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省南海人。1858年3月19日（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出生于一个世代簪缨之家。其曾祖父做过福建按察使，祖父曾任连州训导，父亲康达初为江西补用知县；他的一个从叔祖曾跟随左宗棠镇压太平军，官至广西布政使，并一度署理广西巡抚。
康有为自幼读书，四岁时“已有知识，伯祖教之”。他天资聪颖，反应敏捷，深受家人宠爱。六岁时，他开始师从简凤仪先生读《大学》、《中庸》、《论语》等儒家经典。家人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走科举之路，光宗耀祖。但是这位“神童”不好八股文章，只是在家人的切责之下，才被迫虚应故事，结果他“名为学文，绝不一作”，还认为“两年费日力于试事（科举考试）及八股，进学最寡”。①①见中国史学会编的《戊戌变法》（四）第1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感觉一无所获。
1876年，康有为十九岁时，受学于名儒朱九江。据称朱九江“硕德高行，博极群书，其品诣学术，……与国朝亭林、船山（指顾炎武、王夫之）为近，而德器过之”。①①同上第112页。朱九江强调“经世致用”之学，不喜无用的高谈空论。他力排汉宋以来学界的门户之见，将学术正义之源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在朱九江门下，致力于“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之学”，“楚词、汉书、文选、杜诗、徐庾文皆能背诵”。①①见《戊戌变法》（四）第113页。受朱九江的影响，康有为读书时特别注意可资“经世致用”的学问，而舍弃了“考据帖括之学”，认为“言道当如庄荀，言治当如管韩”，“千年来文家颉顽作气势自负，实无有知道者”。为了求得经世致用之“道”，他“时时取周礼王制、太平经国书、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全书、读史方舆纪要，纬划之，俯读仰思，笔记皆经纬世宙之言”。①①同上，第115页。他有感于外患不已、国势衰颓和朝政的腐败，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经营天下”的宏愿。
1879年，康有为结识了在北京作翰林院编修的粤人张鼎华，由此“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这一年，他开始接触一些西书，并初游香港，看到了瑰丽的宫室，整洁的道路，严密的巡警，“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①①见《戊戌变法》（四）第115页。1882年，他到北京应顺天乡试不中，归途路经上海，目睹了上海的繁盛景象，“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于是他大量购买了各种西书，如饥似渴地阅读，“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①①《戊戌变法》（四）第116页。他广泛地涉猎了西学的声、光、化、电及各国史志，自觉学问“日新大进”。他还读过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档摹跺环志略》等书，深受“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启发。
从1881年起，康有为开始在家乡开馆讲学。他一边讲学授徒，一边研读中外学问，并时有著述。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启发下，他开始形成了学习西方、变法图强的思想。1888年，他第二次到北京应乡试时，有感于中法战争清朝失败，“国势威蹙”，遂“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恳请光绪帝“下诏罪己”，及时变法，以挽救国家的危亡。这是他第一次向光绪帝上书。但此书为顽固派所阻，未能上达光绪帝手中，他也被视为“狂生”，遭到守旧分子的嘲笑和攻击。这次上书失败，使康有为决心“专意著述”，为维新变法寻找更为有力的思想武器，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
上书失败后，康有为一度十分苦闷，甚至萌生了离开中国，到巴西去经营大种植园的念头。他曾作《去国吟》，说：“平生浪有回天志，今日真成去国吟。回首五云宫阙迥，柴车恻恻怆余心。”
回到广东后，康有为开始了更大规模的讲学活动。最初他讲学于广州府学宫的孝弟祠，1891年又在广州长兴里设立了“万木草堂”，一面研讨维新理论，一面授徒课业，培养维新人材。在万木草堂，康有为一反当时的传统，对教学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许多大胆的改革。他不讲四书五经、陈腐八股，而是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重点讲研今文经学，批判古文经学。康有为渊博的学识和主张变法维新的思想，吸引了不少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梁启超即是万木草堂的一位杰出弟子。在梁启超等弟子的协助下，康有为先后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部名著，为变法维新奠定了理论基础。
《新学伪经考》刊行于1891年，它是康有为受当时今文经学家廖平的影响而写成的。这部书共十四篇，表面上看是一部根据今文经学批驳古文经学的学术著作，实际上则表达了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康有为运用历史考证的方法，力辨秦始皇焚书并没有烧毁官府博士所藏六经，西汉立于学官的今文经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东汉时刘歆所争请立于学官的古文经均系伪造，故称“伪经”；刘歆伪造古文经书的目的，是为王莽夺取政权制造理论根据，湮没了孔子“微言大义”的精神，是王莽“新朝”之学，当称之为“新学”。康有为在这本书中，把自汉、唐以来封建统治阶级奉为金科玉律的古文经典，宣布为一堆伪造的废纸，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古文经学在当时学术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而且使顽固派“恪守祖训”等教条失去了存在的理论根据，打破了泥古守旧的思想束缚，为维新派因时变革的政治主张制造了舆论。因此，《新学伪经考》刊行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遭至顽固派的围攻，清政府曾两次下令严禁。
《孔子改制考》刊行于1897年，共二十一卷。书中，康有为发挥“托古改制”的理论，认为《六经》是孔子为了改变当时社会状况，按照自己的政治思想观点，假托古圣先王尧、舜的言论而制作的。他把孔子塑造为托古改制的“素王”，认为孔子改制的精义，主要表现在《春秋》一书中，而《公羊传》则是正确阐述《春秋》的典籍。康有为发挥《公羊传》“通三统”、“张三世”的学说，认为人类社会必然沿着“据乱、升平、太平”三世有序不乱地向前发展。他强调当时的中国必须由据乱世通过维新进入升平世的必要性，论证了变法维新的必然性。《孔子改制考》问世后，产生了更大的震动，顽固派攻击康有为托古改制的理论，是“明似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是“无父无君”的叛逆行为，说康有为“假素王之名号，行张角之秘谋”，“害道乱真，莫此为甚”，请皇帝毁他的书，杀他的头。
康有为的这两部书，标志着他维新变法理论的形成。面对着强大而顽固的封建势力的阻挠与破坏，康有为用改良的观点对儒家经典作新的解释，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他自己的“布衣改制”的权利，用以减轻顽固派“非圣无法”、“离经叛道”的阻力。虽然从学术考据上来看，这两本书多处牵强附会，漏洞很多，却有力地推动了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
1893年，康有为考中举人。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惨败。1895年春，他偕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听到清廷将与日本媾和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的消息时，极为震惊和愤慨。他和梁启超等四处奔走、鼓动，联合了在京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在松筠庵集会，并联名上书，要求光绪帝拒和，迁都，变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这次上书影响巨大，参加者都是举人，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虽然上书再一次被顽固派所拒，但其内容却广为传播，宣传了维新变法的思想。康有为也因领导和组织了这次上书，而被视为维新领袖。
公车上书虽然失败，康有为却在会试中考中进士，被授予工部主事的官职。但他并未到任，而是继续从事变法的宣传和发动。五月末，他再次上书，提出了“富国、养民、教士、练兵”等改革主张。这次上书终于送达光绪帝之手，光绪看过之后颇为赞许。一个月后，他第四次上书，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建议，但此书又为守旧分子所阻。为了“开通风气”，康有为于1895年8月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改称《中外纪闻》），由梁启超等人编辑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每期印一千余份，免费赠送在朝官员。为了开风气、开知识，“合大群而后力厚”，康有为还先后在北京和上海组织了维新团体强学会。强学会每十日聚会一次，每次都有人演讲“中国自强之学”，团结和影响了不少爱国官吏和知识分子，也得到了帝党翁同返热说闹С帧Ｓ⒐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亦参与会事。强学会的活动，引起了顽固派的不满，不久后即以“植党营私”的罪名，封闭了强学会和《强学报》。然而，在康有为等人的大力宣传鼓动下，变法维新的浪潮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各地出现了许多鼓吹变法的学会和报馆。上海强学会解散之后，梁启超等又创办了《时务报》成为宣传维新的又一个阵地。康有为、梁启超的大名传遍了通都大邑、僻壤穷乡。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以此为开端，列强索地霸港，掀起了又一轮瓜分狂潮。康有为看到外患日烈，马上赶到北京，第五次上书给光绪帝，希望他“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决心变法。1898年1月，光绪帝谕令总理衙门传见康有为。传见时，康有为驳斥了荣禄“祖宗之法不能变”的谬论，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指总理衙门）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①①《戊戌变法》（四）第140页。随后，他奉命上《统筹全局折》，指出，中国处于当前之形势，非变法不可，“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要求光绪帝效法日本明治天皇，大誓群臣，锐意变法。
在上书的同时，康有为又在北京发动建立了保国会。保国会的章程开宗明义：“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此会以冀保全。”开会之日，康有为首先登台演说危亡惨祸，慷慨激昂，听众无不为之感动。保国会于1898年4月正式成立，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参加者一百八十余人，一些官僚、知识分子和富商也列名会籍。受其影响，各地接连成立了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组织。但是，保国会只集会演说了三次，就遭到了顽固派的攻讦，他们散布流言，说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弹劾康有为。康有为虽然受到了光绪帝的保护，保国会却被迫中止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