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确立大国地位而进行的外交活动
国民政府作为四个领衔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之后，国际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蒋介石认为，由于中国在反法西斯同盟中的战略价值，应尽快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为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有过很多外交活动。
蒋介石于1942年2月5日至21日出访印度，受到印度政府和驻印英军司令的热烈欢迎，并就联合作战及双边问题交换意见。3月1日蒋介石飞抵腊戍，视察缅甸战场，激励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士气。3月10日，中国政府派熊式辉率军事代表团赴美参加军事会议。蒋介石清醒地认识到，苏、美、英三大国中，美国对华态度最好，他决定派外交部长宋子文长期驻美工作，争取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
美国政府不仅从远东抗日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的角度十分重视中国的价值，而且从美国在战后全球战略实施角度考虑也十分重视中国的地位。因此，美国有意帮助中国提高国际地位，使中国能跻身大国行列，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日益密切，美国加紧援助国民政府。
1942年4月2日上午，美国白宫发言人宣布：罗斯福总统与宋子文外长关于中国加入租借协定之谈判已告结束。下午，宋子文与美国国务卿赫尔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了《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亦称《中美租借协定》），全文共8条。主要内容是：（1）美国政府将继续以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卫情报供给中国政府；（2）中国政府将继续协助美国之国防，并以其所能供给之物资、兵力或情报供给之；（3）未经美国政府许可，中国不得将美国租借物资或情报转移他人，并不准非国民政府雇员或代理人使用之；（4）为保证对租借物资或情报有专利权之美国人民的权利，美国得要求中国提供某种补偿；（5）战争结束后，中国应将剩余物资返还美国；（6）在确定中国应向美国提供之利益时，应将1941年3月11日以后中国已向美国提供的物资、兵力、情报便利或其他利益考虑在内；（7）中美两国相互给予贸易优惠，并邀其他盟国参加，取消贸易障碍，降低关税。
美国总统秘书居里博士，总统代表、联合援华委员会名誉主席威尔基接踵访华，了解中国的民情舆论，和国民党重要人物建立密切联系，并商谈战争及战后重大问题的认识。他们的到访都宣传中国之伟大和前途光明，并称军事援华为美国应尽之义务。在中美、中英新的谈判中，美国的代表都比英国友好积极得多，对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英、苏两国对美国的做法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国力弱小的落后国家，难以认为具有美、英、苏所具有的世界大国地位。1943年初，罗斯福从美全球战略出发，提出保障战后世界安全的计划，力主实现“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由中、美、英、苏共同签署事关战后国际格局的《普遍安全宣言》。对美的这一计划，英，苏都表示冷淡的反对，美国首先说服丘吉尔接受他的：中国是战后的“世界警察”之一，可起监视日本的行动的作用的看法。到8日，美英首脑魁北克会议时，英国接受了四大国共国发起国际和平组织的计划。
但美国对苏联解释工作进展很慢，到10月19日在莫斯科进行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时，关于中国签署《普遍安全宣言》的问题，美、苏还发生严重争执。21日，会议陷入僵局，赫尔对莫洛托夫说：美国政府坚信中国是战后世界的四大强国之一，假若中国被排除在这一宣言之外，一定会引起中国国民愤怒，并且美国国内舆论也会大感激动。但三国还无法一致，只得先讨论宣言条文。到26日开会时，赫尔再次提出中国参加签署文件问题，莫洛托夫当时表示苏联不反对中国作为原始签署国的态度。这样，在中国驻苏大使代表傅秉常取得国民政府赋予的全权委托之后。10月30日，美、英、苏三国外长和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在莫斯科签署了《普遍安全宣言》。其主要内容是：（1）四国对轴心国继续敌对行动，直至他们无条件投降，放下武器；（2）四国同意采取措施，“保证由战争迅速而有秩序地过渡到和平并建立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使全世界用于军备的人力与经济资源达于最小限度”；（3）四国承认有必要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普遍性的国际组织；（4）四国在普遍安全制度创立以前，将彼此磋商，代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5）四国约定在战事终止后，将不在其他国家领土内使用军事力量，并对战后军备管制达成一实际可行的普遍协议。
中国以四强身份签署《普遍安全宣言》，为中国奠定了未来在联合国这一国际组织中的大国地位基础。《普遍安全宣言》的签署无疑是美国外交的一大胜利。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扭转败局、取得进攻主动权的美国，决定积极推进结束战争的军事安排和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政治安排。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43年6月美国倡议召开美、苏、英、中四大国首脑会议。会议最初地点选在华盛顿，中方以蒋介石“军政羁身，似难远行”为由婉拒，最后改在开罗举行。由于斯大林不愿与蒋介石会面，四大国会议分别先后由美、英、中和美、英、苏在开罗和德黑兰举行。
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在埃及首都开罗的总统饭店，美、英、中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举行最高级会议。讨论对日作战及战后大计。会议期间，主要是中美双方就中国国际地位，军事占领日本，日本对华赔款，中国收复领土，中美军事合作，朝鲜、越南、泰国的前途，对华经济援助，统一指挥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商讨。26日，三国首脑一致通过了《开罗会议宣言》，主要内容为：（1）三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诸方面加诸敌人”，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2）三国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3）三国决定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并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当天，该宣言由美、英派人送到德黑兰听取斯大林意见。在会议期间，还讨论了香港问题和西藏问题，但丘吉尔从英国的殖民利益出发，拒绝归还香港。西藏问题同样由于英国坚持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的政策而未能讨论出具体结果。
30日，斯大林复电对《开罗宣言》表示完全赞同。12月1日，《开罗宣言》正式发表，该宣言被认为是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重要法律依据。中国出席开罗会议，参加签署《开罗宣言》，参与战后世界的政治安排，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并对最后击败日本法西斯、取得抗战最后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逐步胜利，成立新的国际组织以代替名存实亡的国际联盟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1944年，中、美、苏、英等国曾就召开世界和平机构会议进行磋商，但苏联以未对日宣战为由拒绝参加四大国会议，最后决定先由美、英、苏三国举行会议，讨论所有重大问题。然后再由美、英、中三国举行数天会议，表示修改意见。这种安排，实质上是贬低中国的大国地位，国民政府虽然不满，但只得同意，以提出书面意见的形式挽回些损失。
1944年8月21日至9月28日，美、英、苏三国签署《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建议将新的国际组织命名为“联合国”。9月29日至10月7日，美、英、中三国举行第二阶段会议，在中国代表团提出3条补充意见后，作为四强一致同意的文件交联合国成立会议审议。
1945年4月25日，有50个国家参加的旧金山会议开幕。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代表中还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与会各国在诸多问题上有矛盾和争议。会议期间，德国法西斯被彻底击败，欧洲战场结束。但东方日本法西斯还在顽抗，为尽快击败日本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还是较快地取得妥协。
6月25日，旧金山会议第9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并因为中国抵抗侵略最早，被公推为《联合国宪章》签署之第一国。26日，举行《联合国宪章》签署仪式，当晚旧金山会议闭幕。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生效。
《联合国宪章》的签署和旧金山会议的成功举行，受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问题等，被《新华日报》评价为“真实地反映了今天世界力量对比和怀抱着崇高理想”。国民政府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筹建活动，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作出了项献。
二、美国确定扶蒋反共政策及影响
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存在着两条抗战路线的斗争。除了在战略防御阶段，国共两党合作得比较好外，在战略相持阶段开始后，国民党一直时隐时现地执行着限制共产党、削弱共产党的“积极反共”政策，并在1939年、1942年和1943年掀起三次反共高潮。特别是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除了在国内反共外，蒋介石还在国际上散布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乘抗战未胜之前夺取政权”，妄图将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罪责，强加到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抗日根据地身上。
为了使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能得到支持，蒋亲自出马带领国民政府中的反共分子游说美国政界要人采取“坚定的”反共立场，能对他们反共活动给予完全的支持。但由于当时反法西斯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打败德、意、日法西斯是同盟国家头等重要的任务，因此，美国罗斯福政府并不支持蒋介石以武力进攻中共的政策，在华的美国官员对蒋的反共言行和政权腐败颇有微词。这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也是中美之间发生“史迪威事件”的主要原因。但蒋介石的反共和他们政权倾向还是符合美国人的全球战略和战后世界政治安排的。对蒋的反共言行，美国也是有所合作的。例如，中美就成立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于1943年4月在重庆磁器口签订合同。其内容共十项，主要有：军统局向美方提供有关日本陆海空军在华活动的一切情报，协助解决美方人员在华期间食宿交通问题；美方无偿供给军统局必要武器、无线电器材、气象器材及交通医药器材；美方人员享受外交人员待遇。对日作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即告结束。5月，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由戴笠任主任，美国特务梅乐斯任副主任，下设军事、情报、心理、气象、行动、交通、经理、医务、总务等9个组，在重庆磁器口渣滓洞设有庞大集中营。先后在贵州息烽、江西修水、东梅县等地，开办训练班，专门训练特务，逮捕和残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根据规定，中美合作所在抗战胜利结束后即行结束，但至1946年3月才宣布撤销。中美合作所成立后的累累罪证说明，它是国民党政府借抗战为名积极捕囚、杀戮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的魔窟。
1943年以后，抗战形势大为改观，为了在抗战胜利后加紧建立国民党一统天下，蒋介石的反共政策逐渐公开。1943年9月6日至13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及中央执、监委员156人出席。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说：抗战胜利业已在望，我们民族生命的危机确已度过，国家基础亦已确定，因此本次全会“讨论的重点，应该特别注重于建国的问题，对于今后战事、党务、政治、经济发展的途径，以及三民主义的建议如何实行，都应该充分研讨，作一个具体明确的决定，以为战后努力的标准”。会议通过决议案14件，其中主要有：（1）《关于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之决议案》，指责中国共产党不遵守1937年9月22日发表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的四项保证。但又表示“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仍以“宽大容忍之态度”，“详为开导”，“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幡然自反”。（2）《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决定在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定颁布宪法，实施宪政。（3）《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案》，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外代表国家；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加强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制。
在此前后，国民党指使特务制造舆论，攻击中国共产党，要求交出边区，解散共产党。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顺利进行，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更加暴露，而美国从抗战后打进中国、实现独霸中国并进而控制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也只有利用依靠蒋介石政权，也只有这一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制政权才能完全为美国利益服务。因此，从1944年下半年起，美国逐渐调整同国民党蒋介石之间的矛盾。1944年9月，应蒋介石的要求，极端反共的共和党人赫尔利被任命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来华访问。赫尔利自称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维护中国国民政府的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罗斯福这时对中国事务的主要兴趣是希望缔结一项国共合作协定，以免损害他们战后计划。赫尔利此时来华的主要任务是使中国的一切力量“从属于国民党政权”，说明美国对华政策已开始向扶蒋方面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