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一生，有着忧国忧民的远大抱负，始终坚持革新的政治主张。他参加了王叔文领导的革新集团，反对当时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等政治弊端。革新失败后连续被贬，长期过着流放的生活。他同时又是一位朴素唯物主义论者，他除写过《天论》等哲学文章外，他的诗词中也常常闪烁着哲理的光辉。毛泽东对《天论》的评价很高，认为是对柳宗元的《天对》的补充和发展。毛泽东对刘禹锡的诗词评价也很高，并且善于把作品放在作者创作时的最初情景中去理解。在一本《唐诗别裁集》中，编者对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二句这样注解：“沉舟二语，见人事不齐，造化亦无如之何。悟得此者，终身无不平之心矣。”毛泽东不同意这种消极的理解，指出“此种解释是错误的”。这诗中虽自比为“沉舟”、“病树”，但指出个人的沉滞算不了什么，世界还是要向前发展的，这种看法无疑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有积极的一面。
刘禹锡具有进步的政治理想，早年也积极投身于王叔文领导的革新运动，但是由于他长年遭贬谪，流落边州，政治上并没有很大的作为。因此，他的主要贡献也就表现在哲学和文学两个领域。
在哲学思想上，刘禹锡以巨大的战斗和理论创造精神批判了天命神学世界观，总结了先秦以来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长期争论。在自然观上，他继承了荀况以来的唯物主义传统，发展柳宗元《天说》的思想，提出了以“气”为世界万物基础的自然观。刘禹锡在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指引下，通过“天与人交相胜”，特别是“人能胜乎天者，法也”这一思想环节，深入探讨了天命论产生和流行的原因，主要是社会政治原因。刘禹锡所持有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无论从内容、体系还是战斗性、科学性来看，不仅在唐代十分突出，而且在中国哲学史上也以其创造性的理论建树而占有独特的地位。
刘禹锡长期流落在巴山蜀水一带，有机会广泛接触民间疾苦，使他的诗歌创作具有一定的思想性。他的诗歌，既有《聚蚁谣》、《飞鸢操》、《百舌吟》、《昏镜词》等大胆揭露宦官和大官僚的腐朽奢靡，表现自己对于黑暗势力不妥协的斗争精神的战斗诗篇；也有《竞渡曲》、《采菱曲》之类以民间生活为题材，表现劳动人民生活和当地风景的诗篇。刘禹锡还有一些歌颂平叛战争胜利的诗歌，如《平蔡州》三首、《平齐行》二首。尤其是《平蔡州》三首曾被清代翁方纲评之为“以《竹枝》歌谣之调，而造老杜诗史之地位”的诗作。这些诗作在刘禹锡的诗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当他的贬谪生活结束以后，刘禹锡创作的诗歌虽多，但真正被后人传诵的名作很少，尤其是描写劳动人民生活的诗作显著减少。而且随着他同最高统治集团之间矛盾的缓和，他的诗歌虽然偶尔仍有郁勃不平之气，但总的来说，战斗性和人民性却相对地削弱了。
刘禹锡的诗歌直接渊源于《诗经》、《楚辞》和汉魏六朝乐府诗歌，并且学习杜甫把握形象特征和描写细腻感情的现实主义手法，再加上自己的创新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诗歌既不像韩愈那样奇崛怪僻，又不像白居易那样浅俗直露，而是取境优美、精炼含蓄、流畅自然，并且不乏气度恢宏、骨力遒劲的气质。尤其是他久居民间，从地方的民间歌谣中汲取了艺术的修养，更加使他的诗歌如《竹枝词》、《杨柳枝词》等都具有民歌清新爽朗的情调和响亮和谐的音韵节奏，表露的感情也更加真挚、细腻和含蓄。从总体上说，刘禹锡诗歌的这些特点，与崇尚风骨、讲究声律的盛唐诗风十分接近。清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说：“中唐六七十年之间……堪与盛唐方驾者，独刘梦得、李君虞两家之七绝。”
刘禹锡的散文同样具有自己的独特同格。他的散文，旁征博引、推理严密、辞藻优美、题旨隐微，既不像韩愈那样雄气逼人，也不像柳宗元那样婵塘枥鳎而是含蓄致密、发人深思。柳宗元形容“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李慈铭评价刘文“于韩、柳外自成一子”，是十分公允的。
刘禹锡在中晚唐诗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除了白居易、令狐楚等人与他互相唱和之外，很多诗人都受过他的影响，如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人。到了宋代，王安石、苏轼及北宋后期的江西诗派对刘禹锡的诗歌进行传扬，使之在两宋诗人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的一些脍炙人口的佳句，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
（傅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