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守在浙东曹娥江地区的阮清源纵队，戴笠严令他们必须于3日内徒步赶到上海，驻守浙东台州地区的郭履洲纵队，戴笠严令他们于5日内徒步赶到上海。
按照戴笠的说法，军统几年来策反伪军汉奸的活动，好比是将鱼养在池塘里，到了要吃的时候，再下网捕捞。
8月10日以后，戴笠认为下网的机会到了。他的第一口网依然是撒在上海，所捕的鱼当然是几年来精心放养的大汉奸周佛海。
8月13日，在淳安，戴笠以军事委员会名义签发了任命汉奸的第一批委任状，分别是：派周佛海为上海市行动总队总队长，派任援道为太湖剿匪总司令（14日又以军委会名义任命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戴笠将委任状签发后，星夜派人送往上海、苏州等地，另一方面却指令毛人凤，由毛人凤在重庆用军委会名义发电周佛海、任援道等汉奸将领，一方面在时间上可以提前到达，一方面是要让周佛海、任援道知道，对他们的任命重庆已予承认，好使这儿个大汉奸心里悬着的石头落地，死心塌地的为国民党、为军统的接收工作卖命。
戴笠在派令中交给周佛海的任务是维护上海秩序，听候中央接收。这在当时来说，戴笠主要是想利用周佛海手中掌握的税警总团和伪警察这一部分武装力量，既防止汉奸发生变故，又防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市区。但，戴对周佛海又是不放心的，为防止周佛海变故，戴笠又暗中给程克祥发去一个电报，指令他必须暗中控制周佛海。其实，戴笠知道周佛海军事实力有限，也只能起维持上海社会秩序的作用，至于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的任务，他是把“宝”押在任援道这一部分伪军力量上的。汪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苏南绥署主任任援道手下有7个师、3个旅、2个独立团和1个支队的伪军武装，是伪军中势力最大的实力派，其主力均分布在南京、上海、杭州附近及京、沪、杭铁路沿线，占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戴笠早就策划好对付新四军的一支重要武装。并派军统特务、任援道的弟弟任西萍常住任部进行联络协调。因此，8月10日以后，戴笠一方面发表任援道为太湖剿匪总司令，一方面密令他将伪军向南京、上海附近集中，随时准备阻止新四军进城。
蒋介石对戴笠的反共态度也十分赞许。
8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连下3道命令：第一道命令是要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共游击武装等“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队“擅自行动”；第二道命令则是要国民党中央军迅速向前推进，准备受降；第三道命令是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乘机赎罪，努力自新，以及不得向人民武装投降等等。这一天，戴笠接到程克祥从上海发来的复电，周佛海表示接受戴笠的派令，但考虑到“上海行动总队”的名义不好指挥部分伪军力量，建议扩大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戴笠经过考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利用周佛海稳定上海，不致落人新四军之手，无论是“行动总队”还是“行动总指挥部”，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于是，在13日复电周佛海，同意周的要求：“一、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已报请军委会备案。二、上海市水陆军警统属于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指挥。”可以说，戴笠对周佛海的态度和信任，在表面达到很高伪装。
“抓住周佛海”的策略确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自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出任伪府代理主席，周佛海则主持伪行政院、伪全国经济委员会事务，成为伪政府实际上的“主脑”。但是，周佛海对南京的职务并不十分看重，他按照戴笠的暗示，又从陈公博手中抢到伪上海市市长这个要职，并兼上海市警察局长和保安司令，又把自己的亲信罗君强从伪安徽省长任上调到上海市任秘书长兼财政局长，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这个安排就是为了能把上海市完整地交到蒋介石、戴笠手中。
蒋介石对戴笠的这些做法完全首肯，并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戴笠可放手大干起来。
周佛海接到戴笠在8月13口的复电后，于8月14日即正式宣布就任上海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这个职务虽比他担任的伪职要低得多，但周仍然兴奋异常。他知道这是国民党重庆政府给南京伪政府高级官员委任的第一个正统官职。他既为自己能在几年前就及时转舵感到庆幸。又为自己能重新得到蒋的信任而感激。就任伊始，周佛海当即以新职务委任罗君强、熊剑东、刘明夏为副总指挥，程克祥为秘书长兼军法处长，彭寿为副秘书长兼宣传处长，徐肇明为参谋长，杜伯威副之。接着在上海市张贴布告，在电台发表谈话，俨然是国民党的一个“有功之臣”。
周佛海心想戴笠交给他的任务只是维持上海秩序，等候中央接收。这“等候”中间，如果不出差错，尚有可为；一旦出了乱子，难免不被蒋、戴抓住把柄，借机除去。于是，他也耍了一个花枪，把所有重大权力和任务，全部交给军统特务去执行，总指挥一职，由秘书长程克祥代行；担任总指挥部与日军和宪兵之间的联络，请日军全力协助担任上海外围防守的任务，交给参谋长徐肇明去执行；维持市区治安的任务又请戴笠的密友唐生明帮助负责，唐生明又利用他与忠救军的合作关系，通知原先布置在上海市郊的几支忠救军的部队星夜驰赴上海待命。同时请戴笠补发命令。这样，周佛海三拳两脚，把维持上海秩序的责任又送回到戴笠身上。
周佛海这个大汉奸也深知自己的下场会是很惨的。此时是在利用他，可他知道利用顺心了，可能会改变一下命运。
在戴笠的遥控指挥下，忠义救国军阮清源、郭履洲的纵队按期到达上海，毛森率领的中美所前进指挥所的大批特务分别向福建建阳集中，准备乘美军运输机直飞上海。戴笠交给毛森的任务是火速赶往上海负责接收76号特工总部。从重庆经建阳兼程赶来的军统三位少将王一心、尚望、邓葆光也到达淳安。戴笠当即找他们谈话，向他们分别交代去上海的任务。戴笠在找邓葆光个别谈话时，交代他到上海后，首先找周佛海和周作民，对上海经济界接收，一定要抢在行政院之前做好，先送到校长手里，使校长看到我们团体的实力，不仅仅在特工方面。
邓葆光不解地问：“那还有什么？”
戴笠哈哈大笑说：“这还不明摆着，要做好这件工作，一定要抓住‘二周’。”
戴笠所说的“二周”之一的周作民，是与戴笠私交极好的金融界大亨、上海金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抗战前曾任蒋介石的高级经济幕僚，常就金融问题向蒋献策，算得上是位金融界“奇才”。
上海沦陷后，周作民逃到香港，利用与日蒋的特殊关系，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继续从事银行业。香港沦陷后，周被日军拘留，押回上海，不肯出山，暗中与戴笠、杜月笙保持密切联系，并与周佛海关系极好。
抓住“二周”将是接收上海工作的完满标志，并可为接收的安稳交差画上圆满的句号。
军统的一部地下电台，便暗藏在福开森路119号周公馆的3楼。有段时间，军统其地的潜伏电台相继被日伪特务破坏，戴笠只剩下这部电台与军统上海潜伏人员保持联系。戴笠与杜月笙合办的“通济公司”与驻上海代表徐采丞的联系也是通过这部电台进行的。周作民还先后支援忠救军80多两黄金及各种形式的贷款，成为军统在经济上的后台大老板之一。这也是戴笠看重周作民，指示邓葆光到上海找他的一个原因。
戴笠把任务交代完毕，即催促王、邓、尚抓紧拟制接管方案，并准备在8月29日随杜月笙一起到上海主持接收工作。
处心积虑地筹划、算计可以说到了进入沦陷区接收后，达到了全面开花的回报。
戴笠指挥军统特务抢先接收沦陷区各大中城市的活动迅速在全国铺开。设在淳安的前沿指挥所以及重庆局本部的工作人员彻夜不眠，所有的电台全部开通，以便与全国的600多个支台、分台保持24小时联系。通过这些电台发向各个沦陷区的形形色色的委任状、命令、手令如雪片般漫天飞舞，令人目不暇接，一批批的大小汉奸和伪军将领摇身一变，由此而成为国军的先遣军总司令、总指挥部总指挥、行动总队总队长；至于纵队司令、支队司令等等，更是有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
尤其是那些挂着国民党地工二人员招牌的军统特务，他们像一场夏雨后的蚯蚓一样，一夜之间，千千万万地从地下冒了出来。他们自命为“钦差大臣”、“特命全权大使”，迅速在沦陷区各个大中城市成立“最高”指挥部，发布公告，发表通令，包揽大权，颐指气使，威风不可一世。趁乱接收、“抢收”终成“劫搜”、滥收。
有些军统特务急功近利，不能按蒋介石、戴笠的部署很好地把握时机，由操之过急而引起与汉奸、伪军的对抗，竟至酿成动乱，影响了国民党“抢收”的进程。军统对国民党旧都、汪伪首都南京的接管活动，就发生了严重危机。
原因出在军统南京站长周镐身上。按戴笠的预定计划，周佛海在就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后，立即委任周镐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南京指挥部指挥，负责维持南京的临时治安，并交代徐肇明从伪税警总团的军械仓库里取出汉司登手枪200多支，交给杨佐华（周佛海的妻弟），编成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特务大队，派到南京由周镐指挥，以此加强周镐的力量。
以戴笠的本意，这些所谓的“指挥部”纯粹是“维持会”性质，维持到中央军进城就算“圆满”结束。对这一点，周佛海是吃准了的，所以他不敢多说一句话，也不敢多走一步路。但是周镐却没有理解戴笠的本意。也许他自认为是军统地下人员，与周佛海的汉奸出身不一样，“听候中央接收”，难道自己不是中央派来的吗？
再说，当初自己奉命深入虎穴，在日伪的“心脏”地带出生入死，战斗到抗战胜利，居然要让别人来接收，岂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也许他认为日军投降，中央军未到，伪政府又在8月16日宣布解散，出现了政治真空，自己何不趁乱“揭竿”而起，承揽日伪组织受降，建立一个天大的功绩，岂不是一个天大的功劳。可见，周镐当时心态是既复杂又幼稚的。
总之，不论周镐是怎样想的，他得了个“南京指挥部指挥”的头衔，就野心膨胀，不顾戴笠的指示，擅自大干起来。8月16日，周镐宣市成立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南京指挥部，接着在未经请示戴笠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连续采取了几项重大行动步骤：
一是决定接管汪伪《中央日报》和由周佛海控制的《中报》这两大报；二是封存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并控制了汪伪财政部、宪兵队、汪伪中央电台等重要机关，同时通知南京其他新闻机构，听命南京指挥部指挥，不许擅自妄动；三是封锁南京的交通路口和车站，并命令汪伪军、警、宪、政界的负责人到指挥部报到待命，同时由指挥部行动处执行对主要汉奸的逮捕任务，其中的伪官有中央常委、伪工商部长梅思平、伪考试院副院长缪斌、伪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伪陆军部长萧叔宣、伪南京市长周学昌、伪中央军校校长鲍文沛等，共47人，全部关在伪中储行大楼的地下室里；四是周镐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宣读由他起草的给冈村宁次的受降书等等。
试想，事关肃奸、受降、接收日伪产业等，是何等大事，就是戴笠也无权做出决定，而必须服从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至于冈村宁次的投降仪式，则必须由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代表才可以受降，如果由周镐组织受降，以后何应钦的受降典礼还怎么搞？
这岂不是打乱了蒋介石的通盘计划，损害了重庆政府的正统形象。一个军统地下人员，如此胆大妄为，这就触犯了戴笠的禁忌。偏偏周镐在逮捕汉奸过程中，因行动不慎，打死了拒捕的汪伪陆军部长萧叔宣。此举在汪伪高层汉奸中引起了极大恐慌，以至汪伪巨奸陈公博也坐不住了，不得不采取行动保护自己。
但是，周镐的行动是打着军委会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南京指挥部的旗号进行活动的，谁也弄不清周镐的背后有什么来头，日军没有干涉，汪伪军不敢镇压。周佛海、任援道知道周镐是直接受命于戴笠的军统特务，也没有阻止，因此周镐也就更加放手大干。然而陈公博认为周镐是周佛海的人，周佛海是8月16日由上海到南京参加解散伪府的最后一次“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的，而周镐的发难正是始于这一天，故陈公博认为是周佛海的指使，也就暗中策动伪中央军校学生和伪宪兵司令陈皋率兵与周镐的力量公开对抗，使南京的形势一触即发，十分紧张。陈皋甚至派宪兵包围了周佛海的住宅西流湾8号，扬言要干掉周佛海。
周佛海在这种情况下，情知不妙，当即急电向戴笠请示报告。戴笠闻报大惊，立即授意周佛海采取断然措施，便宜行事，并下令由南京先遣军司令任援道的部队负责维持南京的临时治安。周佛海受命后，考虑到周镐的南京指挥部已有相当力量，唯有假手日军，才可以采取行动。
于是，经过与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小笠原中佐密谋策划，由小笠原中佐于18日下午通知周镐到日军司令部商谈解决办法，当场将周镐扣留，然后由日军将被捕汉奸全部释放，宣布解散南京指挥部，周镐的接管行动宣告流产。
周镐被日军扣押后，任援道受戴命与日军交涉，将周镐转押到自己的先遣军司令部。后由戴笠派人转到上海关押审查。
周镐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所犯何罪。后来在戴笠死后，经好友活动始被释放，才有人告诉周镐，戴笠所以要囚禁他，一方面认为他在接管南京时如此大张旗鼓是受了共产党、新四军的指使，一方面怀疑周镐的妻子吴雪亚（南京大学法律系大学生）思想左倾，可能是共产党，并且他们在结婚时场面很大，违反了军统纪律等。
戴已认定周镐是个不安分的人。尤其是戴笠当时执行蒋介石的接收部署，首要目的是要利用日伪军和汉奸的力量，阻止新四军进城，等候中央军大部队到达后，才能相机组织对日军的受降，适时将伪军改编。
南京是国民党旧都，蒋、戴对此十分重视，认为绝不能落入新四军之手。因此，蒋一方面命令南京日伪军原地待命，一方面紧急空运曾在缅甸打败过日军精锐之师的新六军到南京接收。当时，对于蒋、戴来说，南京的形势确是十分危险，新四军的主力集结于苏南苏北一带，距南京仅100多公里的宣城已被新四军占领，距南京更近的芜湖被围，南京郊县六合告急，新四军华东纵队的游击队部队迫近市郊，出没于汤山、钟山一带，市中心新街口到处可见新四军的传单，守城的日军黄昏后即不敢出城，并不时遭到袭击，防御极感困难，更有原汪伪首都警卫第三师跨江后，南京更是一夕数惊，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