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抗战开始后，南京政府决定向国际联盟申诉日本的侵略。但在争取外交的过程中，英、法、美都从绥靖立场出发，采取保留态度。尽管如此，8月30日，中国驻国联代表向国联秘书长递交《关于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照会》。9月12日，中国代表团团长顾维钧向国联正式提出申诉书，请求国联依据盟约第10、11、17条，采取下列行动：宣布日本是侵略者并谴责其野蛮战争行径；声明拒绝对日本提供战争物资和贷款；对中国购买和输送武器提供方便。次日，国联在日内瓦举行第18次大会，专门讨论远东问题。至9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两个报告，其中认为：日本陆海军对中国实行的军事行动“不能根据现行合法约章或自卫权认为有理由，且违背日本在《九国公约》及《巴黎非战公约》之所负之义务”。建议国联成员国应考虑各该国能单独协助中国至何种程度。但国联大会拒绝谴责日本为侵略者和停止援助日本，而且通过的决议也没有具体的援华措施。虽然中国在国联的外交活动起到了揭露日本侵华罪行、争取国际上同情中国抗战的作用，但南京政府对国联调停的指望再次落空。
“七·七”事变后一段时间，日本对华外交政策是诱使蒋介石政府谈判投降。如10月1日四相会议决定的外交措施：“对于中国及第三国，进行及时的谈判工作。在结束事变方面，使中国取消抗日政策与容共态度。”
蒋介石也打算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来谋求妥协。从1937年12月起，蒋介石对日本谋和行动就围绕德驻华大使进行，对德国来说不愿日本过多地被箝制在中国，而希望加大对苏联的压力，所以愿意调停。而日本也希望透过德国的外交促使蒋介石妥协投降，因而也欢迎德国调停。在经过一番交涉进行后，1月2日，日本提出广田七项条件，主要有：内蒙自治；华北非军事区扩大，抗日人物不担任华北政权首脑；上海停战区扩大；处理排日问题、防共问题、关税改订问题等。蒋介石表示愿意谈判，提出两个条件：（一）德国始终为中间人；（二）绝对维持华北蒋政府主权。但日军攻下南京后气焰更盛。军部、内阁中的内相、藏相等主张给予继续打击更好。日军在军事进攻非常顺利的形势下，认为可以通过军事进攻直接取胜，不必和蒋介石在外交上讨价还价。
于是从1937年12月起，日本改变对蒋介石政权的态度，12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今后不一定期望与南京政府谈判成功。”1938年1月11日御前会议决定：“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1月16日，发表不以国民党政府为谈判对手的政府声明，关闭谈判大门。1月20日，南京政府决定召回驻日大使许世英，断绝和日本的外交关系，这样历时两个多月的陶德曼第一次调停结束。日本准备采取更大的作战行动，就是打通津浦线、发动徐州会战。但是，在台儿庄会战中中国军队取得胜利，日军虽攻占了徐州，但却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此后，日本认为通过政治诱降达到侵华目标更有利，在外交上遂又积极行动起来，撤换广田，任命宇垣为外相。宇垣马上开始和孔祥熙举行非正式会谈。但日方条件仍是陶德曼调停的第二次补充方案。这一条件太苛刻，加上全国军民抗日运动的高涨，蒋介石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在9月1日通知日方停止谈判，日本阴谋又未得逞。因此日本制定了进攻广州和武汉的战略计划，想彻底打垮蒋介石政权，迫其投降。计划规定：“汉口作战的目的，在于摧毁蒋政权的最后统一中枢——武汉三镇和完成徐州作战以来的继续事业——黄河和长江中间的压制圈。”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此后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对华政策重点也改为对蒋介石政权以外交诱降为主，而把军事打击重点放在敌后已成为抗日主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方面。
三、中苏关系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外执行依靠帝国主义的外交路线，对内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因而在很长时间里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是冷淡对立的。1932年底中苏外交关系恢复以后，相互之间的双边关系并没有明显改善。当时中苏之间存在苏联和日本、伪满洲国的关系问题，苏联支持新疆盛世才地方政府问题，苏联与外蒙古政府签订《苏蒙议定书》问题等。但随着日本侵华的不断扩大以及英、美姑息纵容政策的执行，南京政府感到有必要重新考虑和苏联的关系，以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从苏联方面讲，日本对苏联的威胁加剧，加强远东防务，改善对华关系也成了紧迫问题。
1934年，南京政府派出一非正式使团到苏联进行接触，1935年10月，中苏文化友好协会在南京建立，由立法院院长孙科任主席。从这个月开始，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数次秘密会见苏驻华大使，商讨改善中苏关系，签订贸易协定及互不侵犯条约等重大问题。苏联政府从多种渠道收集情报后认为：“南京政府的一切打算都是建立在其他强国同日本的战争，而南京政府不认为自己有同日本作战的可能。”所以反应谨慎，只同意卖给中国军需品，而对中苏签订反日互助条约却心怀疑虑，只是在外交上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商谈。
1937年4月以后，南京政府逐渐趋向抗日的立场，并有所准备。这使苏联提高了对蒋介石的信任程度，苏驻华大使奉命表示可以中国政府名义召开太平洋各关系国会议，商讨集体互助协定、中苏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中苏订立互助协定等。然而，蒋介石在大战爆发前一直把外交活动重点放在英、美身上，幻想通过国际调停来求得妥协，对日抵抗未下最后决心。“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日军直接进攻南京政府统治心脏，迫使蒋介石别无选择，只有抗战。这样中苏谈判加速，8月21日在南京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该条约的主要内容为：中苏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方法，并否认在两国相互关系问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双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国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倘若缔约国一方受到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条约有限期5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巨大支持，对英、美对日绥靖政策是一大牵制，也给了日本侵略者当头棒喝。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陷落，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苏联是对中国从政治、经济、军事上援助最多的国家。在抗战初期，苏联是向中国抗战提供直接军事援助和军火援助的唯一国家。
在政治上、道义上，苏联政府及人民明确表示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1937年9月26日，苏联政府向日本政府发出照会，强烈抗议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南京市民，坚决拒绝日本要苏联大使馆撤离南京的无理要求。1938年7月17日，苏联政府再次强烈谴责日本空军对中国和平居民进行轰炸并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苏联给予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巨大的物资援助，1937年秋，苏联以提供机械贷款名义向中国贷款5千万美元。1938年苏联向中国贷款1亿美元。由于以苏联贷款供给中国的军事订货特别便宜，美国方面估计苏联的贷款总数达5亿美元。苏联还向中国抗日战争派出军事人员，例如到1939年秋，苏联已向中国供给飞机1000架，航空志愿人员达2000人，其中有200多位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壮烈牺牲。另外，苏联还派来军事顾问及工程技术人员500人，其中有些人直到1944年夏天才回到苏联。
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给予了巨大的支持，既有利于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伟大事业，也有利于苏联的国际安全形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拖住了日本的全部兵力，成为在远东太平洋战场抗击日军的唯一战场。这对苏联减少两线作战的危险、全力准备对付希特勒德国的进攻是极为有利的，也为美国摆脱孤立主义束缚赢得了时间，对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重要的贡献。
四、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
在全民族抗日峰火中迅速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成立，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就存在严重的分歧，形成两条截然不同的对抗日战争的指导路线。
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南京国民政府具有正统地位，是当时的全国中央政府。它的“正统”地位是多数中间群众所承认的，许多人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但对它的腐败和不民主又很不满。
南京政府又是中国国内最大的力量团体，除了拥有200多万军队之外，得到了国际上主要国家的承认。执政的国民党已经和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起了本质的变化。掌握实权的主体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亲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他们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日本的全面进攻使中国面临亡国危险，如果他们不起来抗日势必为全国人民所不容，不能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他们本身以及英美同日本之间的矛盾也促使他们起来抗日，并在抗战初期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另一方面，他们还在继续压迫人民，不愿人民广泛发动起来，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际援助上，甚至企图在对日作战中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政府仍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而不是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政府。
所以国民党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力图使抗战的进行不致损害它们的统治地位，并且在打败日本侵略者后能够继续它们的统治，因而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只是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并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的根本改革，不给人民以抗日所必需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防止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反对抗日战争成为人民大众的抗战。国民党于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在抗日方面表现的态度是积极的，但对发展民众运动加了不少限制。在国民党内部还有暗藏的汉奸随时准备破坏抗日事业，甚至公开投降日本，给抗日统一战线抗日信心和活动以各种各样的破坏。由于国民党当权派存在这样的两面性，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虽然形成，却很难巩固和顺利发展，不可能不经历波折。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体中国进步阶层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一条全面抗战路线，指出中国是有力量进行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的，这种力量的最深厚的根源是在广大人民中，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才能抵御强敌。因而必须在全国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地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
两条路线，两个前途。采取全面抗战路线，必将得到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采取片面抗战路线，就不能取得抗战胜利，而可能得到一个日本占领中国的前途。
这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并且贯穿在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毛泽东在抗战刚开始时，就尖锐地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他毫不含糊地作出结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在抗日战争期间，始终存在着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斗争，并在抗日战争对外关系中不断表现，而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全面抗战路线，才最后引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