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人，1889年10月29日生。父亲李任荣二十三岁时因肺病夭亡，未及看到孩子降临人世。母亲生下他不到十六个月，也不幸逝世。李大钊从小孤苦伶仃，“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少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
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是个读书人。他在李大钊三岁时，就督促他学习识字，以后又开始教他《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启蒙书，一心想把李大钊培养成一个光宗耀祖的读书人。
七岁那年，李大钊入本村私塾学习。他读书异常勤奋、刻苦，幼时便以才思敏捷、能文善诗著称于乡里。他的老师一直以有李大钊这样一位“生平最得意的学生”而自豪。
1905年，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中学。这一年，他十六岁。在永平府中学，他开始表现出对祖国命运的深切注视，常常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四处搜寻当时宣传新思想的书刊，贪婪地阅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几乎手不释卷。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耳濡目染了祖国和民族的深重灾难，他后来回忆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这时，少年李大钊已开始沿着一个爱国者和革命者的道路前进了。
1907年，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六年的学习生活中，他除了学习法政诸学和英、日语之外，还广泛接触了“新学”，对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有了更深的了解。辛亥革命后，李大钊密切关注着政治局势的发展，为新生的共和国感到“隐忧”。他写下了《隐忧篇》一文，指出国家如“敝舟深泛溟洋”，“犹在惶恐滩中”。不久，他进一步认识到革命果实已被军阀篡夺，为此他又发表了《大哀篇》，发出了衰痛现实的呼喊。在学生时代，李大钊先后发表了二十余篇诗文，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感情。这些著作语句铿锵，格调高亢，表达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
1913年冬，李大钊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在友人资助下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这时，他开始研究那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其中日本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幸德秋水的作品对他影响很大。在早稻田求学期间，他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此期间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1914年底，李大钊发表《国情》一文，揭穿了袁世凯公布所谓“新约法”准备称帝的阴谋。这篇文章发表于袁世凯称帝前一年，充分体现了他在政治上深湛的远见。
袁世凯为实现自己的皇帝梦，于1915年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借以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消息传出，举国愤怒。我国的留日学生迅速举行集会，反对订立卖国条约。李大钊代表留日学生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这篇通电发出后传遍了全国，有力地推动了反日爱国运动的开展。12月25日，云南起兵讨袁，各地纷起响应。李大钊兴奋地说“逆贼稽征讨，机势今已熟”。留日学生总会积极支持云南的“护国军”，并代筹军饷，李大钊被推举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开展宣传活动。1916年四五月间，李大钊回到上海，投入国内的反袁运动。其时，袁世凯已宣布撤消帝制，李大钊尖锐地指出“袁氏备战甚急”，提醒人们不要被袁议和的假象迷惑。
1916年6月，袁世凯这个窃国大盗在万众唾骂声中死去。但随之而来的仍然是军阀之间的明争暗斗。“枭杰甫就天诛，政争又复风涌”。李大钊在失望之中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8月，由他任总编辑的《晨钟报》创刊。该报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揭露军阀、官僚、政客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罪恶行径。李大钊试图“振此‘晨钟’”，唤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9月，他于日本完成的《青春》一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是五四以前革命民主主义的一篇宣言书，对前期新文化运动有着重要影响。文中，李大钊提出了宇宙无尽、青春无尽及其发展变化的宇宙观，青春的人生观，提出了“青春中华之创造”的历史使命，号召人们冲破历史的网罗，与旧的传统思想决裂，号召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体现出了气势磅礴、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青年。
1917年初，李大钊应约担任了《甲寅日刊》编辑，连续发表了反对“尊孔”的文章，警惕地指出复辟运动“难保不附之以复萌”。是年7月，张勋拥宣统皇帝复辟，李大钊先前之言不幸而言中。痛定思痛，李大钊总结了辛亥以来的切身经历，对改良派作了较深刻的批判，对孙中山等革命派也“不敢作此奢望”。他转而寻找新的救国道路，决心重新开始努力，“勿稍怠荒，月异岁新，与时俱进！”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18年1月，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当时的北大是新思想新文化孕育、成长和传播的园地，担任校长的蔡元培采取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鼓励各种学说自由发展。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之下，李大钊对俄罗斯的十月革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年冬，他在北大组织了马尔格斯（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的篇章，热情地歌颂俄国十月革命，明确指出这是“全世界庶民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满怀信心地宣告布尔什维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这几篇文章中，李大钊开始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观察自己国家的命运，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1919年1月，《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在《新青年》上发表后，产生了很大影响，新文化运动开始带上马克思主义倾向。李大钊还担任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在此，他和鲁迅建立了崇高的战斗友谊。鲁迅记载道：“我最初看见宋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李大钊在《新青年》积极组织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稿子，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他的引导下，《新青年》逐步成为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等国召开巴黎和会进行利益的再分配。中国在大战期间参加了协约国方面，这时也派出专使出席“和会”。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决定承认日本在战争期间从德国手中夺取的在我国山东的特权。北洋政府的外交完全失败。它恰如一根导火索，点燃了酝酿已久的一场革命群众运动的风暴。
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们首先行动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拒绝和约签字”，“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向外人聚居的东交民巷进发。受到阻止后，学生们又奔向卖国贼曹汝霖住的地方——赵家楼。愤怒的爱国群众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章宗祥。次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同时罢课。爱国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地开展起来。
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李大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实际上为五四运动作好了思想准备。同时，他通过学校报刊、社团的活动，联系了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为运动的开展作好了组织准备。学生罢课后，李大钊又发动教职员工和广大学生一致行动。由他和陈独秀发起创办的《每周评论》是这次运动的政治指导刊物。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深入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将斗争的锋芒指向整个帝国主义“强盗世界”。6月3日以后，五四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上海，运动的主力也由爱国学生变为工人阶级。这时，李大钊在五四之前向青年知识分子们发出的“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号召，已经成为势在必行的实际行动。
反动军阀政府为了扑灭人民群众的爱国烈焰，大肆抓捕爱国学生，这次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也被他们逮捕。但是，面对日益浩大的群众运动，慑于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军阀政府最终不得不批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辞职”，拒签“巴黎和约”。五四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1919年5月，李大钊结合革命运动的进展，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长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着重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阶级竞争与互助》、《真正的解放》等文章。他的这些论述，对于当时的革命运动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五四运动后，主张改良的胡适于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认为空谈主义，高谈主义，而不去研究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就谈不上什么“根本解决”。李大钊看到胡适的文章后，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批驳了胡适的说法，他公开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并指出“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我们唯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这次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论战。继这次论战之后，李大钊又先后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等文章，对当时出现的思想逆流和封建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批判，有力地回击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科学社会主义的挑战。李大钊的这些文章，为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研究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做了开创性的工作，进一步宣传了马克思主义。
1920年初，李大钊和北大学生邓中夏等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的人有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人。这个以李大钊为核心的团体为日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这年4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维经斯基等来到中国。李大钊和维经斯基等在北大红楼图书馆里多次讨论了建党问题，认为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当务之急，并一致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接着，李大钊还介绍维经斯基前往上海和陈独秀会见。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到工人中去开展工作。青年学生们组织起了“平民教育讲演团”，一边调查和体验工人们的苦难生活，一边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1920年5月1日，李大钊在北京领导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这天，《新青年》的专版《劳动节纪念号》上，刊载了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详细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来历，热烈歌颂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而献身的英雄们。李大钊亲自主持了在北大举行的纪念大会。北大学生还在城区分乘两辆汽车游行，高呼“劳工万岁”的口号，散发传单，遭到警察的拘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