺治皇帝驾崩。但是，这种谎言也瞒不了多久。很快，堂堂的大清皇帝为了一个女人而削发为僧的事就在民间广为流传了。
清圣祖玄烨
玄烨：1666年-1722年在位，名爱新觉罗·玄烨，顺治帝第三子，性格仁孝智勇，勤政爱民，经文纬武。
顺治死后即位，在位61年，智除鳌拜，削平三藩，抗击沙俄，统一台湾，平定噶尔丹。整顿史治，招揽人才，废除圈地，改革赋役，发展生产。病死，终年69岁，死后葬于景陵（今河北遵化西北70里昌瑞山），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庙号圣祖，史称康熙皇帝。
康熙天花与登基之谜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九日，清世祖福临病逝后的第三天，一个不满8岁的小孩一身孝服坐在了紫禁城金銮殿的宝座中，成为新一代少年天子，这个叫玄烨的小孩，就是康熙皇帝。
不满24岁的顺治皇帝突然病逝，此前对于接班人问题他并没有太多心理准备，直到染病卧床不起时才开始认真考虑继承人选。长期以来清世祖一直看好次子福全，想立为太子，而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则更倾向于立皇三子玄烨。双方意见相持不下，只好求助于第三者的仲裁。这个第三者，是在宫中当差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
汤若望在清宫服务有年，官至一品。他与顺治皇帝及孝庄皇太后之间长期保持着某种亲密关系，清世祖曾尊称他为“玛法”，满语翻译过来就是“爷爷”。
理智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很快就帮孝庄皇太后和顺治皇帝下定了决心：立皇三子玄烨为太子。理由简单而充分——玄烨已出过天花，对这种可怕的疾病有终身免疫力。
天花，中医称“痘疮”。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它很早就已开始危害人类了。考古发现，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公元前1160年）木乃伊上曾出现天花病菌。
在中国，晋朝时就已有明确的痘疹病理记载。直到清初，天花依然被视为不治之症，令人谈虎色变。实际上，清朝时期，天花曾多次泛滥，为害生灵。清史上多起清宫疑案也与它有关。
玄烨早年的生活一直笼罩在痘魔的阴影下。他刚出生时，正值天花大流行。不得不由乳母抱出紫禁城，栖身于西华门外的一座宅邸（雍正时改为福佑寺）中“避痘”，长期得不到父母之爱。两岁那年，他患上了天花。
在乳母、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之妻孙氏悉心照料下，硬是从天花的魔掌中挣脱出来，脸上却留下了与痘魔殊死搏斗的点点痕迹。这个经历，在康熙幼小心灵中留下了不灭的烙印。《圣祖廷训格言》记载康熙晚年曾说：“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躲过天花之劫，幼小的玄烨进了紫禁城，但天花的阴影一刻也没离去。
灰色的宫中“避痘”岁月，像是一一场噩梦。由于天花连年爆发，深宫中也常常一夕三惊。如果宫中有人得了天花，父皇等就会出宫“避痘”。如果城中有天花病人，四周就得用绳子围起来，谁也不准随便进出。这些惊恐与动荡的灰暗记忆填满了玄烨幼年的梦。
玄烨很小就已出过天花，并且有幸存活下来，而且以后再也不会得天花了。于是，天花让玄烨登上了金銮宝座。
玄烨登基主政后，意识到了天花对大清王朝的威胁。
在总结了前人防痘经验的基础上，他开始主动出击防治天花。在玄烨的倡导推动下，清朝天花防治更加系统化。
他在太医院下专门设痘诊科，广征名医。北京城内设有专门的“查痘章京”，负责八旗防痘事宜。
玄烨皇帝十分重视对传统隔离防痘方法的继承，在实施中有所创新。最著名的一例，就是避暑山庄的选择与蒙古各部落首领围班制度的建立。由于天花的流行，清初很长一段时间内蒙古各部入觐制度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由于蒙古首领多为“生身”，为避免麻烦，福临曾多年不接见来京的外藩首领，后来又规定没有出痘的蒙古王公不许入京觐见皇上。康熙初年，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当时玄烨对于一些元旦来朝外藩蒙古首领们自称已出过痘一事表示担忧。康熙十年（1671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降谕理藩院：“凡元旦来朝外藩王等，虽云已经出痘，朕犹虑之。伊等所云出痘，信耶？疑耶？”
康熙十六年（1677年）巡幸塞北，途次热河，发现了一个理想的避暑地方，决定在此建立一个避暑避痘的行宫。之后，玄烨皇帝规定，以后凡是没有出过痘的蒙、藏、回、维等上层贵族，想要觐见皇帝，可于每年七月到热河，九月随皇帝入围场秋狩，同时觐见皇上。天高气爽的秋天入觐，既避开了痘疫发作期，同时也达到了亲合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目的。
玄烨继位以后，北方连续性的天花爆发已开始减弱，同时南方传统种痘疫苗法也传到了北方。这种民间种痘法，最早起源于明朝隆庆年间（16世纪下半叶），又称吹鼻种痘法。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方法叫旱苗法，即取天花者的痘痂研成细末，加上樟脑冰片等吹入种痘者鼻中；另一种方法叫水苗法，就是将患者的痘痂加入人乳或水，用棉签蘸上，塞入种痘者的鼻中，两种方法都是为了让种痘者轻度感染上天花，发烧出疹，再经过精心护理，病症消失后，相当于已得过天花，从而具有了免疫力。
康熙年间防痘种痘的推行是从宫中开始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皇太子出痘，其时正值平西王吴三桂等三藩叛乱的关键时候，为了能更多地亲自护理出痘的太子，玄烨皇帝竟然连续十二天内没有批阅奏章。太子痊愈后，清廷还举行了一系列的庆典活动，祭天颁诏，搞得十分隆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