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亚非会议，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开始就采取敌视态度，进行破坏。在舆论上，他们诋毁会议的意义和影响，制造混乱，散布会议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的论调。美国派了一个70多人组成的所谓记者团参加会议。美国众议院议员鲍威尔也挂上记者的徽章。他曾要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亚非会议送一个贺词，但国务院答复：我们并不认为美国政府同万隆会议的关系值得送这样的贺词。鲍威尔评论：“美国政府在外交上做了一桩‘愚蠢的事情’。”另一方面美国又挑拨离间，唆使受美国影响的国家背离会议宗旨，制造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的矛盾，使会议不欢而散。在经济上用援助作为手段，压某些国家听从美国的旨意。艾森豪威尔表示将向国会提交新的“援助”计划，企图以此来影响参加国的立场。尤其恶劣的是，美国利用蒋介石集团的特务进行暗杀活动，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1955年4月11日，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等3人，中国记者沈建国等5人，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斐德等11人自香港乘印度航空公司的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雅加达，当飞机飞至印尼沙捞越西北海面时，由于美蒋特务事先放在飞机上的定时炸弹爆炸起火，飞机坠海失事。除3名机务人员外，乘客全部遇难。但这吓不倒与会代表，反而更加激起了亚非人民要开好大会的决心。虽然西方国家一再阻挠，但由于这是亚非国家的共同愿望，会议于4月18日如期召开，除中非联邦一个代表团外，其它29个代表团全部出席了大会。其中，亚洲有23个国家，非洲有6个国家。各国都派出高规格代表团。中国派去的代表团团长是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成员有陈毅副总理、章汉夫副外长，驻印尼大使黄镇等外交部精英齐集。不光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也是如此。美国记者鲍大可说：“主要角色的名单堪称不同凡响。”29个代表团的团长有13个是总理或者级别相当的人物，其他代表团团长有3位副总理和4位外交部长。
会议首先由苏加诺总统致开幕词，他表达了会议参加国对于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而开成这个盛会的激动心情。此后的22个国家代表进行一般性发言，绝大多数都表达了加强团结、谴责殖民主义的愿望。会议选举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会议主席。
3．中国代表团的杰出贡献
与会国家尽管都是刚刚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但其中有几个国家和美国关系较为密切，受其影响较深。在18日的一般性发言中，就有伊拉克代表法迪尔·贾马利用很长的篇幅来诬蔑共产主义，并毫无根据地说这是一种“新式的殖民主义”，号召加以反对。他的发言使会议气氛顿时紧张，有些人担心中国的反映。而美国派来的庞大的70人记者团，更是到处煽风点火，希望扭转会议的方向。出席会议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中国和朝鲜。美国想以此制造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当会议面临危险时，4月19日上午，菲律宾的罗慕洛又出来美化美国，诽谤共产主义，表示西方殖民主义时代早已过去等等。泰国代表说中国使泰国受到了“颠覆活动的威胁”，锡兰代表甚至说：“中国若真有共处的诚意，就应要求共产党情报局命令各国共产党全部撤退。”他们还攻击中国没有宗教自由，中国利用华侨的双重国籍进行颠覆活动。这些代表当着中国代表的面如此的指责使会议更加紧张，很多人担心中国一反驳就可能转移会议反殖民主义的主题，并使得会议不欢而散，而这正是西方国家所期待的。此时，中国代表团的反映对会议的发展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下午，中国代表周恩来发言，首先声明把发言稿散发给大家，不再宣读了，仅补充几句。他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并不要求别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他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然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寻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他还就某些代表针对中国提出的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问题和所谓“颠覆活动”问题逐一进行解释，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为了节约时间，除第一段外，其余都是由中国代表团的译员浦寿昌（哈佛大学毕业）直接宣读。周恩来的讲话十分精彩，得封了雷鸣般的掌声，受到普遍赞扬，使会议向成功方向变化。就连菲律宾代表罗慕洛也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
4月20—22日，大会进入小组讨论。但在21日上午11时，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举行记者招待会，提出台湾“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家”，建议“把台湾托管4年或者5年”，然后建立“台湾独立国”的荒谬主张，他的这种破坏团结的讲话受到了大多数与会国的反对，缅甸、埃及等国都表示反对在亚非会议上讨论台湾问题。但下午会议接近尾声时，科特拉瓦拉又宣读了一篇打好了的发言稿，提出反对新的苏联殖民主义问题。对此，周恩来马上声明，保留发表讲话的权利。会后，周恩来马上和科特拉瓦拉进行了会面，恳切长谈，消除了分歧。
4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在西爪哇省长官邸签字了。这对亚非会议也起到了良好的影响，它表明亚非国家之间任何繁难复杂的问题如通过和平协议、平等谈判都是可以解决的。
这期间，周恩来总理和日本代表团团长高琦达之助进行了一次会谈，还商定举行第二次会谈，但因日本外务省顾忌美国对华立场而给日本代表团一个急电取消了。
23日，针对缓和台湾紧张局势问题，周恩来总理在和印度、缅甸、锡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印尼总理的午宴后，发表了如下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震动了万隆，震动了世界，打破了美国造成的中美隔绝状态，直接导致了中美大使级会谈。
周恩来的外交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和解、维护和平的精神在会上已经得到了体现。23日上午，周恩来再次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发言。他说：“有人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那么可以换一个词，可以采用联合国宪章中所用的‘和平相处’，而没有必要把讨论引到意识形态上去。因为，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既然谈合作，亚非29国就首先在亚非地区合作起来，求得集体和平。”周恩来的发言对于会议公报的起草工作起了推动作用。中国代表团在会内、会外所作的巨大努力促成了万隆会议的最后成功。
4．万隆会议的成果和历史影响
1955年4月24日，亚非会议通过最后公报，宣告闭幕。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以及“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7部分，这是亚非会议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总结。公报谴责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主义制度，反对种族压迫，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确认人民遭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是对基本人权的否定，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是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一种障碍”；公报强调：“促进亚非区域的经济发展的迫切性”，认为“发展文化合作是促进各国之间的了解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公报在“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中提出了作为各国和平相处和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这同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是一致的，并且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具体化。万隆会议所体现的反帝、反殖，要求友好、团结、合作，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斗争的精神被称之为“万隆精神”。
万隆会议的成功具有深远影响和伟大意义。
1．这是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二战之后10年的民族解放运动到亚非会议时既是一个总结，又是一个推动。在“万隆精神”的影响下，亚非各国人民争取和平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开展得更加广泛和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奉行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奴役和掠夺的非洲人民迅速觉醒，非洲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和群众团体相继成立，推动了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形成了60年代非洲国家独立的高潮。
2．会议的成功是对美国等新老殖民主义者的沉重打击。战后初期，英、法、比、荷等老殖民主义卷土重来，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殖民战争，美国新殖民主义胃口更大，妄图称霸全世界。在这种倒退潮流面前，29个前殖民地国家（除日本外）能团结起来，坚持反帝、反殖的斗争方向，这对企图采用各种手段破坏这次会议的美国当然是一个沉重打击，是新老殖民主义复辟企图的严重挫折。
3．亚非会议代表了战后世界民主化潮流。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它反映了亚非拉人民摆脱大国控制，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并且初次实现了这种愿望。这是战后世界历史反奴役、反压迫、反干涉，民族主义国家要求在国际社会中取得民主、平等地位的强烈心声。亚非会议作为初次尝试即取得巨大成功，大大增强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在国际舞台上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4．亚非会议的成功包含着中国代表团的巨大努力，也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亚非会议是中国参加的第二次大型国际会议，是发挥中国外交独自影响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通过这次会议，使世界再一次认识了中国的和平外交路线，宣传了新中国的和平愿望，加强了中国和亚非国家的联系，并迫使美国不得不开通和中国谈判的渠道，表明中国的国际威望进一步提高，国家地位进一步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