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苏两党、两国的历史渊源
新中国建国时期确立了紧紧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一边的政策。《共同纲领》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主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第11条）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一边倒”政策。
为什么要执行这一政策？从历史上看，我党是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的。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苏共给予了中国革命许多宝贵的支持，尽管也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一定的失误和损失，但仍不失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从当时世界阶级力量对比讲，社会主义阵营代表世界进步、维护世界和平和支持弱小民族解放的一面，是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主要力量。中国进行的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国内革命斗争的性质决定在国际势力划分时的归属。从中国人民遇到的实际问题看，美帝国主义刚被赶走，国内正在进行肃清帝国主义残余势力的斗争。面临着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包围封锁，从帝国主义方面根本不可能得到中国建设所需的援助。而只有从社会主义阵营之中，我们才可能得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援助，以帮助我们的国家迅速发展起来。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一边倒”不是无原则地倒向别人的怀抱，而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基础上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是和平、独立、自主、平等的友好关系，共同合作、互相支持。
二、长达三个月的谈判经历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使中国得到国际上对华友好力量的支持，为了确定中苏两国新的政治基础，寻求苏联对新中国的经济援助，也为了解决中苏两国存在的一些历史问题，如如何对待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收回苏联在中国东北有损中国主权的权益等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主席前往苏联访问。194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率团抵达莫斯科，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受到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但由于苏联不愿改变中苏旧约，对毛泽东提出的重新谈判改签新约的要求反应冷淡。苏联也不愿意改变雅尔塔体制，对签约态度不明朗。毛泽东为此耽搁得很久，并表示一定要签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中苏新条约，不签这个条约，他就不好走。后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明，苏联才同意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前去莫斯科，具体谈判签定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通航等协议。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抵达莫斯科，1月22日参加双方会谈。中苏双方讨论了重大政治经济问题，毛泽东提出中长路、旅顺、大连写在一个协定中。斯大林说：“中苏条约应是新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旅顺的解决办法一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是以后再撤，过去条约暂不变。”毛泽东同意前一个办法，对中长路如何管理的问题，中方提出股权分配比例为51：49，中方占51％的股份并由中方任局长和缩短共同经营年限这三条意见。苏联只同意第三条。对斯大林提出不容许第三国进入东北，派遣援华专家条件苛刻等问题，中方据理说明。尽管其间存在一些矛盾，但会谈于2月14日比较圆满地结束。由周恩来总理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苏联政府对中国的贷款协定》上签字。
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内容
该同盟的核心问题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再起及其对新中国的侵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申明两国决心加强友好合作，确定两国为反对侵略和保卫和平，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双方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联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和措施。双方保证按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双边关系。条约有效期30年。这个条约的国际影响很大。
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议规定，苏联将把中苏共管的中国长春铁路属于自己的一切权利及全部财产，在缔结对日和约后、不迟于1952年底，无偿地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同一时期内，苏联从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基地撤退苏联的军队，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给中国政府，由中国政府偿付给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同样，大连市的行政权也属于中国，苏联将它驻旅顺的军队全部撤退完毕。
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协定：苏联从1950—1954年内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作为中国偿付苏联卖给中国的机器设备之用。1953年5月，经过中苏政府的进一步协商，苏联政府决定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141个重要工业项目，此后在1954年10月和1956年4月又增加了一些补充项目，共有156项。
中苏关系的密切发展，有利于中国人民提高国际威望，改善自身的安全地位，加强国防建设，有利于提高国内经济建设水平，增强经济实力。总之，中苏关系的发展对建国之初的新中国站稳脚跟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