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美国战略重心的变化，使该地区的形势变得更为复杂而紧张。战前，在该地区进行激烈争夺角逐的主要是英、俄、日、美、法、德等国，而战后在该地区霸权的争夺中，主要在美、英、日之间展开了。大战中，日本利用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有利时机，加紧侵华，势力骤增，大有独占远东之势。相反，大战中英国国力耗损甚大，感觉到难以保持其战前超强大国的独尊之势，而且发现美国已逐渐取代着自己的世界霸主地位。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协助英、法最后战败德国，自认为有功可居，但是在欧洲的争夺中却不占上风，对巴黎和会被排斥的结果甚为不满，便把远东、太平洋地区视为不可放弃的重点地区。因此，战后为制止日本独霸远东，重新调整列强在华的战略态势，便成为美国力求促成华盛顿会议的主要动因。
英国在幕后同意召开华盛顿会议的主要原因是对日本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势力迅速膨胀深感不安。1902年的“英日同盟”，曾为英国抵制沙俄势力南下起了重大作用，一次大战中，日本也为英国看守了亚洲殖民地。但是，由于日本乘一次大战中列强在远东实力的削弱，大有排斥英美、独霸中国之势，在巴黎和会上霸道骄横，如果再与日本结盟，势必最后会损害英国的在华利益。所以，英国在权衡利弊之后，选择了与美国联手、遏制日本的政策。
从中国方面看，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遭到失败，激起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对北京政府形成强大的压力，迫使它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这样，有关中国山东等一系列列强侵华问题没有解决。这时，美、英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并邀请中国政府参加。执掌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素以亲美闻名，它们不敢直接与帝国主义抗争，以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真正独立，但希望借助帝国主义的支持扶助，由英美帝国主义来遏制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所以，对华盛顿会议采取积极参与的态度。
日本对华盛顿会议的态度比较复杂。在巴黎和会上，日本采取强硬政策，迫使英、法、美对其妥协，但也引起西方列强主要是美、英在远东与日本加强了争夺。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军备扩张的压力反而加重。1920年春，日本爆发了经济危机，政府财政不堪重负，再高强度地维持扩军备战政策也难以支持。日本政府考虑，再采取和英美直接对抗的外交政策对日本不利，也需要缓和和英美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会议得以召开。
1921年11月12日，美、英、日、中、法、意、荷、比、葡9国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美国首席代表是国务卿休斯，英国首席代表是枢密院议长贝尔福，中国代表团由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和前司法总长王宠惠组成，日本代表团由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和外务次官埴原组成。会议主席是休斯。各代表团出席两种会议，一是全体代表会议，二是代表团工作会议。会议最重要的议程的准备工作均分给各专题委员会进行。
中国问题是华盛顿会议应予讨论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代表最关切的两个主要问题是：“马上解决山东问题，立即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当时尤其是针对日本，要免受日本在中国大陆推行领土扩张和经济渗透政策之害。”为申明中国的立场，中国首席代表施肇基在休斯授意下，在11月26日会议上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10项原则。其中第2项显然是迎合美国的需要，即“中国既完全赞同所称开放门户或又称有约各国工商业机会均等之原则，故意愿承认并实施此原则于中华民国各地，无有例外”。然而，除在山东问题上故作姿态外，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所有涉及中国领土和主权的要求，专题委员会委员们或敷衍了事，或借故迁延，维持原状。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真正尊重并确保中国领土的完整与政治的独立。即使在山东问题上，也是因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才使日本有所收敛，使该问题得以暂时部分解决。
华盛顿会议前夕，英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巴黎和会期间，英国以牺牲中国的权益与日本狼狈为奸、私相授受，受到中国人民的强烈谴责，也引起北京政府不满。这次会上，英国虽然料到日本必然反对讨论山东问题，但又不得不考虑中国和美国的立场，因而采取模棱两可、两不得罪的中性态度，如果山东问题得到合理解决，英国则不失伸张国际正义和大国风度；如果日本拒不让步，山东问题未获解决，英国也不至因此开罪于日本。日本立场是反对在华盛顿会议上讨论山东问题，主张另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的一贯立场是决不直接与日本谈判山东问题，认为山东问题不仅是中日双方的问题，而且关系着远东与太平洋地区的形势，巴黎和会经讨论未获解决，华盛顿会议应当合理解决。美国关心的是中日能否就山东问题达成协议，这次国际会议能否名实相副。为此，美国建议英国，双方派观察员列席中、日代表的双边会议，观察并在必要时出面调解中日纠纷，弥合分歧。在美、英的促动和参与下，自1921年12月1日迄次年1月31日，中、日双方代表进行了36次会外协商。2月4日，中日两国代表终于达成协议，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主要内容为双方设定日本军队分段从山东各铁路沿线撤退，胶济路则由中国“赎回”，淄川、坊子、金岭镇各矿山“移归按照中国政府特评状所组织之公司接办”，胶州租借地“归还”中国后开辟为商埠，对外开放，“胶济铁路二延长线（济南顺德线、高密徐州线）让与国际银团”等等。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完全收回山东的主权，胶州湾只是由日本独占变为列强共管的商埠，仍然被帝国主义所控制。
关于关税的问题。中国代表于1921年11月23日提出关税自主问题及废除关税协定案。关税税则是有关一个主权国家基本经济权益的重大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关税问题上，中国就没有自主过，始终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把持钳制。特别是华盛顿会议的三大国之一的英国是把持中国关税管理权时间最久、控制最深的西方国家。因此，中国关税税则的任何变动，都关系着英国在华实质性的经济利益。所以，在理论上英国固然难以奈何否定中国关税自主的权利，但涉及实际修改税则的方案时，就不免要讨价还价，蓄意破坏。所以，针对中国代表的提案，英方认为如果以废止厘金作为提高关税税率的交换条件应当同意，不过眼下中国政治局势混乱，此议尚不宜骤然实施。还认为，中方要求自1922年起将名义上5％的税率提高为12．5％，亦属过高。列强借口中国内战不息，各自商业利益已经受损，因而只同意设法使税率达到5％，而不同意中国关税自主。（关税自主是指独立的主权国家有自由规定税率的权利，关税协定则是指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以来，中国规定关税税率的权利操于外国，主要是英国之手。）争议的结果是在1922年1月5日全体会议上，通过关于此案的协议9款，这当然是符合于英国原则性意见的结果，也是列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企图尽量拖延而谋划的折中方案。2月6日，在协议的基础上，华盛顿会议正式通过《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的条约》。规定中国“门户开放”、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该条约除了有几句冠冕堂皇的“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的言词之外，凡涉及实质内容，便是协调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行动规定，这些规定使美国有了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侵略活动的借口。
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1921年11月25日，中国代表王宠惠在会上提出废止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并列举此案侵害中国主权，扰乱司法程序，无统一法规，拖延诉讼时间，外侨持为护符，规避税课等五项弊害。英国代表立即反对，说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在原则，而在事实”，“须先调查事实，方可决定”。英国代表虽未立即作正面反对，但表示暂难同意。英方的托词是，中国的司法制度迄今尚未健全，为保障旅华商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及应享有的权益，英国希望废止领事裁判权案延至中国司法状况彻底改善后再作考虑。12月10日，会议决定由各关系国成立一个籁会，“考察在中国领事裁判权之现状以及中国法律、司法制度暨司法行政手续”，以期各国逐步放弃领事裁判权，但各国可“自由取舍该委员会建议之全部或任何一部”。这样，中国废止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又落空了。
关于归还租借地问题。1921年12月3日，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和提前终止外国租借地的要求，此议涉及广州湾、胶州湾、威海卫和九龙等处。对此，英国和日本反对最厉害。英国提出不能归还九龙的“理由”是说此地为“香港之屏障，没有九龙则香港成为不能自卫的港口”。日本也强调，旅（顺）大（连）“有关系其经济生活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利益”。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几个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矛盾，美国压日本交出胶州湾租借地。英法在欧洲矛盾增加，法国提出各国都将在中国的租借地交出，以牵制英国。当英国代表得知法国愿放弃广州湾，日本愿放弃胶州湾后，也准备在适当场合和时机宣布放弃威海卫。中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远东委员会提出，租借地不仅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侵犯，而且是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中心。然而，远东委员会实际上并没有为中国早日收回各处租借地带来希望。最后，英日应允归还威海卫和胶州湾租借地，而对九龙英租借地和旅大日租借地这两处侵华据点，坚决拒绝归还。
此外，中国代表团又相继提出撤除在华外国邮局、无线电台，撤退在华外国军警等问题，西方列强虽在某些方面作了一些让步，但又在某些方面继续严重侵犯中国，尽管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会议上为挽回中国的权益作了很多努力，但是，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政治上支离破碎，政府更迭频繁，更没有强大武力作为外交后盾，在以山东问题为代表的各个重大问题上终难免失败。美、英联合对中国施加压力，是这次外交失败的重要客观原因。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会后，“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华盛顿会议是一次大战后帝国主义在远东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调和相互关系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帝国主义之间重新确定相互关系框架，通过了美、英、日、法四国公约。规定缔约国“保卫”它们在太平洋上的“权利和利益”。美、英、日、法、意五国海军条约，规定五国的主力舰和巡洋舰吨位为美英五、日三、法意一点七五之比，以限制在海洋霸权上疯狂的军备竞赛。
至此，美国发起这次会议的最初目标几乎全部实现，挽回了巴黎和会中的颓势，拆散了英日同盟。这次会议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的新的力量平衡，使相互之间的争霸暂时得以缓和，但这次会议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帝国主义之间的固有矛盾，帝国主义各国继续无视中国等广大弱小国家的基本权益。因此，会议只是将远东问题的真正危机推迟而已。
二、人民发起的废约运动
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结果，使中国人民蒙受巨大的耻辱，也使中国人民感到极大的失望。这两次会议也使人民看清了北京政府宣传的所谓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实际上只是帝国主义依旧欺压、愚弄的半殖民地国家。而为了改变这种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位，就必须修改、废除帝国主义自鸦片战争以来强加给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
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由于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20年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变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武装了中国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并产生了先锋队组织。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成为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倡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显示出20年代初中国工人运动出现转折。香港海员于1922年1月至3月罢工胜利结束时，各海员组织要求工人阶级进一步联合起来。于是，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以及第二个产业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分别于1923年12月和1924年2月相继成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口号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斗争方向。当中国工人运动出现第一次高潮的同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也积极支持废除不平等条约。孙中山的外交思想和10年前辛亥革命时相比，有很大飞跃，从那时的表示承认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转变为主张“要恢复我国家以前之一切丧失土地和主权”。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再提出“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实际上自由平等地位”。由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代表的中国人民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新的转变。
北京政府面对中国各界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强烈要求，也不得不考虑在修改和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方面做些工作，以减轻国内各阶层批评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