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９日，国民政府得知沈阳等地已为日军侵占，当日致电在日内瓦的中国代表施肇基：“现已完全证实，我方毫无挑衅举动，日军公然向我攻击……中国政府请求国际联合会立即并有效地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之措置，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保持东亚和平，中国政府决定服从国际联合会关于此事所为之任何决定。”９月２２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会议上讲话，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与此同时，张学良在北平邀请胡适、李石曾等社会名流及东北高级将领磋商东北问题，“也均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并于９月２６日命令东北军将士：“一，此次之所以命令不抵抗主义，是因将此次事变诉诸国际公审，以外交求得最后胜利。二，尚未到与日军抗争之时机，因此各军将士对日人依然平常那样对待，不得侵害。”蒋介石、张学良“依靠国联”、对日“逆来顺受”的态度，不仅更助长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而且促使了一些人的叛变投敌。除前述熙洽迎接日军进占吉林外，洮辽镇守使兼吉林省防第２旅旅长张海鹏在日军向吉林西北进犯时投降日军；９月２７日，暗中策划哈尔滨“独立”的张景惠宣布自任东三省特别区（哈尔滨）“治安维持会”会长；１０月１５日，东边道镇守使兼辽宁省防第1旅旅长于芷山发表宣言，叛变投敌。日军在这些叛国分子协助下准备进一步扩大其侵占区域。日军攻占沈阳、长春等地后，许多仍滞留于吉、辽两省的东北军部队不满并违抗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向占领铁路沿线地区的日军不断发动反击。如９月２４日，约有１个营的兵力袭击了日军混成第３９旅团第７８联队守备的沈阳兵工厂；２８日，在长春附近的部队，于夜间攻入南岭日军第２师团兵营，烧毁营房１０余栋；１０月１１日，袭击了营口的日军守备队；１６日，约２个营的兵力攻击昌图县城；２３日晚，在沈阳以西的李官堡附近袭击日军守备队等。总之，从日军侵占沈阳开始，东北军民自发的游击战就展开了。
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通过“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整个东北地区，从中国方面讲，主要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推行了绝对不抵抗政策。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准备侵占中国东北的时候，蒋介石于1931年6月6日发表《告全国将士书》，称“赤祸”是中国的“最大祸患”。21日，蒋介石离南京赴南昌，7月1日在南昌行营发布命令，亲自指挥30万国民党军队，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7月23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说：“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羹……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这是蒋介石首次作为国策公然提出的方针。
11月30日的讲话，把“攘外应先安内”改为“攘外必先安内”，作了进一步强调。以后蒋介石的许多讲话，反复强调反共第一，抗日第二，亦皆源于此。
在“九·一八”事变前夕（8月22日），蒋介石又在南昌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苛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宣誓3个月内“肃清”江西红军。
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宣誓会上发表演讲，他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
12月20日，宋庆龄发表时局宣言，指责蒋介石国民党“举北洋军阀官僚所不敢为者，一一悍然为之，而美其名曰党治。”1932年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剿共”会议，部署第四次“围剿”时说：“我们这次‘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同年12月14日，在内政会议上又称：“攘外必须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
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并侵占热河之后，1933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部署第五次“围剿”时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
这样，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蒋介石专心致志地进行“剿共”战争，对民族敌人推行不抵抗政策，就不足为奇了。
1931年10月，蒋介石派遣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时，许代表蒋介石声称：“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部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党可同意向日本……让出东北。”1932年，蒋介石为其不抵抗政策辩解说：“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曾指示东北军将领，对于沈阳紧张局势，“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国领土。”9月19日，外交部致日内瓦施（肇基）代表电称：“现已完全证实，我方毫无挑衅举动，日军公然向我攻击，我方虽绝未抗拒，而彼仍继续向我开火，炮轰我营房及兵工厂，星期六晨六时半，占据沈阳全城及其附近……中国政府请求国际联合会立即并有效的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之措置，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保持东亚和平，中国政府决定服从国际联合会关于此事所为之任何决定。”
9月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要求全国人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后来的事实证明，国联决不会也不可能有效地制止日本侵略，蒋介石依赖国联，实质上也是为推行他的不抵抗主义作掩护。
大片国土沦丧，其主要责任应由蒋介石承担，因为他是不抵抗主义的决策人，这已经是历史的事实。但张学良也有重大责任。
就连张学良的部下、东北军著名将领何柱国也承认：“东北军的不抵抗，蒋介石固然要负主使之责，而东北军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责任的。”
“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曾多次指示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要采取不抵抗主义，张学良均一一遵照执行。
1931年6月8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对蒋介石的《告全国将士书》表示“钦服莫名”，愿率旅“唯钧座之命是从”。7月间因万宝山事件，蒋介石在江西抚州给张学良拍发电报称：“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其利用共产党，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人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张学良复电也说：“努力隐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
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8月又给张学良发一铣（代16日）电，内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
9月6日，张学良电令臧式毅代主席、荣臻参谋长：“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正是由于张学良忠实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才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步步得逞。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解除了思想武装，对日军疯狂的战争准备毫无戒备，以致事变发生后缺乏有力的指挥，被日军各个击破。
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长期留驻北平，9月18日，得知沈阳事变消息时，他偕夫人正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东北边防军代司令、参谋长荣臻正在忙于为其父作寿。黑龙江省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留住北平；黑龙江省军政大权交其子万国宾代理，他在北平遥控，当时他最关心的是尽快将眷属家财由齐齐哈尔转哈尔滨再转天津。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父殁回锦州治丧，由军暑参谋长、省府委员熙洽代理。在沈阳城内的东北及辽宁省各机关军政要员，事变前也大半不在岗位。“九·一八”事变之夜，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未回军营指挥。3个团长，王志军在营中，张士贤当晚回家未归，王铁汉听到炮响才从家返回营中。因此，当日军突然袭击北大营时，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在兵力上占优势的中国军队大都不战自溃，丧失东北大片领土。“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方面关东军的正规部队约有1。04万人，另有在乡军人约1万人，满铁沿线的警察等约3000人，共计约2。34万人。而东北军的总人数约有30万人左右。除因军阀混战调到关内的11万人外，留在东北的尚有近20万人，其中驻辽宁6个旅，驻吉林9个旅，驻黑龙江5个旅，另外还有公安、警察部队。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边防军序列如下：
司令长官：张学良
副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
参谋长：荣臻
驻辽宁部队（张学良兼）
第7旅：旅长王以哲
第12旅：旅长张廷枢
第20旅：旅长常经武
骑兵第3旅：旅长张树森
洮（安）辽（通辽）镇守使：张海鹏（辖省防旅）
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辖省防旅）[东边道镇守使驻山城镇，管辖辽宁东边一带23个县。]
驻吉林部队（张作相兼）
第22旅：旅长苏德乃后为赵毅
第25旅：旅长张作舟
第26旅：旅长邢占清
骑兵第4旅：旅长常尧臣
吉(林)长(春)镇守使：李桂林（辖第23旅）
延吉镇守使：吉兴（辖第27旅）
滨江镇守使：丁超（辖第28旅）
绥宁镇守使：赵芷香（辖第21旅）
依兰镇守使：李杜（辖第24旅）
炮兵第10团
卫队团
驻黑龙江部队（万福麟兼）
第1旅：旅长张殿九
骑兵第1旅：旅长吴松林
骑兵第2旅：旅长程志远
黑河镇守使：马占山（辖第3旅）
呼伦贝尔警备司令：苏炳文（辖第2旅）
炮兵团
卫队团
海军海
防舰11艘
江防舰8艘
东北军除装备、教育训练和作战准备不如日军外，数量居绝对优势，加之群众支持和熟悉地形等条件，如能坚持抗战，即使一时不能取胜，也不致失败得如此之惨。日本发动这次进攻，连他们自己也没有胜利把握，非常害怕中国一致合力抵抗。如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说：“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及历次对中国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制，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干应付矣”。
可是，据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揭露：‘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张学良则叫东北军政大员“严饬所属对此切持镇定，以免另生事故，干事无益”，并“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
而荣臻说得更明白，他命令北大营驻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当时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8月间即预感到日军要采取行动，旅长王以哲专程到北平请示张学良。张学良说：“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
王以哲根据这一方针，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咀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这样，不抵抗主义，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贯彻比较彻底。结果造成大片国土轻易地落入敌手。满铁的土木建筑公司经理榊谷仙次郎在10月2日的日记中，夸耀日本侵略军进攻“北台（大）营的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的记录，敌人有1。2万人，而关东军用650人即以1/20的兵力，战斗7小时，就把它攻占了”。
这就是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沈阳的陷落，也并不是日军攻陷的，基本上是从敞着的大门开进来的。当日军进攻北大营时，沈阳城门大开，荣臻和臧式毅会商应付办法，认为日领事馆已经说了日军不进城，“如果进城，吾方即闭城门，日军亦可用炮击毁，不若开城听其如何。”果然，日军一炮未发，便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内。
因此，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日本能够轻易、迅速地占领中国的东北三省。
蒋介石除了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以外，还认为中国“国防力量薄弱”，企望国联、美国出面制止日本的侵略。
蒋介石曾认为：中国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如果日本“要将中国来做他一个国家所独有的殖民地，就是要同世界各强国来决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一再强调要“镇静忍耐”，要“逆来顺受”，“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要“信赖国联公断处理”等；在东北大片国土被日军侵占的事实面前，却认为国联和英、法必将尽力阻止日本占领东三省，美国在必要时“有运用《九国公约》出面对日本作有力抵制的可能”，还企望能在“外交无形之战争”中取胜。国民政府多次向国联控告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领土，请国联主持公道。但国联并没有，也不可能制止日本的侵略。
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时，美国国务卿****生担心美国失掉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和将引起远东的均势发生变化，曾向总统胡佛提出对日本实行集体经济制裁或施加外交压力，但胡佛反对。胡佛在内阁会议上声称：在中日纠纷问题上，“日本方面有些道理”，为了美国与日本长期友好，应当考虑日本方面的理由。他强调说：“美国不参与经济制裁或军事制裁”，因为那将“导致战争”，坚持“只能诉诸舆论”。国联邀请美国派员列席理事会议。美国驻英大使道咸斯到达巴黎后，不但不出席国联理事会会议，反而私下作袒护日本的游说，以致国联理事会讨论对日制裁案持续１月之久，且终未能通过。
当日军占领锦州后，美国国务卿于１月７日发表声明：美国不承认损害美国在华利益、损害中国主权独立与领土，或行政完整、影响门户开放政策，或违反《非战公约》的任何情况。但美国仅有语言而无任何有效的行动。即使如此，当他与英、法联系，希望他们也采取同样的不承认主义时，英国和法国都不肯响应。
在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一再要求下，国联于１９３２年１月组成了以英国人李顿为委员长，由美、法、德、意各出１名委员的国联调查团。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侵占了中国的领土，这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可这个调查团在中国进行了近半年的“调查”，又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于９月间写出了一份《国际联合会调查团报告书》。而这个报告书虽然也说了几句有关日方的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办法，和“满洲国”在当地“华人心中不过是日人之工具而已”等模棱两可的“好话”，却又侮称“中国是一个正在演进中的国家”。特别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报告书竟把“承认日本在满洲之利益”和“满洲自治”作为“规定任何圆满解决所应依据的原则”。至此，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破灭。
其实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自己并没有必胜的把握。日本驻北平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曾这样说：“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利胜利……倘彼时中国军民能一致合力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点、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统治，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应当说松室孝良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马君武先生于十一月二十日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上的题为《哀沈阳》的两首“感时近作”，诗曰：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