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人刘澜波、栗又文、张希尧、苏子元四人和高崇民在北平聚议组织新的东北人民救亡团体，以适应时势的需要。嗣由刘澜波、高崇民、苏子元与阎宝航会商于南京，当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东北人民抗日救亡团体，定名为“东北救亡总会”，并决定邀请以李延禄、李杜为代表的“东北抗联”加入。形成为关内关外东北人民抗日救亡的统一组织。这个组织为继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复东会之后，以共产党领导下的“东联”为中心，合东北各抗日团体而为一体的东北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组织。
南京会谈做出内部决定后，复在上海由李杜、李延禄、阎宝航、刘丕光、董麟阁、孙山出面召开了旅沪东北人士二百余人的大会，公开宣布在北平成立东北救亡总会的决议。大会并提出援助东北抗日联军、释放张学良、拥护国共合作到底、要求政府出兵收复东北失地等主张。刘澜波、高崇民等返回北平，正式举行了“东总”的成立大会。
“东总”的最高领导形式是常务委员会。在常务委员会下，设有秘书长及组织、宣传、训练、联络各部，并由常务委员会推选主席团负责执行日常会务。
“东总”成立伊始，徐恩曾就怀疑是共产党在幕后操纵，但苦于拿不到证据。而“东总”也很狡猾，他们利用会中的头面人物从中周旋，在复兴社和CC矛盾中间求存在。该会的头面人物高崇民、王化一出面与复兴社的军统局头子戴笠接洽，说明东北人民成立抗日救亡统一组织的必要，和中央（意思是指戴笠）便于领导等等理由。戴笠于犹疑之后首肯，并允每月给五百元做经费，当即交付二千元作为四个月的开支。此即“东总”开始与戴笠发生关系。
可就在这个时候，“东总”东北中学事件与中统特务交上了手。
东北中学于1931年创设于北平，1934年受日、蒋双方压迫，南迁到豫鄂交界的鸡公山。校中备有轻重机枪和子弹，为学生军训之用。学校师生中有国民党及复兴社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经常进行斗争，但在共产党地下党如王铁良、马献图等领导和影响下，进步势力渐占上风。“东总”以这个学校为培养进步青年宣传进步思想的园地，而国民党则视为眼中钉，几年来一直在鼓动风潮，企图抢夺。
1937年4月，国民党湖北教育厅厅长、CC分子、中统特务周天放和赵雨时来校，强行接收，被学校师生拒绝，于是，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当赵雨时来校，学校闭门不纳，并高唱“一致对外”、“打回老家去”、“纪念九·一八”、“遥忆松花江”及“黑水白山”等歌词为赵雨时“招魂”。赵雨时不得其门而入，乃租一饭店，在门前悬挂一“东北中学临时办事处”招牌。学生怒不可遏，将招牌摘下。赵雨时恼羞成怒，从屋内开枪，学生并无一人受伤，而他自己带来的一个狗腿子李某却被打死。
在东北中学对国民党斗争的同时，“东总”决定由阎宝航、杜重远、王化一代表校董会向CC控制下的国民党教育部进行交涉，并抗议湖北教育厅向私立学校强派校长、摧残教育的非法行为。斗争持续有半年之久，本来中统对付学生和群众团体是很在行的，但此次却感到束手无策，他们发现军统头子戴笠被“东总”拉了过去，并无形中成了他们的后台。事实也确实如此，“东总”为了生存，不得不靠近戴笠，利用中统与军统之间的矛盾来生存，而戴笠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比重，并张扬复兴社与CC派对抗的声势，也乐于和“东总”接近。而CC派则一贯地对“东总”进行打击，亦以之来对抗复兴社。所以徐恩曾回到武汉时，中统与“东总”的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公众舆论普遍倒向“东总”，军统也在乘机打击中统。中统已经引起了公愤。
徐恩曾不愧是个老谋深算的特务头子，他决不想输给“东总”，因为输给“东总”就意味着输给了军统。这位表面文雅的儒将骨子里却毒透了，他这次非要置“东总”于死地不可。他一回到武汉便采取了迂回包围的政策，首先出面与“东总”的领导人通话。缓解中统与“东总”的矛盾。在缓解矛盾的同时，他派了东北籍的中统特务齐世英和挨过“东总”痛打的韩韬潜入“东总”的外围组织，侦察“东总”的一举一动。他们无意中发现“东总”与武汉总工会的关系不错，于是经过他们的秘密酝酿，凭空捏造了一个惊人的密报，说“东北救亡总会与共产党勾结。联合武汉工人，准备在武汉危急时，夺取汉阳兵工厂武器，举行暴动，劫杀蒋委员长”。他们还假刻印章，伪造了一个有“东总”负责人签名、各部盖印的“会议纪录”和“暴动计划”。这份密报由韩韬和齐世英转交徐恩曾，作为一个老特工徐恩曾一眼便认出是“莫须有”，但一心要置“东总”于死地的徐恩曾却煞有介事地报给了陈立夫，又由陈立夫上呈蒋介石，他认为这次足可以把“东总”负责人一网打尽。
5月15日，戴笠突然派人找“东总”的负责人之一王化一，说有急事请即去。戴见王时说：“化一兄，我们要以诚相见。多久以来，有人屡次给委员长写报告，说东北救亡总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某某人是共产党员，我都相信你和几位负责同志的话，总说你们是抗日救亡组织，多数人是四维学会的成员，因为老家没有了，说话有些激烈，那是自然的，但不是共产党的有关组织。现在我自己打了嘴巴，欺骗了领袖。”王化一摸不着头脑。答道：“雨农兄，请相信我们。”戴笠抢着说：“我过去最相信张副司令，对他从来未加过小心，但是他却搞出了西安事变。今天我不是凭空说话，请你看看证据。”说着，他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份卷宗，里边夹着两份文件，并附一张签呈，内容是根据齐世英送来的报告，说东北救亡总会“受共产党的指示，乘委座在汉之际，勾结武汉外围‘赤匪’，定期暴动，……兹呈上该会会议记录、暴动计划各一份，请核示”云云，蒋介石在上面批了“严办”两个大字。王化一开始心情有点不安，略翻阅以后，转而镇静。他一边看，一边用沉着坚定的语气说：“这完全是伪造，根本没这回事。”戴笠说：“你有什么反证？”王说：“我首先提出几点很显然的破绽：第一点，记录上罗列了全体委员的名字，但目前在武汉的委员还不足半数，有人去西安，还有人去上海，按开会日期说，他们怎能出席，又怎能签字呢？又看签的字，有的还有些像，有的根本不像，从笔迹和墨色看来，签字和记录都是出于一个人的手笔。第二点，在会议记录后半段的各部给工作人员发出的动员指示，每部都盖有部的图章和部长的名章，这很明显是不对头的，什么会议也没有在记录上盖章的。第三点，报告上说‘东总’和共产党武汉工人勾结，企图夺取汉阳兵工厂武器，响应外围进攻，劫杀委员长等，是整个捏造，不攻自破的。”
其实，戴笠已经看出这个密报有疑问，他知道CC派和“东总”的对立，在蒋介石面前他又常为“东总”辩解。这时，他听了王化一的解释后，就先送一个人情说：“这个案子如果当时交给中统处理，恐怕明月桥已经贴上封条了。”然后又说，“我认为你的看法有道理，不过我们必须有确实的反证才能答复委员长。你回去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研讨一个方案，怎样进行我们再商量。”戴笠大概是下定决心，要借这个诬陷案来拉着“东总”反击中统。
王化一回到“东总”后，经过大家的研究，先由在武汉的同志们每个人签一个自己的名字，再把各部部章和部长名章都盖在一张纸上，纸一并送给戴笠。戴笠把这些签字和印章找中央银行一位印鉴专家加以核对，当然相差很多，其中惟训练部章很相似，那是偷扯下训练部的布告，照布告上印章仿刻的，但专家一望便知。戴笠又派人了解，“东总”确实有些人不在武汉。
这时，武汉几乎天天有敌机扰乱轰炸。戴笠有了把握，便借口防止汉奸、检查户口，对机关团体也做重点检查。密令稽查处处长赵士瑞率人到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和中统特务韩韬寓所突然进行检查，搜出伪造文件的底稿和私自仿刻的大小印章。这时在武汉街头有人散发了一些传单和“暴动计划”，内容大致和韩韬伪造的文件一样，这就更证明了是谁在制造这起诬陷案。
戴笠拿到这些法宝，给蒋介石上了一个洋洋得意的签呈。蒋介石阅后把陈立夫和徐恩曾叫去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娘希匹，欺骗到领袖头上来了。若真信了你们的话，岂不叫世人耻笑我，糊涂！这是拿着你们领袖的信誉开玩笑。娘希匹，本来我拟下个月在武昌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国共合作。也正式批准你们和雨农提出的关于成立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和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的报告。可你们公开办这等傻事，激起民变，你们的中统局还能成立吗？！糊涂，糊涂。”“‘东总’确受共产党操纵。”徐恩曾颇有委屈地说：“我们也是在忠实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糊涂，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能公开说这等话。这个这个……现在只能心领，不可言传，懂吗？”“……”“你们再办共产党的案子，一定要拿到真凭实据，这个……这个……要准、稳、狠，切不可给舆论界一口舌。现在是全国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时期，你们的任务是抗日与反共要平行起来，这个这个……缺一不可。”“那么抗日与反共谁为先呢？”“糊涂，难道这还要我教你们吗？”蒋介石疲倦地摆摆手：“去吧，去吧。你们回去尽快也拿个行动方案报给我。”其实蒋介石也知道军统与中统素来不和，都在找对方的败笔攻击对方，所以也并未过多指责陈立夫、徐恩曾等人。他的目的是希望他们明白当前国共两党的处境，特务工作不改进不行了。警斗反败为胜
戴笠从杭州把警校巧取豪夺之后，CC派岂能善罢甘休，两派的斗争又转向警察系统，斗争日趋白热化了。
戴笠与CC系的斗争，已经发展到无孔不入的立体式斗争，在警察机构的争夺斗争也表现得十分激烈。自从杭州警校被戴笠巧取豪夺后，接着，各省市县的警察局及其调查科和各省市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都被戴笠一一控制。CC系经过一番苦斗，只保留了上海市警察局调查科和督察室这一块领地，还是由于陈立夫的嫡亲堂兄弟、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陈希曾于1931年任上海市警察局长时立下的定例，以后的继任也就照“章”办事，把这两个位置交给CC系处理，连戴笠也不便逼之太甚。
CC系掌握不到警察系统，又没有培养出什么警政人员，似乎警界成了戴笠的一统天下。但是，问题不在CC系，也不在戴笠，而在于蒋介石。蒋之为人，从来不肯把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交给一个人去掌握。蒋很早就决定，一方面把警察系统交给戴笠的特务系统去运用，以便使警察特工化，强化特务统治；一方面在警界内安插一位戴笠的劲敌，以便对戴笠起牵制作用，这个人就是李士珍。这就给CC系找到一个报复的机会。CC系认为他们自己已不便出面与戴笠争夺警察系统，何不与李士珍联手对抗戴笠？CC系通过各种关系和李士珍接触，李士珍当然也需要借助CC系的力量与戴笠抗衡，双方一拍即合，成为在警界内共同向戴笠进攻的一股强大力量。
李士珍是浙江宁海人，与戴笠是同乡，黄埔军校二期毕业，蒋介石曾保送他到日本学习警察行政，以便培养他进入警界。回国后，戴笠在洪公祠举办特警训练班，蒋亲自下令李士珍任训练班政治指导员，目的也是让他熟悉警察特工教育方面的情况。当时，警察系统的干部大多是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接收过来的，不但警风很坏，而且政治上不能适应蒋介石利用警界力量进行反共和巩固政权的需要。
蒋介石很早就想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警察队伍，他命令李士珍在南京汤山筹建一所中央警官学校大楼。李士珍苦心努力了四年多时间，才将大楼落成。在这段时间里，李士珍一边筹建中央警官大楼，一边筹划取得中央警校的实际领导权，把全国的警察教育全部集中到自己手里。他起草了一份中央警校的建设计划，其中有一条就是为了统一警察教育内容，使中央警校成为中国真正的警察教育最高学府，建成中国警界的“黄埔军校”。据此，李士珍建议将北平高级警官学校和浙江警官学校统一归并于中央警校，以防止警政“教出多门”。李士珍的计划书送上去后，正和蒋介石考虑建设新的警察系统、彻底改造北洋军阀时期的警察机构、加强法西斯统治的计划不谋而合。于是蒋很快就批示同意李士珍的计划。
第一步目的达到后，李士珍又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夺取中央警官学校的大权。他深知窥伺这个职务的不乏其人，其中最大的劲敌就是戴笠。如果仅凭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和戴笠较量的，李士珍一方面走内政部长蒋作宾的路子，请蒋作宾积极向蒋介石推荐；一方面主动加强与CC系的合作，由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常在蒋介石面前进言，说李士珍“识大体”，心目中只有“领袖”，宣传李士珍推行现代化的警察教育，是党国不可缺少的警察教育干才等等。
陈立夫不愧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物。为了不使蒋介石对其吹捧宣传李士珍的进言产生疑窦，不让戴笠抓到攻击的口实，他并不要求李士珍和CC系公开合作，仍嘱李士珍保持本来的政治面貌，有时候还要李士珍配合默契地在公开场合对CC系提出寓有批评意味的“贡献”意见。因此，蒋、戴始终没有对CC系与李士珍的合作公开提出责难。
经过李士珍的一番努力，蒋介石终于在1936年8月正式成立中央警官学校时，以兼校长的身份，手令李士珍任中央警校的教育长，主持实际工作。这无疑是把中央警官学校全部工作交给李士珍去负责。
李士珍在第二回合中又击败了戴笠，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不免有些洋洋得意。心想，CC系畏之如虎的戴雨农，其能耐不过如此，我李士珍略施小计，就把他从经营盘踞多年的警察教育机构中赶了出去，戴雨农声名显赫，别人怕他，我却不怕他。
俗话说，骄必败。李士珍这一轻敌，就铸成大错，让戴笠钻了空子。就在李士珍趾高气扬，大喝庆贺酒的时候，戴笠与浙江警校校长赵龙文等一批谋士调兵遣将，设计了一整套部署来对付李士珍。
1936年11月，内政部第六任警政司司长李构风调任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司长职位空缺。面对警政司这一控制全国警政的关键职位，戴笠与李士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李士珍颇费苦心，想谋取警政司长，可是又舍不得丢下中央警校教育长这一高位去屈就。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脑袋里一时又想不出像样的人去填补，一度一筹莫展。在瞬息之间，戴笠的远见起了作用。他一步占先，亲自向蒋引见清华大学的高材生、留美学者、国内警界精英刘裕坤。结果一荐就中，蒋下手令任刘为警政司长。刘一反前任们的作风，在这个岗位一蹲就是十年，始终不肯挪窝，全国的警政工作也就始终控制在戴笠手中，李士珍无可奈何。
李士珍也不是孬种，他要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