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太平盛世，为人处世应当严正刚直；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为人处世应当圆滑老练；生活在衰乱将亡的时代，为人处世就要方圆并用。对待心地善良的人，应当更多一些宽容；对待凶恶的人，应当更加严厉；对待那些庸碌平凡的众生，则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宽容和严厉互用，恩威并施。
汉代的朱博是一介武生，他后来调任地方文官，利用恩威并施的手段，顺利地制服了地方上的恶势力，被人们传为美谈。
在长陵一带，有个大户人家出身的名叫尚方禁的人，年轻时曾强奸邻居人家的妻子，被人用刀砍伤了面颊。如此恶棍，本应重重惩治，只因他大大地贿赂了官府的功曹，而没有被革职查办，最后还被调升为负责治安的守尉。
朱博上任后，有人向他告发了此事。朱博觉得真是岂有此理！就马上把尚方禁找来。尚方禁心中七上八下，只好硬着头皮来见朱博。朱博仔细看了看尚方禁的脸，果然发现有疤痕。就将左右退开，假装十分关心地询问究竟。
尚方禁作贼心虚，知道朱博已经了解了他的情况，就像小鸡啄米似的接连给朱博叩头，如实地讲了事情的经过。头也不敢抬，只是一个劲地哀求道：“请大人恕罪，小人今后再也不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了。”
“哈哈哈……”没想到朱博突然大笑道：“男子汉大丈夫，难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本官想为你雪耻，给你个立功的机会，你能好好干吗？”这时的尚方禁哪里还敢说半个不字。
于是，朱博就命令尚方禁不得向任何人泄露今天的谈话情况，要他有机会就记录一些其他官员的言论，并且及时向朱博报告。听到这里，尚方禁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他赶紧表态说一定好好干。从此之后，尚方禁便成了朱博的亲信和耳目。
自从被朱博宽释重用之后，尚方禁对朱博的大恩大德时刻铭记在心，所以，干起事来就特别地卖命。不久，就破获了许多盗窃、杀人、强奸等犯罪活动，使地方治安情况大为改观。朱博遂提升他为连守县县令。
又过了相当一段时期，朱博突然召见那个当年受了尚方禁贿赂的功曹，对他单独进行了严厉训斥，并拿出纸和笔，要那位功曹把自己受贿一个钱以上的事通通写下来，不能有丝毫隐瞒。
那位功曹早已吓得筛糠一般，只好提起笔，写下自己的斑斑劣迹。由于朱博早已从尚方禁那里知道了这位功曹贪污受贿，为奸为贼的事，所以，看了功曹写的交待材料，觉得大致不差，就对他说：“你先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听候本官裁决。从今以后，一定要改过自新，不许再胡作非为！”说完就拔出刀来。
那功曹一见朱博拔刀，立时吓得两腿发软跪在地下，嘴里不住地喊：“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只见朱博将刀晃了一下，一把抓起那位功曹写下的罪状材料，三两下，就将其撕成纸屑，扔到纸篓里去了。自此以后，那位功曹整天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做起事来尽心尽责，不敢有丝毫懈怠。
无规矩不成方圆，为人处世，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这才合乎做人的本性。同样，对于一个将军来说，“哀兵必胜”和“慈不掌兵”同样重要。在工作时是上下级领导关系，在平时则是同志战友关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强调了军队恩威并施、宽严并用的统领之道。
施之不求求之无功
施恩者，内不见己，外不见人，则斗粟可当万钟之惠；利物者，计己之施，贵人之报，虽百镒难成一文之功。
一个布施恩惠于人的人，不应总将此事记挂在内心，也不应对外宣扬，那么即使是一斗粟的恩惠也可以得到万斗的回报；以财物帮助别人的人，总在计较对他人的施舍，而要求别人予以报答，那么即使是付出万两黄金，也难有一文钱的功德。
隋朝李士谦把几千石粮食借给了同乡的人。刚巧这年粮食没有丰收，借粮的人家无法偿还。李士谦把所有的借粮人请来，摆下酒食招待他们，并当着他们的面把债券都烧了，说：“债务了结了。”第二年粮食大丰收，借了粮食的人都争着来还债，李士谦一概拒绝不受。有人对他说：“你积了很多阴德。”李士谦说：“做了人们不知道的好事才叫阴德。而我现在的行为，都是你知道的。怎么算阴德呢？”
焚券了债，在历史上亦有所闻，战国时齐国的冯谖为孟尝君“市义”，笼络了人心，使孟尝君的根基稳固，大业遂成。
李士谦没有乘人之危，逼债逞狂，而是慈怜为本，以爱心示人，一焚券了债，二拒人还债，有恩于人不居恩自擂，确能得到人们的爱戴，他死后百姓恸哭不已就是明证。拔一毛而利天下可为，自产利他人亦可为，施者不寄望于厚报，然公道自在人心，他会得到无价的回报的。
人应有助人为乐的精神，助人并以之为乐就上升为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施恩惠于人而不求回报，“为善不欲人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所谓“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假如抱着沽名钓誉的心态来行善，即使已经行了善也不会得到任何回报，出于至诚的同情心付出的可能不多，受者却足可感到人间真情。所以，施之无所求，有所求反而会没有功效。
福不强求去怨避祸
福不可徼，养喜神，以为召福之本而已；祸不可避，去杀机，以为远祸之方而已。
福分不可强求，只有保持愉快的心境，才是追求人生幸福的根本态度；祸患不可逃避，只有排除怨恨的心绪，才是作为远离祸患的办法。
范雎，战国时期政治舞台上一位十分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
他原是魏国人，早年有意效力于魏王，由于出身贫贱，无缘直达魏王，便投靠在中大夫须贾的门下。
有一年，他随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知范睢之贤，馈以重金及牛酒等物，范睢辞谢没有接受。须贾得知此事后，以为范睢一定向齐国泄露了魏国的秘密，非常生气，回国以后，便将此事报告了魏的相国魏齐。魏齐不问青红皂白，令人将范睢一阵毒打，直打得范睢肋断骨折，范睢装死，被用破席卷裹，丢弃在茅厕中。须贾目睹了这一幕，却不置一词，还随同那些醉酒的宾客一起至茅厕中，往范睢的身上撒尿。
范睢待众人走后，从破席中伸出头对看守茅厕的人说：“公公若能将我救出，我以后定当重谢公公。”守厕人便去请求魏齐允许将厕中的尸体运出。喝得醉熏熏的魏齐答应了。范睢算是逃出了条活命。
范睢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秦国都城咸阳，并改名换姓为张禄。此时的秦国正是秦昭王当政，而实际上控制大权的，却是秦昭王之母宣太后以及宣太后之弟穰侯、华阳君和她的另外两个儿子泾阳君、高陵君。这些人以权谋私，内政外交政策多有失误，秦昭王完全被蒙在鼓里，形同傀儡。
但范睢看出，在当时列国纷争的大舞台上，秦国是最具实力的国家，秦昭王也不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国君，他更相信，在这里，他的抱负一定能够得以施展，于是，他几经周折，终于见到了秦昭王。他以其出色的辩才、超人的谋略向昭王指出秦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失误及秦昭王的处境，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秦昭王悚然而惊，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废太后，驱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四人于关外，将大权收归己有，并拜范睢为相。
范睢所提出的外交政策，便是闻名于后世的“远交近攻”，而他所要进攻的第一个目标，便是他的故国魏国。
秦军兵临城下，魏国大恐，派出了使臣来向秦求和，这个使臣，便是范睢原来的主人须贾。不过，须贾只知道秦的相国叫张禄，而不知就是范睢，他还以为范睢早已死了哩。
范睢得知须贾之来，便换了一身破旧衣服，也不带随从，独自一人来到须贾的住处。须贾一见大惊，问道：“范叔别来还好吗？”范睢道：“勉强活着吧！”须贾又问：“范叔想游说于秦国吗？”范睢道：“没有。我自得罪魏的相国以后，逃亡至此，哪里还敢游说。”须贾问：“你现在干什么呢？”范睢道：“给别人帮工。”须贾不由起了一丝怜悯之情，便留下范睢吃饭，说道：“没想到范叔贫寒至此！”同时送给他一件丝袍。
席间，须贾问：“秦的相国张君，你认识吗？我听说如今天下之事，皆取决于这位张相国，我此行的成败也取决于他，你有什么朋友与这位相国认识吗？”范睢道：“我的主人同他很熟，我倒也见过他，我可以设法让你见到相国。”须贾说：“我的马病了，车轴也断了，没有大车驷马，我可是不能出门。”范睢说：“我可以向我家主人借一辆车。”
第二天，范睢赶来一辆驷马大车，并亲自当驭手，将须贾送往相国府。进入相府时，所有的人都避开，须贾觉得十分奇怪。到了相府大堂前，范睢说：“你等一下，我先进去替你通报一声。”
须贾在门外等了好久，也不见有人出来，便问守门人道：“这位范先生怎么这么半天也不出来？”守门人说：“没有什么范先生。”须贾说：“就是刚才拉我进来的那个人呀！”守门人答道：“那是张相国。”
须贾大惊失色，明白自己上当了，于是脱衣袒背，一副罪人的打扮，请守门人带他进去请罪。范睢雄踞堂上，身???侍从如云。须贾膝行至范睢座前，叩头道：“小人没能料到大人能致身于如此的高位，小人从此再也不敢称自己是读书有识之士，再也不敢与闻天下之事。小人有必死之罪，请将我放逐到荒远之地，是死是活都由大人安排！”范睢问：“你有几罪？”须贾说：“小人之罪多于小人之发。”范睢道：“你有三大罪：我生于魏，长于魏，至今祖先坟茔还在魏，我心向魏国，而你却诬我心向齐国，并诬告于魏齐，这是你的第一大罪。当魏齐在厕中羞辱我时，你不加阻止，这是你的第二大罪。不只如此，你还乘醉向我身上撒尿，这是你的第三大罪。我今天之所以不处死你，是因为你昨天送了我一件丝袍，看来你还没忘旧情。我可以放你回去，不过你替我转告魏王，赶快将魏齐的脑袋送来！要不然，我就要发兵血洗魏都大梁城！”
此时的秦国，威行天下，无人敢与争锋；此时的范睢，位高权重，言出令随。魏齐吓得仓惶出逃至他国，可赵、楚等国，畏于秦国的兵威，谁也不敢收留他，魏齐终于被迫自杀。
魏齐死后，范睢也不再追究须贾的责任，时任秦国相国的范睢和须贾淡然处之。
人生在世，应该多交朋友少树敌。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结。”多个朋友就多一条路，少了一个仇人便少了一堵墙。得罪一个人，就为自己堵住了条去路，而得罪了一个小人，可能就为自己埋下了颗不定时的炸弹。尤其是在权力场中，最忌四面树敌，无端惹是生非。纵是仇家，为避祸计，也该主动认错示好，免其陷害。要知时势有变化，宦海有沉浮，少一个对头，便多一分平安。
不怕小人怕伪君子
君子而诈善，无异小人之肆恶；君子而改节，不及小人之自新。
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如果以欺诈行为博取善名，那么他们的行为与邪恶的小人作恶多端没有什么两样，一个正人君子如果放弃自己的志节落入浊流，那还不如一个改过自新的小人。
王安石在变法的过程中，视吕惠卿为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和最知心的朋友，一再向神宗皇帝推荐，并予以重用，朝中之事，无论巨细，全都与吕惠卿商量之后才实施，所有变法的具体内容，都是根据王安石的想法，由吕惠卿事先书写成文及实施细则，再交付朝廷颁发推行。
当时，变法所遇到的阻力极大，尽管有神宗的支持，但能否成功仍是未知数，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认为，变法的成败关系到两人的身家性命，并一厢情愿地把吕惠卿当成了自己推行变法的主要助手，是可以同甘苦共患难的“同志”。然而，吕惠卿千方百计讨好王安石，并且积极地投身于变法，却有自己的小九九，他不过是想通过变法来为自己捞取个人的好处罢了。对于这一点，当时一些有眼光、有远见的大臣早已洞若观火。司马光曾当面对宋神宗说：“吕惠卿可算不了什么人才，将来使王安石遭到天下人反对的，一定都是吕惠卿干的！”又说：“王安石的确是一名贤相，但他不应该信任吕惠卿。吕惠卿是一个地道的奸邪之辈，他给王安石出谋划策，王安石出面去执行，这样一来，天下之人将王安石和他都看成奸邪了。”后来，司马光被吕惠卿排挤出朝廷，临离京前，一连数次给王安石写信，提醒说：“吕惠卿之类的谄谀小人，现在都依附于你，想借变法为名，作为自己向上爬的资本，在你当政之时，他们对你自然百依百顺。一旦你失势，他们必然又会以出卖你而作为新的进身之阶。”
吕惠卿的伪君子手段果然是大见其效，王安石对这些话半点也听不进去，他已完全把吕惠卿当成了同舟共济、志同道合的变法同伴，甚至在吕惠卿暗中捣鬼使他被迫辞去宰相职务时，王安石仍然觉得吕惠卿对自己如同儿子对父亲一般地忠顺，真正能够坚持变法不动摇的，莫过于吕惠卿，便大力推荐吕惠卿担任副宰相职务。
王安石一失势，吕惠卿的小人嘴脸马上浮上台面。不仅立刻背叛了王安石，而且为了取王安石的宰相之位而代之，担心王安石还会重新还朝执政，便立即对王安石进行打击陷害，先是将王安石的两个弟弟贬至偏远的外郡，然后便将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王安石。
吕惠卿真是一个伪君子，当年王安石视他为左膀右臂时，对他无话不谈，一次在讨论一件政事时，因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便写信嘱咐吕惠卿：“这件事先不要让皇上知道。”就在当年“同舟”之时，吕惠卿便有预谋地将这封信留了下来。此时，便以此为把柄，将信交给了皇帝，告王安石一个欺君之罪，他要借皇上的刀，为自己除掉心腹大患。在封建时代，欺君可是一个天大的罪名，轻则贬官削职，重则坐牢杀头。吕惠卿就是希望彻底断送王安石。虽然说最后因宋神宗对王安石还顾念旧情，而没有追究他的“欺君”之罪，但毕竟已被吕惠卿的“软刀子”刺得伤痕累累。
为人处世中，不乏这样的人，当你得势时，他恭维你、追随你，仿佛愿意为你赴汤蹈火；但同时也在暗中窥伺你、算计你，搜寻和积累着你的失言、失行，作为有朝一日打击你、陷害你并取而代之的秘密武器。公开的、明显的对手，你可以防备他，像这种以心腹、密友的面目出现的伪君子，实在令人防不胜防。
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但生活中的暗箭却是防不胜防。许多道貌岸然的人貌似忠厚的君子，其实肚子里净是阴谋诡计男盗女娼。像这种伪君子理应受到社会唾弃。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披着道德外衣的人往往还能得逞于一时，欺世盗名。由于披上了一层伪装，识别起来更难。
春风解冻和气消冰
家人有过，不宜暴怒，不宜轻弃。此事难言，借他事隐讽之；今日不悟，俟来日再警之。如春风解冻，如和气消冰，才是家庭的典范。
家里有人犯了过错，不应该大发脾气，也不应该轻易地放弃不管。如果这件事不好直接说，可以借其他的事来提醒暗示，使他知错改正，今天不能使他醒悟，可以过一些时候再耐心劝告。这就像温暖的春风化解大地的冻土，暖和的气候使坚冰消融一样，是处理家庭琐事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