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首先提出修改的是1865年11月2日签订的中国比利时《通商条约》。因已快到第6个十年届满，所以在1926年4月16日北京政府照会比利时驻华公使，决定终止旧约，谈判新约。27日，比利时复照虽表示愿意谈判修约，但要求在新约未定之前，旧约依然有效。此论一出，激起全国各界人士和旅比华侨的强烈反对，要求废除和比利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英、法却在背后鼓动比利时不得退让，认为“不平等条约修改问题”生命攸关，不能轻易松口。原本认为比国小兵无，可在废约问题上打开一个突破口的北京政府，这时看到英、法在背后作梗，态度趋向动摇，认为废约固在必行，但步骤不宜过猛，以免比方提出国际仲裁。因此，中比双方交涉难有进展。中国群众情绪高昂，华侨群集中国驻比使馆，限令驻比外交官宣布断交废约，而比利时自恃有英、法袒护，毫不退让，北京政府便在11月6日宣布终止中比条约，并给比利时贸易最惠国待遇和保护比侨。
中国政府终止中比条约的行动，引起帝国主义强烈不满，英国称应即与各关系国切商此事，用强硬手段对待中国，遂支持比利时将此案提诉到国际法庭。1927年1月8日，国际法庭提出维持领事裁判权的临时办法。消息传来，国内群众及华侨要求北京政府有所表示，即令断交也在所不辞。但北京政府却要和比利时以终止诉讼为条件，在1月17日开议新约，2月15日，国际法庭准许比利时撤销其诉讼请求，但到此时，北京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和比利时的修约谈判也不了了之。
和其他国家的修约情况更是如同儿戏，如和日本商谈的1926年10月20日期满30年的《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和法国政府商谈1926年8月7日期满30年的《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和西班牙商谈的在1927年5月10日期满60年的《中西和好贸易条约》等，无不因为西方帝国主义态度蛮横，北京政府软弱无力，所谓废约、修约谈判均告失败。
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失败说明北洋军阀控制的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这个政府不可能完成驱逐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民族解放任务，而且是帝国主义对华政策欺侮、玩弄的对象；另一方面也表明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宣扬的尊重中国独立和主权完整、同意恢复中国关税自主等言论都是欺骗中国人民的鬼话。
四、日本扩大侵略东北及干涉中国革命
华盛顿会议后，日本独霸中国的势头受到遏制，侵华政策一时受阻。对此，日本政府极不甘心，特别是1920年7月，日本支持把持北京政府达4年之久的皖系军阀段琪瑞政权倒台，代表英美帝国主义的直奉军阀控制北京政府。反映了日本侵略势力在华的失败。但日本依靠它在东北几十年的侵略势力很快抓住张作霖的奉系，并支持张作霖争夺北京政府控制权。1922年4月底至6月中旬，发生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果是双方议和，奉军撤出关外。日本侵略势力被英美排挤出华北。此后日本执行以大力援助张作霖确立在东三省的牢固地位，再进而把势力扩大到关内的对华政策。
1924年10月，孙中山、段琪瑞、张作霖三派联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打倒直系军阀，重掌北京政权。日本也力图利用奉军入关把势力延伸到关内，但在华北拥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和企图以经济实力为后盾打人中国的美国便和日本展开强烈的争夺，以阻止日本势力的南下。日本政府根据这种形势，执行由外相币原喜重郎为代表的对华政策，这就是从主张与英美取得协调的立场出发，一方面避免与英美在中国直接发生冲突，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实力不够；另一方面竭力维护日本的侵华权益，特别是在满蒙的权益。币原曾公开表示：如果中国侵害了日本在满蒙的权益，日本一定要向中国抗议，这是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
但事态发展并不像日本的设想那样。张作霖的奉军入关后，一度将势力扩展到江苏、上海、浙江一带。从而和英美等西方国家接触增多，内部积蓄的对日本侵略者长期不满情绪开始外露，这些因素促使张作霖和日本的关系逐渐疏远。但由于日本在东北有控制之势，张作霖在华北、华东等地还未站稳脚跟，对日交涉仍然不敢坚持强硬立场。
1926年秋，吉林省曾设想自筹资金开办从吉林到海龙间的铁路，但辽宁、吉林两省的日本人以此路修筑侵犯日本人在东北筑路利益为由提出抗议，张作霖无法应付，只得叫吉林省停办。
1927年3月，日本驻朝鲜总督府警务局开列大批名单，强令吉林省警察厅、东北宪兵司令部缉拿所谓“不法鲜人”，对这种由日本人开列名单，指令中国政府执行的严重侵犯中国司法主权的恶劣行径，北京政府竟下令吉林地方当局严格执行，结果证明这是一件假案，大多数人确无违法行为，数十人根本不在中国境内。而北京政府还以事当慎重为名，要吉林省详列案卷以备日本查考。
日本在这个时期公然将旅大视为它的殖民地，将南满铁路地区视为它的领地，在东北到处圈占土地，对中国内部事务横加干涉，而东北奉系军阀和北京政府不敢制止日本的步步进逼，一直以敷衍的态度应付，也使日本对东北的渗透不断得手。
由于张作霖在大的方面对日本的无理要求多以妥协退让来应付，所以日本方面认为帮助张作霖维护在东北的统治是符合它的侵略利益的。1925年11月，受进步民主思想影响的奉系将领郭松龄起兵反奉。日本特务在探询得知郭松龄认为张作霖是卖国贼、政治上要实行联共的国民党的主张后，关东军马上从表面的中立转向援助张作霖，在达成援张的口头承诺后（据称为承认日本人在东北的土地商租权和内地居住权及在东北增设日本领事馆），日本内阁在12月8日决定，“日本在满洲有重大权益，决不能默视战乱波及南满铁路区域”。对张作霖进行援助，对郭松龄反奉军队加以控制。其他帝国主义也和日本一样以所谓《辛丑条约》为根据，从侧面袒护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最后造成郭松龄兵败被杀。
面对当时国民革命的高潮，帝国主义联合张作霖在北方进攻同情广州国民政府的冯玉祥，日本公开指称：“冯玉祥勾结赤俄”以及苏俄企图占领北满与蒙古，是对“帝国在满蒙权益的威胁”。1926年1月，日军公然派兵派船参与奉军进攻大沽炮台，被冯玉祥国民军击退后，3月16日，《辛丑条约》中的八国联名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当天，北京政府就完全屈服，“同意正在竭力设法消弭障碍，恢复由京通海之自由交通。”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京政府的投降外交，激起人民的强烈抗议。3月18日，五千各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帝国主义最后通牒的大会，会后二千多群众前往国务院请愿，遭到段琪瑞执政府的血腥镇压，死伤二百多人。段琪瑞也在此后被直奉联军在4月打倒。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为了稳住北方直奉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在日、英等国的支持下，查抄了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了共产党员李大钊等60余人，想以反共反苏联的对外政策求得帝国主义更多的支持。
但是，国民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北伐军进展迅速，各帝国主义也看到公开阻止国民革命发展非常困难，就转而采取从内部寻找代理人、促使革命改变性质的策略。日本外相币原根据派至武汉的条约局长佐分利贞男的报告，得知革命军内部蒋派和共产党派之间存在着尖锐对立。他考虑的方案是，拉拢反共主义者蒋介石，使蒋压制共产党，统一国民革命。在北京各国进行协商的同时，币原令上海总领事矢田与蒋介石接触，要求蒋负责解决南京事件并维持上海一带治安。在这种接触过程中，矢田得知蒋介石正在策划于1927年3月21日占领上海，解除工人武装，并肃清国民政府内部的共产党。
为了打击中国革命，压迫蒋介石尽快叛变革命，帝国主义还连续采取武力镇压的干涉行动。1927年4月3日，汉口事件发生后，日本竟命令6艘军舰中大约500名陆战队士兵登陆，保卫租界。4月7日，英国军队和武汉革命政府的部队进入战斗状态时，日本也立即命令陆战队士兵参加战斗，武装镇压中国革命。
面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错综复杂的多变状况，日本政府也感觉到难以应付。主张对华和各帝国主义进行协调行动的币原外交受到日本国内各不同侵华利益集团的纷纷责难。早在1927年初，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租界后，在中国投资较多的日本日华实业协会和大阪纺织联合协议会联席声明：“吾人决信，对今日中国之无理行动，万一各国不能一致行动，我国也只好不得不单独出兵。”南京事件、汉口事件后，非难币原外交的舆论急速高涨。南京事件后不久的3月31日，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向政府和政党以及各界提出强烈建议，要求派出陆军与英美两国合作。政友会于4月2日痛击币原外交。并声明：“当此政府……侈谈保护侨民生命财产万无一失，一味袖手旁观，因循敷衍之时，猝致发生南京事件，蒙受国辱，此国民不胜痛心者也。”汉口事件后的4月8日，宇垣陆相向若木规首相提出意见书：《关于维护帝国在华地位之研究》，讲到中国的“赤化”迟早要从直隶威胁到满蒙的危险性，断言今后继续靠“隐忍持重”政策不能阻挡大势，并建议通过各国协调，用实力来阻止共产势力。日本内部决定改变以前的对华政策，准备公开采取直接的武力侵略和威胁政策以巩固在华侵略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