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楚国也给晋国带来严重的威胁。但是楚国毕竟离晋国很远，晋楚之间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战场必定是在中原某国，对晋国来说是“境外决战”，具有较大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而秦国不同，秦国紧邻晋国，与晋国仅有一河之隔。而且，从地形上看，秦人入晋乃顺势而下，晋人入秦则是逆流而上，秦人入晋轻而易举，晋人入秦难上加难，秦国占了有利地形。如果我们回顾秦晋之间的几次战争，不难发现，虽然晋国胜多败少，然而战争发生的地点，总是在晋国境内。晋国在战术上的胜利不能抵消其地理上的不利。
晋国要想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必须正视秦国的威胁。
河曲之役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詹嘉为瑕地领主，率领军队镇守桃林要塞，以防备秦军入侵。
桃林所在的位置，大致就是后世的潼关至函谷关一带，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在春秋时期，桃林更是秦国进出中原，与中原诸国发生关系的必经之路。换言之，秦国如果想与东方的周王室、郑、卫、鲁、宋、齐等国进行外交往来，都必须通过桃林地区。晋国加强桃林的防务，一方面自然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一旦隔断了桃林的交通，秦国和东方的联系也就被割断了。
河曲之役中，秦康公以士会为参谋，晋国的军机均被士会识破，使得晋国人大为不安。
只要士会这个晋国通还呆在秦国，赵盾就吃不香，睡不好。公元前615年夏天，以赵盾为首的晋国六卿（三军正副统帅）在诸浮（晋国地名）举行秘密会议。赵盾在会上首先发言：“士会在秦国，狐射姑在狄地，这两个人都是我晋国的精英，现在却为敌国所用。他们一日不回国，晋国就一日不安，该怎么办？”
赵盾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只是仔细想想，士会和狐射姑之所以投奔他国，还不都是被你赵盾所逼？
荀林父顺着赵盾的话说：“我建议将狐射姑召回来，一则可以叫他专门处理对狄事务，二则狐家世代有大功于晋国，理应特殊优待。”
郤缺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说：“狐射姑当年主张立公子乐为君，是有乱心；派人谋杀阳处父，罪大恶极。与其召狐射姑，不如召士会。士会为人低调，知道廉耻；性格温顺，但是坚持原则；其智谋足以担当大任，而且也没有犯过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前面说过，狐射姑是赵盾的政敌，虽然身在狄地，但是与赵盾犹能互相尊重，甚至帮助晋国处理对狄事务。然而，尊重归尊重，政敌仍是政敌，在赵盾的心里，狐射姑是能够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敌人，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防范对象。赵盾怎么可能引狼入室，开门揖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因此，赵盾将狐射姑与士会一并提出，只是出于他一贯以迂为直的政治手腕。六卿之会很快做出决定，尽快召士会回国；至于狐射姑，还是老老实实在狄地呆着罢。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赵盾先生二三事：
晋襄公刚死的时候，他本来应该直接立大子夷皋为君，却先放出烟雾，说晋国危难，夷皋年幼，不足以担当大任，主张立公子雍为君。为了这一主张，他不惜与狐射姑发生激烈冲突，将晋国推到内战的边缘。可是，等到他打败狐射姑，他又推翻自己原来主张，不惜与秦国一战，将公子雍赶回秦国去，转而立夷皋为君。从表面上看，他折腾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但是从实质上看，他通过这番折腾打败了自己最大的政敌，收获是巨大的。
河曲之役，他要提拔自己的家臣臾骈进入晋国的政权核心，可是又担心人们说闲话，所以同时提拔了看似与自己无关的韩厥。为了树立任人唯贤的形象，他还不惜让自己的车夫去当牺牲品，以身试法，被韩厥处死。而他自己则摆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大张旗鼓地表扬韩厥，附带也表扬了自己。可是，人们只要看看他对赵穿的百般纵容，就不难发现他到底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
这次他想召士会回国，又拉出狐射姑作陪衬，同样不过是为了向人们表示他为国尽忠，不杂私念。想想看，连狐射姑这样的政敌都在他的考虑之列，他可不正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么？
读史至此，难免感慨中国古人的智慧真是深不见底。而更让人觉得神奇的是，这种古老的智慧历经千年，至今仍然没有过时。君不见，某某代表大会选举某某领导，某某单位公选提拔某某干部，都免不了要找几个人作陪衬的？
扯远了，回到公元前615年，晋国人准备将叛逃秦国达三年之久的士会召回国来。
但问题是，如何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士会呢？
一个叫寿馀的人担当了重任。
寿馀是毕万的后人。在晋献公年代，毕万作为晋献公的戎车护卫，参与了消灭耿、霍、魏三国的战争，立下战功，获封原来魏国的土地，成为了魏地的领主。从那时开始，毕万的族人以魏为氏，晋文公手下的虎将魏犨也是毕万之后，而寿馀应当是魏犨的近亲。因此，寿馀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魏寿馀。
秦晋两国正在打仗，寿馀想见到士会并不容易。晋国人为了让寿馀见到士会，精心设计了一个局。
河曲之役后，赵盾为了防范秦国人入侵，在晋国推行了一个新政策，要求各地的领主组织族兵义务巡河。族兵就是领主的私人武装，组织族兵巡河，用的是领主的人，吃的是领主的粮，国家也没有任何财政补贴。这是一笔没有回报的买卖，寿馀作为魏地的领主，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结果当然是被赵盾骂得狗血淋头。当天夜里，寿馀在家喝闷酒，喝醉之后告诉自己的老婆说，赵盾那厮太无礼了，他忍受不了，要叛逃到秦国去。而这些话不巧被他的厨子听去了。厨子跑到赵盾那里告状，赵盾派韩厥前去抓寿馀。当然，寿馀没抓到，只抓了他的妻子儿女。寿馀连夜出逃到秦国，见到了秦康公，主动要求以魏地作为见面礼，投靠秦国。
魏是晋国境内的大邑，而且临近秦国，一旦将魏据为己有，等于拥有了一座进攻晋国的桥头堡。对于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馅饼，秦康公当然不会拒绝。
人一高兴，防范之心就减少。秦康公没有留意到，寿馀装作和士会打招呼，偷偷地踩了一下他的脚。
踩这一脚的意思，士会自然心领神会。事实上，自从见到寿馀，他便知道有事情要发生。而他的不露声色，等于是告诉寿馀，他已经决定听从召唤，回国效力。
几天之后，秦康公亲率大军前去接收魏地。秦军在河西安营扎寨，与魏地隔河相望。寿馀对秦康公说：“请您派熟悉晋国情况的人随我前往河东，好与魏地的官吏交涉，尽量避免冲突，顺利接收魏地。”
所谓熟悉晋国情况的人，当然是指士会。话说到这个份上，稍微机敏一点的人都会产生怀疑。然而，利令智昏，秦康公想都没想就命令士会随寿馀前往。
士会装作很紧张的样子：“晋人，有如虎狼一般不可信任，如果这是一个圈套，不但我死无葬身之地，我的妻子儿女在秦国恐怕也会遭受耻辱。那样的话，对您没有任何好处，我也追悔不及啊！”
从当时的情形看，士会说这番话，恐怕有两层意思：
第一，他想看看秦康公到底有多在乎他，会不会因为贪图晋国的土地而置他于险地；
第二，他怕自己回到晋国后，妻子儿女在秦国受苦，所以故意这样说，表示自己并没有去意。
可惜，秦康公没有听出士会话里有话，反而安慰他说：“此去魏地，如果事成，先生有大功于秦国，必有重赏；如果晋人背信，将先生扣留，我也不会为难您的家属，必定送他们到晋国与您团聚。如果有违此誓，请河神降罪于我。”
秦康公上了当，并不代表秦国人都上了当。据《左传》记载，士会和寿馀告别秦康公，秦国大夫绕朝送他们到河边渡口。临别时，绕朝送给士会一支马鞭，笑着说：“别以为秦国无人能识破你们的计谋，只不过主公为人厚道，太容易相信别人，我即便说穿，他也不见得会听从我的意见，所以不说也罢。”
士会过了黄河，早有晋国军队在河边接应，欢天喜地地簇拥着他直奔绛都而去。
在那个年代，晋国人有多狡黠，秦国人就有多厚道。秦康公知道士会骗了他，却仍然信守诺言，如约将士会的家属和族人送到晋国，并且写信对士会说：“我不能背负黄河之誓。”
据传，士会是先古时期尧帝的后裔。尧帝祁姓，尧的后裔有很多分支，士会属于刘氏一族。秦康公将士会的族人送回晋国，其中有一部分人感念秦国的恩德，不愿意再回到晋国去，这些人便成为了秦国的刘氏家族。
顺便提一下，关于绕朝这个人，《韩非子》记载说，由于他识破了寿馀的阴谋而不上报，成全了士会的回国之梦，秦康公对此极为不满，将他判处了死刑。如果《韩非子》的记载可靠，则秦康公对于士会的离去，确实是感到非常懊恼，否则也不会把气撒在绕朝身上。
事实上，士会的逃归使得秦国失去了对付晋国的一个有力帮手。数十年间，秦、晋两国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晋国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对付楚国了。
蠢蠢欲动的中原诸国
公元前614年冬天，在位十二年的楚穆王去世了，继承君位的是他的儿子熊侣。
纵观春秋时期的历史，诸侯林立，列国争强，人物众多，大伙儿纷纷扰扰地粉墨登场，生旦净末丑直看得人眼花缭乱，乃至互相混淆，最终不知所云。这也难怪，如果不是特别留心读过这段历史，有谁能够知道诸如楚穆王、晋惠公、鲁文公这类人物，又有谁能够记得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楚成王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的脸谱？但是，尽管年代久远，尽管史料稀缺，有些人物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斗转星移，时光流转，他们的行为举止仍然沉淀在历史的记忆中，作为数千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写进了我们的喜怒哀乐，也写进了我们的智慧与狡黠。公元前614年，当这个名叫侣的年轻人面带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情坐在楚王的宝座上，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以“楚庄王”这个响当当的名字留名青史，他更没有想到，自己还会给后代留下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不过，少安毋躁，至少在公元前614年，属于他的时代尚未到来，他还必须忍耐和等待。
楚穆王的死引起了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一直以来与晋国抗衡的两个国家：秦国失去了士会，等于失去了进入晋国的钥匙，又因晋国封锁桃林要塞与东方诸国失去了联系，一下子变得沉寂起来，十多年间没有再找过晋国的麻烦；楚国则因为楚穆王的死，新上任的楚庄王又少不经事，国内政局不稳定，似乎也不太可能过多关注它的北方业务。失了竞争对手的晋国，在中原诸国眼里，猛然又变得高大起来。
反应最快的是鲁国的国君鲁文公。楚穆王死后不到一个月，这位满脑子周礼的国家元首千里迢迢来到绛都朝觐晋灵公，重叙两国旧好。
这是鲁文公即位以来第三次访问晋国。第一次是公元前625年，晋襄公派使者到鲁国，认为鲁文公即位之后未曾到晋国朝觐，是对天下霸主的极大不尊重。鲁文公不敢怠慢，马上启程前往晋国作检讨。刚在彭衙之役中打败秦国的晋国人牛气冲天，根本不把鲁文公放在眼里，仅仅派了大夫阳处父与他会谈。鲁国的史官提笔写起这件事，感觉到无比羞耻，因此《春秋》记载此事，只有“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第二次是公元前624年，晋国在王官之役中败给了秦国，开始检讨自己的外交政策，主动向鲁国人表达了歉意，热情邀请鲁文公再次访晋。那一次鲁文公不仅见到了晋襄公，而且受到了晋襄公相当隆重的接待，宾主双方在酒宴上吟诗助兴，传为佳话。
这一次鲁文公访晋，既不是因为受到责备，也不是接到邀请，完全是不请自来的。晋灵公，毋宁说是赵盾对鲁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表示了衷心的欢迎。回想这些年，晋国的势力相对衰弱，秦国和楚国都在竞相拉拢鲁国，但鲁国一直保持了审慎的态度，对两大强国的拉拢无动于衷。现在人家又不辞辛苦跑来示好，晋国人没道理不感到高兴。虽然史料没有具体记载，但我们可以想像，鲁文公在晋国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接待。
紧接着回过神来的还有郑穆公和卫成公。
回顾历史，城濮之战后，卫国实际上成为了晋国的属国。但从卫国人内心深处来讲，服从晋国的领导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如果一定要选择一座靠山，他们宁可选择远在南方的楚国，而不是紧挨着西部边境、虎视眈眈的晋国。出于这种心理，再加上卫国历来与陈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陈国在三年前的孟诸之会上，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是楚国的附庸，卫国难免通过陈国的关系与楚国眉来眼去。
现在晋国基本摆平了秦国的问题，而楚国又处于政权交替时期，卫成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及时取得晋国的信任，卫国很有可能重蹈覆辙，再次成为晋国人的俎上之肉。
眼看鲁文公成为了晋灵公的座上宾，卫成公无师自通地想到，如果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晋国或许更容易原谅卫国私通楚国的过失。于是，当鲁文公从晋国回来，尚未进入鲁国境内，路过一个叫做沓的小地方的时候，卫成公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鲁文公面前。
卫成公和鲁文公说了些什么，《左传》上没有具体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请平于晋”，也就是请鲁文公帮忙在晋国人面前说好话。
等到鲁文公回国，尚未进入都城曲阜，在一个叫做棐（fěi）的地方，又被另一个急于讨好晋国的人——郑穆公给截住了。
郑穆公与鲁文公的棐地会晤，搞得很有意思。
鲁文公以地主的身份宴请郑穆公。郑国大夫公子归生祝酒，即兴吟了一首题为“鸿雁”的诗以助兴。“鸿雁”一诗见于《诗经？小雅》，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
诗的本义，是赞扬君主顾怜鳏寡孤独之人，将国家的重任扛在肩上。公子归生在这种场合下吟这首诗，是以鸿雁自比于郑国，以之子比于鲁国，请求鲁文公哀恤郑国的寡弱，在晋国面前代为说情之意。鲁国人以秉承周礼著称，自然闻弦歌而知雅意。大夫季孙行父马上说：“鸿雁肃肃之苦，敝国亦未能免之啊！”告诉郑国人：你郑国在大国的淫威下瑟瑟发抖，我鲁国又何尝不是呢？
季孙行父说的确实是大实话，如果鲁国不瑟瑟发抖，鲁文公又何苦坐着颠颠簸簸的马车，不辞劳苦地从山东跑到山西去朝觐那个小屁孩呢？季孙行父也吟了一首诗，乃是《诗经？小雅》中的《四月》，诗中有“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mò）矣，爰其适归？”之句，这是推脱，说鲁文公出门太久，急着回去祭祀先祖，怎么好叫他又跑回晋国去做和事佬呢？
公子归生一听急了，又吟了《载驰》之诗的第四段。《载驰》之诗是当年许穆公夫人所作，诗中之义，既痛心于祖国卫国的危难，又抱怨老公许穆公对重建卫国的大事不闻不问，使得自己在两位姐姐面前很没面子。公子归生借《载驰》之诗继续讨好鲁国人，意思是小国有难，请大国一定要救助。
马屁拍到这个份上，鲁国人不好再推三阻四，季孙行父吟了《采薇》之诗来回应公子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