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摆脱孤立，寻求改善国家外交局面
60年代末，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文化大革命又造成了人为的中国孤立，造成了和许多国家关系发展不应有的损害、停顿。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加大，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了现实的威胁，这使中国有必要改善所处的国际环境，改善同其他国家的关系。1969年开始，在毛泽东、周总理亲自过问下，中国外交开始作出重新回到世界中去、团结老朋友、认识新朋友、改善外交局面的努力。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加强；（2）同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关系有所发展；（3）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
二、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进一步加强
中国和朝鲜友好关系有了新发展。1968年1月23日，发生美国“普韦布洛号”间谍船事件之后，在苏联态度暧昧、各打五十大板的情况下，中国在29日即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政府的正义立场。1969年9月30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率朝鲜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参加中国国庆二十周年庆祝活动。1970年4月5日至7日，周总理应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的邀请，访问朝鲜。自从周总理访朝以后，1970年至1971年，两国关系有很大的发展。1970年10月，两国签订关于中国向朝鲜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1971年至1976年，相互供应主要货物协定，1971年两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斗争，1972年1月10日，金日成首相向日本记者提出促进朝鲜和平统一的重大倡议。1月29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促进找寻和平统一的重大倡议》的社论表示声援。
中国和罗马尼亚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对苏共领导组织的对中国的围攻，罗马尼亚很早就有警觉，1965年，罗共中央拒绝参加苏共中央召开的反华3月会议。1966年6月16日至24日，周总理率领代表团访问了罗马尼亚。苏联侵捷后，8月22日，罗马尼亚最高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群众大会上不指名地谴责了苏联。8月23日，罗驻华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总理在讲话中首次指出“苏修叛徒集团早已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在罗国内引起很大反响。1971年6月1日至9日，齐奥塞斯库率罗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3日，毛泽东接见了罗全体同志。此后，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关系都得到进一步发展。
中国同南斯拉夫关系的改善。1949年10月5日南承认中国。中国在1955年1月2日同南斯拉夫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中南关系上，中国存在着受苏联影响、在不了解南情况下盲目跟着苏联走的错误。建国初期没有建交主要是这个原因。到1958年前后，中国们又有不了解事实、以“左”倾态度对待南斯拉夫的对内对外政策、把自己的意见认为是绝对正确、以此判定是非的错误，使中南关系受到损害。1958年，两国大使撤回，留驻临时代办。当然南斯拉夫方面也有错误。1968年，苏联侵捷后，中南双方停止了互相指责，国家关系逐步改善。1969年3月17日，中南签订贸易和付款协定，1970年5月8日，双方重派大使。1970年11月，南决定参加联合提案，在联合国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1971年6月8日至15日，南外长米尔科·特帕瓦茨率政府代表团来访，双方发表新闻公报，在此后，中南关系稳步发展。
三、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关系的发展
自1965年至1967年间，中国同一些国家关系恶化。如突尼斯、肯尼亚、布隆迪、达荷美、中非、加纳等由于受美国影响，对中国坚决反美的立场不同意而恶化同中国的关系。印尼则是在“9·30”事件之后产生军人政权，屠杀共产党，中断了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另外，与一些国家关系不和是因为中国的一些“左”的错误做法引起的。
1970年后，中国致力于改善和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和肯尼亚、突尼斯、布隆迪、斯里兰卡等国关系都有好转。1971年则是中国大建交的一年。在这一阶段与中国建交的有25国，其中亚洲6国，非洲8国，拉美4国，欧洲6国，北美有加拿大。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国打开了和拉美、欧洲的关系。拉美原只有1国，现在这4国都是拉美的重要国家。而欧洲几国中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都是工业发达的国家，加拿大更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重要工业国，对中国在西方世界影响的提高有重要意义。
四、反对佐藤政府的反华政策及中日民间关系的发展
1964年11月，池田勇人因病辞职，接替他的是佐藤荣作。这个人在未任首相前曾发表过一些要改善对华关系的言论，但是一上台就马上暴露出了亲美反华的真实立场，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了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态度。
例如：阻挠中日间的往来。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64年11月20日，决定拒绝由彭真率领的代表团入境。1966年7月，又拒绝以刘宁一为团长的中国和平代表团访日；1967年8月，再次拒绝以周培源为团长的中日友好代表团访日。对内，1965年8月举行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时，佐藤内阁拒绝发护照给日本青年团体，以致有些日本青年代表团未能如期来中国参加友好活动。1966年，他又再次拒绝670名日本青年代表来华参加第二次中日青年大联欢等。在佐藤内阁的支持下，日本右翼采取了许多野蛮行径。1966年11月22日，日本暴徒闯入在名古屋市举行的经济贸易展览会广场进行捣乱和破坏，打伤了日本协力会的人员和一名华侨以及中国展览团的工作人员。1967年9月8日至9日，又出动大批警察、特务和暴徒，打伤中国廖承志办事处驻日人员、中国驻日记者和工作人员多人。
破坏中日贸易。1964年1月16日，日立造船公司同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签订了出口万吨货轮的合同，由于佐藤政府公然表示要接受“吉田书简”的约束，始终不批准日立使用输出入银行的资金，因而迫使合同于1965年3月31日失效。由于佐藤的这种态度，致使约定向中国出口的第二套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化肥成套设备合同均遭到破坏。
积极参加美国的反华体系。1965年1月，佐藤任首相后到美国进行首次访问。在同美国约翰逊总统会谈时，美方诬蔑中国好战，要日本支持台湾蒋介石集团，佐藤马上表示赞同，要坚持与蒋的“正规外交关系”，“对中共实行政经分离的政策”。甚至说：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倾向，甚至比美国更加感到不安……日本充分理解美国采取的防止中国在其接壤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政策，并赞同这一政策。1967年9月7日至9日，佐藤到台湾访问，表示要加强对台湾的所谓“亲善关系”，诽谤中国是对“和平的威胁”。1969年11月，佐藤二度访美，在和美尼克松总统发表的声明中说：总统言美国对中华民国的条约上的义务，美国重申遵守这个条约。总理大臣认为“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他这次访美的同时，还派遣日本前首相，他的哥哥岸信介带着一些政客跑到台湾，和蒋介石集团进一步勾结，要求保护日本在台湾的工业所有权，签订“租税协定”，并以“技术合作”为名加强日本对台湾的经济渗透，也暴露了日本垄断资本进一步控制台湾的企图。蒋介石和岸信介会谈后的共同声明中，提出要和朴正熙及美国支持的其它反共政权组成所谓的“相互协调合作的体制”，“一致合作”反攻大陆。而在美国，佐藤访美所发表的美日“联合公报”公开提出：中国的台湾省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重要因素”，朝鲜“对于日本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日本要在印度支那发挥作用，明目张胆把台湾、朝鲜、印度支那纳入梦想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在佐藤政府这一亲美反华政策的作用下，在1965年2月2日，草签了长达10多年未谈成的“日韩条约”。6月22日正式签订。对美国而言，完成组建“东北亚联盟”、包围和遏制中国的计划。对日本而言，除了积极配合美国反华政策之外，还达到让日本垄断资本势力重入南朝鲜的目的。
佐藤政府对他的反华政策并不隐讳。1966的3月初，佐藤和外相椎名公开承认日本加入了美国“遏制中国”的核战略体系；承认他们认为日美安全条约适用于中、朝、越；认为日本已经到了“应具体讨论、研究”向国外派遣军队的时候了。同年5月，在外务省的一次使节会上，佐藤政府的官员就提出日本要在亚洲“发挥领导能力”，来与中国对抗。1971年6月17日，美日两国签订“归还冲绳协定”，在所谓交还行政权的名义下，美国在冲绳长期保有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进行军事侵略的基地。特别令中国人不能容忍的是，两国私相授受，竟把中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划为所谓“归还区域”，妄图偷偷摸摸地列入日本版图之内。协定签字后，日本防卫厅马上把钓鱼岛列在“防卫识别圈”之内。这样一个“归还冲绳协定”在1971年11月24日被日本众议院全文强行通过，反映了日本统治阶级的野心。
在联合国，日本是追随美国、从1961至1970年用所谓“重要事项”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最积极的制造者。1971年后，在美国已经开始改变对华政策的大形势下，日本仍然抱着反华政策不放，作为唯一同美国联名的提案国，还提出想把台湾当局保留在联合国组织内的所谓“逆重要问题”和“复合双重代表”两项提案，结果遭到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