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事变
在侵略性的对华政策指导下，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侵华战争。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并逐渐变成了明确的战略步署。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研讨对华政策。会议最后一天，田中首相兼外相宣步了八条《对华政策纲要》，其中谈到：“鉴于日本在远东之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和对满蒙，不能不有所不同”，“尤其关于东三省，在国防以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并提出：“凡尊重我在满蒙特殊地位者给予支持，而在动乱波及满洲、对我特殊地位权益有侵害之虞时，则不论来自何方，均决心为防卫而采取适当措施。”会后，中国刊物登出一份被称为田中给天皇的奏折的文件，其中有“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我大和民族欲步武于亚洲大陆之第一大关键，在于把握满蒙利权”。这段话可以说基本上就是日本侵华的战略方针。
但田中内阁出兵山东、炸死张作霖，并没有达到侵入东北的目的，反而促使张学良东北易帜，在大陆受到英美势力的排挤，在国内受到各种势力的指责，灰溜溜下了台。继任的日本政府只是变换了侵华策略，并没有放弃侵华战略。在时机成熟、准备充分时，就会用武力来实现日本这一阶段侵华目标的第一步——侵占中国东北，夺取进一步进攻中国的桥头堡。而具体策略是以军事进攻为主，强调速战速决。在外交上争取国际帝国主义支持或默认，幻想欺骗世界舆论。
应该指出的是，日本此时发动侵华战争，决非偶然。在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下，1931年春夏，日本工业生产降到整个危机时期的最低水平。许多工业部门开工率仅为50％。日本的出口总值1930年比1929年下降32％，而1931年又比1930年下降21％。日本迫切需要发动战争来转嫁危机。另外，从时机上讲，日本也认为对它有利。当时，各帝国主义大国由于世界经济危机而无暇顾及东方，蒋介石又集中兵力在南方发动对红色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而日本已经过长期的战争准备，所以密谋决定武装侵略中国东北。
1930年12月7日，日本拓务大臣、满铁总裁、外务次官、陆军次官、参谋次官等，商定了“灭亡满蒙秘密计划”。1931年5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整理了“满蒙问题处理案”，包括有：（1）蒙古独立案；（2）间岛独立案；（3）北满骚扰案等内容。其中“北满骚扰案”阴谋在东北制造“反日大暴动”，作为关东军出兵的借口。6月，内田康哉出任南满铁路总裁。他积极主张加强侵略东北。而过去想控制一下武力侵华发展的外相币原喜重郎也终于同意了内田主张。日本新闻界一致报道：“‘币原外交’已经有了180度的转变，而趋向于‘积极外交’。”
8月，借中村事件，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在12日致函陆军省永田铁山说：“凡有理解力的国民，意见正趋向一致——除凭军部实力解决之外，别无途径。”陆军省于8月24日表示：“如果中国方面否认杀害事实，不能得到满足解决，则有必要为保障安全而断然占领洮南地区。”日本的战争机器已经开动，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制造了柳条沟事件。
当晚10点半，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指挥它的守备队，用炸药炸毁了沈阳附近柳条沟的一段南满铁路路轨，然后贼喊捉贼，反而诬赖这是中国军队干的，并捏造中国军队“袭击”日本守备队。日本军国主义用这些作借口，炮轰北大营，进攻沈阳城，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南京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在第二天就占领了沈阳城，接着分兵向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进攻。到1932年1月初，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从此，东北3千万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刺刀下，过了14年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日本侵略者将东北变成了日本兵站和后勤供应基地，并以东北为据点，进一步向中国内地蚕食。
二、对日不抵抗政策出台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中国在东北的驻军达19万人，另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20万人驻在河北，日本关东军的总兵力也就是1万余人。中日兵力相差非常悬殊，但日本敢于发动侵略战争，主要是看准了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从20世纪开始到30年代初，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都是以武力或武力威胁及外交诱骗相互配合使用，并主要以武力侵略为主，而中日交涉的结果都是以历届中国政府妥协退让来结束，所以，日本国内的侵华势力越来越崇信要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
对“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制造的种种事端，南京政府因为主要想维持国内的政权统治，绝大部分兵力、财力都放在军阀混战和“围剿”工农红军上，对外不愿坚决抵抗，认真对待，而只想息事宁人，能维持关内的统治就算了。
1931年7月，当万宝山事件发生时，蒋介石即给张学良去电，担忧该事件会导致“全国的排日运动”，指示“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
8月，中村事件交涉中，蒋介石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指示“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压制东北军民的抗日情绪。对日本企图武力吞并东北和日本关东军以寻衅为战争制造借口，蒋介石也是清楚的，但他为维护国内反共反人民的政治需要，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他说“惟攘外应先安内……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则不能攘外”。在时机上，他认为“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
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左右下，张学良等东北军将领不得不执行命令，未作认真的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幻想依靠中央政府的外交解决问题。结果造成日本“九·一八”事变后轻易在东北得手，并助长了其狂妄的吞并中国的野心，铸成无法挽回的局面，对民族造成巨大伤害。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上，英美帝国主义是一片姑息之声，他们认为，如果以东北沦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来换得在中国形成平衡并能引导这股祸水北攻苏联也是值得的。事实上，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是在美国等帝国主义的怂恿下进行的。当时，美日两国政府就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达成了“秘密谅解”，美国保证“不与闻满洲事变”，日本答应美国在中国“什么事都好商量”。事变发生后，英美等国没有什么明确反应。到9月25日，美国照会中、日两国，希望依照国际条约和平解决“争端”。
美国总统胡佛发表关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谈话：“假如日本人对我们说，‘我们人民的整个生活都依赖于我们对中国出口和从中国进口原料；由于中国没有秩序，我们的经济几乎已经瘫痪。’……‘我们在北方已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为邻，如果在侧面再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化中国，我们的存在就要受到威胁。所以，让我们有一个使中国恢复秩序的机会吧！’假如他们公开地对我们这样说，我们是不能指出异议的。”这实际上默认日本侵略中国。
美国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不仅“不提出异议”，而且向日本提供了大量军用物资。1931年，日本所进口的90％废铁和铜，40％的钢铁半成品，65％的石油制品和45％的铅都是美国供应的。美国向日本所提供的枪炮和弹药价值达数亿美元，美国还特别向日本空军提供“技术援助”。美国从这些交易中获得了巨额利润。1931年下半年，美国从日本得到近2亿美元的黄金，比1930年全年所得的黄金几乎多4倍。
美日之间还在外交上勾勾搭搭，在瓜分中国的势力范围上讨价还价。10月12日，日本外相通知美国驻东京代办：日本希望同蒋介石政府直接谈判，暗示希望美国帮助蒋介石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承认中国东北是日本的殖民地。10月14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凯斯特询问日本驻美大使出渊：日本是否同意在有观察员（指美国）参加的情况下同蒋介石政府谈判，想以某种方式取得对中日关系的干预权。但日本人并不想让美国人插进来，对这一要求，日本断然拒绝。
正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日本侵略军利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三个月内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三省，并密谋发动新的进攻。
三、“依靠国联”和“一·二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造成了中国直接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严重局面，蒋介石对内严令不抵抗，对外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联盟的调解上。
9月19日，南京政府外交部电令驻外使馆，探询驻在国对事变的态度，21日，正式向国联理事会提出申诉。中国代表施肇基发言，说明事态的严重，要求理事会采取行动，阻止形势继续恶化，采取行动迫使日本撤军。但理事会并未作出实质性决定，只是在23日通过授权理事会主席向中日双方政府提出“紧急通知书”，要求双方不采取足以使事态恶化或妨碍和平解决的任何行动。
对这样一份不痛不痒，不主持公道，不分事非的通知书，南京政府表示欢迎并完全接受此项提议。日本政府在24日发表声明，以护侨为名坚持不撤军，蔑视国联的决议。中国代表看到日本政府声明后，立即提请理事会注意日本的表示，并请派中立国代表监督日本撤兵，并在28日请国联派调查团前往东北调查真实情况。对中国代表的提议，日本感到难以对付、准备接受时，美、英代表都出面反对，认为无此必要，日本代表马上强烈表示反对。结果，理事会只在9月30日通过一个纵容日本侵略的决议案。
国联这种态度纵容了日本更大的军事冒险。10月初，日军北攻长春，8日，派飞机轰炸锦州，明显违反了日本所谓不扩大侵华的保证，也使英美预感日本的行动对其在华权益不利，态度较前有所变化。10日，英、美、法、意4国驻日大使联合向日本提出抗议。10月中旬开始，这几国政府对中日两国都提出照会或建议，24日，否决日本的修正案，通过法国外长白里安的建议案，但因日本否决而没有约束力。当时的巴黎，成了各列强调停中日冲突、进行幕后交易的舞台，由于日本坚持不撤军立场，蒋介石幻想依靠英美的干预使日本撤军的打算注定要落空。
10月24日国联的决议没有任何意义。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开会，再次讨论如何处置，对各列强只忙于幕后交易的这种态度遭到国际人士给予的批评。21日，国联举行公开会议，各中小国家竞相发言，要求理事会采取措施保障世界和平及国际秩序。这是国联讨论日本侵华问题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况。12月10日，国联通过决议，派一个5人调查团前往东北，实地调查影响国际关系、扰乱中日两国和平的任何情形等，中国投了赞成票，日本马上反对，声称调查团决不能干涉日军行动，无权对日军活动提出“忠告”等。
对国联的这项决议，中国及其他中小国家都不满意，因为对日本破坏国联决议、扩大侵略的行为没有任何指责，实际上是纵容侵略。日本看到英法等列强的绥靖态度，气焰更加嚣张，决意进攻锦州，占领全部东北。12月28日，对锦州发起进攻，中国守军仅坚持3天就弃城而去。到1932年1月2日，日军先占锦州，又趁势夺取山海关，整个东北沦陷，华北进攻通道也被打开。
日军占领锦州，表明蒋介石依靠国联解决日本侵略的幻想彻底破灭，所谓对华友好的美国仅在‘1932年1月7日给中日两国发来照会，从他一贯鼓吹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出发，对“目前情势及其自身的权利义务……不能承认任何事实上的情势为合法”。对美国的不承认主义，英国认为是多此一举，只有国民政府大为欢迎，还把解决东北问题的希望放在美国等列强的干涉上。
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侵略成功后，更加认为南京政府软弱可欺，国际上一片纵容之声，扩大对华侵略是不会遇到认真抵抗的。在这种心态下，日本军国主义决定进攻上海来试一试英美等国的反应。
上海是一座国际城市，欧美在华权益集中在这里。英国在中国投资的约八成、法国的约九成、意大利的七成、美国的六成以上都在这里，日本资本也是集中在上海，日资工厂、企业很多，侨民也很多。在全国的抗日运动中，上海也是中心。“九·一八”事变后，全市不断召开市民反目大会，组织抗日救国会，展开抵制日货运动，取得显著的效果。上海进口商品中，日本商品所占的比例，1930年平均每月为19％，到1931年减为3％。日本所经营的工厂也被迫缩短工时或停工。到1931年12月，除纺织厂以外，各工业部门近九成的工厂都被迫停产或关闭。在上海活动的日本资本家，为了保障其侵华利益，要求日本政府给予保护。
目睹反日运动高涨，住在上海的日本人于10月9日召开第一次上海侨民大会，通过了呼吁《为杜绝不法而横暴的对日经济绝交，应立即断然采取强硬而有效的措施》的宣言和决议，并分发给日本政府、政党和各部的要人。10月27日和12月6日，长江流域日本人联合会和全中国日本侨民大会先后在上海召开，要求断然实行积极的强硬政策。而日本军部为了顺利实施对东北的占领，也想在上海制造事端，转移注意。1931年10月上旬，关东军板垣参谋长委托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少佐：“请在上海发动事变，以转移各国视线。”日本驻扎在上海的军队是日本海军陆战队，他们看到关东军在东北侵略成功并得到天皇嘉奖，也想为日本扩张政策效力，侵略积极性很高。日本政府认为以上海为下一个进攻目标可以压迫南京政府承认日军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向长江流域和中国内地进攻。
为达到制造侵略机会的目的，日本特务再次施展阴谋手段。1932年1月18日傍晚，被田中少佐收买的汉奸按事先计划狙击了前来化缘的日莲宗僧侣一行。事先准备以此制造借口的右翼侨民团体日本青年同志会的30多人，马上袭击了被认为是抗日运动据点的三友实业社，并与中国警察发生了冲突，制造紧张气氛。
1月20日，上海日本侨民召开第二次大会，通过决议说：“现在抗日暴行已达到极点。帝国政府应下最后决心，立即派遣陆海军，行使自主权，以期灭绝抗日运动。”并赶到驻上海总领事馆和陆战队本部，督促政府下决心。2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了4项要求。同时，日本政府以保护侨民为名增派飞机、军舰、军队来上海。27日，日本总领事提出最后通牒，声称在24小时内见不到满意答复，即采取自由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