枚乘生活在西汉文景时代，当时，西汉王朝面临着两个问题：其一是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以及秦末的战乱，使生产遭受极大的破坏，民生凋蔽；其二是同姓诸王的权力很大，成为独立的割据势力，与中央王朝分庭抗礼。为此，文帝、景帝一方面继续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另一方面则着手解决地方割据势力权力过重的问题。枚乘长期为吴国、梁国的文学侍臣，他主张废止秦王朝的严刑峻法，与民休息；反对地方割据势力，以维护中央王朝的统一。这些进步思想都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七发》是确立枚乘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作品。文中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先是指出种种腐化享乐、安逸懒惰是其得病之根源，此病非药石针灸所能治。接着用七件事来启发太子，先陈说音乐、饮食、车马、宫苑之乐，再写田猎、观涛，逐步引起太子的兴趣，最后为太子推荐方术之士，与“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事非”，太子听了精神大为振奋，出了一身汗，他的病就霍然痊愈了。在这篇作品中，枚乘对贵族生活的腐朽、靡烂和精神的颓废表示非常不满，并且认为安逸享乐的病，非药石针灸所能治疗，而须转移志趣，从思想上来化解。这种看法颇有见地，含有很深刻的意义。
枚乘的《七发》，规模宏大，辞汇丰富，铺张细腻，既继承了《楚辞》的传统，又开创了汉代新体赋的先河，实现了由汉初骚赋向汉代文赋的转变。作者善于运用形象的比喻和铺陈的描写方法，形成了一种定型的主客问答的形式。这种风格对后来许多辞赋作者有较大的影响。为此《昭明文选》在各类赋之外，另列“七”一类，除《七发》外，另收曹植的《七启》、张协的《七命》两篇。晋代傅玄在《艺文类聚》卷五十七说：“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怠⒗钣取⒒各搿⒋掮、刘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疑》、《七说》、《七蠲》、《七举》之篇。于是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可见“七”体影响之深远。
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读过《昭明文选》，1959年重读《文选》对其中的《七发》很感兴趣，称其文是一篇妙文，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是对腐败的统治者投出的批判的匕首。应该说，这个评价是卓有见地和相当公允的。
（傅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