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八年抗战期间，由于蒋介石把与日伪联系的活动完全交给戴笠一人去处理，也只有戴笠完全清楚这其中的种种黑幕，如果让其他方面的人一起掌握肃奸大权，岂不是又要把这些黑幕活动扩散。
再说，以当时国民党的各个部门，均已腐败透顶。肃奸活动，最是个容易内外勾结，大发横财的工作，蒋认为论工作效率和内部风气来看，军统组织均比其他机构要略胜一筹，交给戴笠独力负责，既是对军统的看重，也可以明确责任，便于追究查实问题，堵塞漏洞。
另外，戴笠明确向蒋提出要独揽肃奸大权，并摆出诸多理由，蒋原是个多疑的人物，他似乎嗅出戴的理由中多少有点要挟的成份。一旦在肃奸问题上，军统不给予全力合作，将要酿出政治上的许多麻烦。蒋是善于审时度势、等待时机的，他感到戴笠在目前尚有利用价值，索性耍一个手腕，把肃奸大权完全交给军统去控制，一方面是对戴笠的敷衍，另一方面也是让他从过份膨胀的权力中走向反面。这是不是蒋的本意，应该说昭然若揭。
不过，蒋针对戴无限扩张的权力，也进一步加紧布置，进行监视和抑制，这确是实情。一个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成立了一个秘密五人小组，对戴笠进行监视，并研究钳制戴笠的新策略。
说起蒋介石对戴笠的戒备和控制，可以说是由来已久。
早在特务处成立初期，蒋通过郑介民和中统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监视和抑制；到抗战期间，蒋发现这个办法已不起多大作用，郑介民已被戴笠架空，中统也不是戴笠的对手，且有被打垮的危险。
于是，蒋在军统之上设立侍从室第六组，且让颇有心计和野心的唐纵出任组长，利用唐对军统内部情况极为熟悉，并在军统内部也有一定力量的有利条件，对戴进一步进行控制。
到抗战中期，又干脆加委唐纵为军统局帮办，直接对戴进行钳制。这是连一般军统特务都看出是蒋、戴斗法的公开手段。并且，唐纵也确是能体会和贯彻蒋的意图，积极从各方面对戴进行监视和制约。
抗战后期，蒋又通过特务工作的年度汇报和月度汇报两种制度，一方面加强唐纵的地位，一方面增强军统活动在特工系统内部的透明度，目的也还是使戴不能处处随心所欲。
这一阶段蒋、戴斗法的结果，戴笠确确实实感受到唐纵的份量，时有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之感。但是，戴笠毕竟经过了20年特工生涯的磨练，其心机狡诈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连蒋介石也估计不足的。
因此，在抗战后期，戴笠应变措施是把军统内部事务交给毛人凤去管理，让毛去对付唐纵，而自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军统外部，一是全力与美国特务合作，紧紧抓住中美所的活动，仅在2年时间里，戴笠的势力就渗人美国军界，并得到美国海军界的大力支持，其地位还引起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注意，其国际影响使蒋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二是全力加强与胡宗南、汤恩伯等实力派将领的联盟，与何应钦、宋子文、杜月笙等人的关系，也已到了相当深厚的地步。以一个黄埔六期生和军统局副局长的资历、地位，能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造成如此影响和势力，的确不是一个平庸之辈所能做到的。
三是戴笠通过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组织息营的一批高级政治犯研究如何将军统改造为政党的方案，并从各方面发动攻势，做染指海军的打算，使戴的发展天地又有了新的扩火。
四是大力开展策反活动，通过掌握周佛海和大批伪军将领，几乎把汪伪南京政府变成军统的附属机构而发号施令，这样一个巨大的权力和力量，是连蒋介石当时也无法从戴笠手中夺去的。偏偏以上这几个方面，是唐纵无法顾及和插足的领域。
经过蒋、戴长时间的斗法，戴笠的权力、势力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有新的发展和膨胀，这不得不使蒋用新的眼光和观念来审视戴笠。
长期以来，蒋介石手下的嫡系派别中，虽然山头林立，派系纷呈，但只有对戴笠，他不敢这样做，以当时戴笠的势力来说，早已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了，就是在蒋身边的侍卫和警卫人员中，到底有哪些是戴笠的心腹杀手，这是蒋永远无法弄清的，也是蒋始终不敢想象的。
蒋、戴的矛盾发展到这一步，结果不但使蒋真正看到戴的份量，而且蒋之对戴，也确乎有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之感，也迫使蒋不得不采取断然手段对付戴，这就是蒋要成立五人小组秘密监视戴笠的原因。
五人小组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组成，由蒋介石亲自进行领导。
这些人中，宣铁吾是戴笠的冤家对头，又是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唐纵是全国各特务系统的总协调人，也是安插在戴身边的钉子，由他们负责对戴笠进行监视，其作用自不必说。
就钱大钧来说，由于先后两次出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在军界、政界屡任要职，不但与蒋关系很深，而且同僚友好、门生故吏等遍布各界，便于了解掌握戴笠言行，吸收钱大钧进来，也实属必要。
至于吸收胡宗南为五人小组成员，这就是蒋的手腕高明之处。胡、戴之间不同寻常的结盟关系，蒋其实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但是，蒋对胡宗南其人也是看透了的。
首先，胡、戴之间的关系，尽管有感情的成份，更主要的还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胡宗南要利用戴笠，目的也还是要取得蒋的信任，以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一目的，也只有蒋才能给予。因此，以胡宗南的绝顶聪明，他是不会在蒋、戴的选择中舍本求末的。
其次，胡宗南从黄埔一期生发展到今天的一战区司令长官，势力遍布西北陕、甘、宁、青、新5省区，成为黄埔学生中的第一人和名副其实的“西北王”，溯源盖出于蒋的恩宠和培养。胡对于蒋的感激和报效之情，不但有虽肝脑涂地，亦不能报效万一的信念，而且也使胡认识到一旦离开了蒋，他的所有荣华富贵将成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因此，蒋、胡关系已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这是比胡、戴之间更为重要的一种关系。
第三，蒋明知胡宗南是戴的密友，却把胡吸收到五人小组中来，这在胡更加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也更加感激蒋的知遇之恩和绝对信任的宠爱，从而充分利用他与戴无话不可谈，无机密不可言的便利条件，随时向蒋密报戴的情况。
因此，在五人小组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胡宗南，这是蒋最为看重的，也是戴笠绝对没有料到的。这在蒋来说，虽然是一着险棋，但是却收到了奇效。五人小组成立以后，不但戴笠和军统的活动大都在蒋的掌握之中，而且采取的抑制和削弱戴笠力量的措施，在质量上也有了很大提高，由此，而有戴笠的几个月后所谓“化整为零”、“以退为进”等等惶惶之感及应变之策。蒋、戴斗法随着五人小组的成立，已经进入了最后较量阶段。上海争斗，战后肃奸
更使戴笠坐不住的是，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已经去上海赴任，并且，据说宣铁吾到上海后对新闻界的每一个谈话就是不搞劫收，整顿风气，大有来者不善的意思；接着新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也将率领大批随员启程赴上海指挥接收；另外，汤恩伯、何应钦以及各省市成立的党政接收委员会派出的接收大员，犹如飞蝗一般，向沦陷区的各大城市遮天蔽日地扑去，而上海犹如一块肥肉，成了各方面争夺的目标。
同时令戴笠忧虑的是，宣铁吾的上海警察局也与毛森的军统特务在接收过程中多次发生冲突，以至双方剑拔弩张，几至动武。
戴笠经过考虑，决定亲自到上海坐阵，指挥接收。经蒋同意，戴笠于1945年9月9日从重庆乘专机直飞上海。
这天上午，上海地区倾盆大雨，飞机降落上海机场后，恰逢新市长钱大钧赴任的专机先期到达，机场欢迎的人很多，又很乱，戴笠是不喜欢在这种场合出头露面的，便一边命令警卫人员在周围布置警戒线，一边在机内坐等，却不见上海方面的几个军统大特务到机场来接他。
戴笠是一代特工魔王，虽在工作上处处爱出风头，争强好胜，唯在行踪上却喜欢独来独往，轻装简从，飘忽诡秘，神出鬼没。他深知自己一生杀人无数，仇家遍于天下，只要自己稍一不慎，就将死无葬身之地。
因此，戴一向对自己的行动保密十分严格，除毛人凤及自己身边几个亲信特务外，即使是本局的处级大特务也是难以把握的。每到一地，也只是临时通知对方被点到名的几个大特务到机场迎接。
这次到上海，戴笠就只点名京沪区长程克祥和王一心、邓葆光到机场接他。谁知直到雨止，戴笠仍不见程、王、邓到来。戴笠是容不得下属的这种失职，也是受不得这份冷待的。久等不见来人，心头烦闷，就独自一人走出机舱，恰在机场门口碰到战前法租界捕房探长贾德田，就跳上贾的车子，直奔巨鹿路刘吉生的住宅而去。
上海企业银行总经理刘吉生是著名的刘鸿生企业集团创始人、号称“火柴大王”刘鸿生的弟弟。抗战爆发后，刘鸿生抢运出部分机器原料到后方兴办毛纺织厂、火柴厂等企业，并担任重庆政府招商局理事长和火柴烟草专卖局局长，成为宋子文、孔祥熙的红人。
不久，刘吉生带领全家迁往香港，由他的同班同学宋子良（宋子文弟弟）委任他担任军统控制的西南运输公司总经理。刘氏兄弟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当时都与戴笠交好。
戴笠刚到上海，为避开各方面的熟人朋友的应酬，既没有去受各方面注意、每日里“高朋满座”的唐生明公寓，也没有去程克祥为他布置的盛老四的花园洋房，却来到刘吉生家做客，并由刘吉生将其介绍到刘鸿生的二儿子、伪日用品联营公司负责人刘念义的花园公寓住下。
此处环境幽静，来往人员很少，房屋豪华宽敞，保卫工作好做，戴笠十分满意，这里成为戴笠到上海初期的落脚点。后来，戴笠更利用这里举办大型舞会，由刘念义邀请上海所有的社会名流及夫人、小姐慰劳中美所陆续到达上海的美军特务。
戴笠到达刘吉生家不久，王一心、邓葆光即匆匆赶到，向戴笠禀报未去机场迎接的缘由。
原来，程克祥本想利用一般官场讨好长官的手腕，以找车为由，将王、邓安置在京沪区机要室坐等，自己却开车单独到江湾机场迎接，本意是想独占头功，见面就给戴一个好感。谁知道戴笠的卫士都是一些无比机警骄横的家伙，他们都不认识程克祥，况又没有见到一向熟悉的王一心、邓葆光同来机场迎接，当即如狼似虎地把程赶开，连接近警戒线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能见到戴老板。
程克祥到此方知自己做下蠢事，等到他回头带上王、邓再到机场来找时，戴笠已经失踪。无奈几人只得分头去找。王、邓长期在戴身边工作，素知戴最恨办事不牢靠的家伙，往往一个特务只要有一件事落在戴的手里，这个特务一生的前途也就差不多到头了。
所以王、邓找到戴笠后，也就毫不客气地把事情原委和盘托出，以洗清干系。
果然，等程克祥得到消息赶到时，一进门即遭戴一顿痛骂：“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你还能干什么？”从此以后，戴即对程起了厌弃之心，让程坐起了冷板凳。
后来，说是要调程去东北，然程奉召到北平后，又长期搁置，不给工作。原因盖出于一句“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你还能干什么”的评语。
当晚，戴笠在刘吉生公寓设宴招待于9月4日先期到达上海的梅乐斯，自然是名流汇集，盛况空前。
戴笠到上海的目的，主要有3个方面：
（1）接收和改编周佛海税警总团等伪军武装和76号特务机构，扩充特工实力；
（2）清查和接收逆产，大发一笔横财；
（3）布置肃奸行动。
为了统筹安排各方面的工作，戴笠到上海后，首先宣布成立中美所及军统局驻上海联合办事处。戴笠原在淳安就与杜月笙谈好，由杜月笙将杜美路70号的1座豪华花园洋房让给戴笠做办事处办公地址。
9月10日下午，戴笠在杜美路70号的2楼会议室召集会议，这是自抗战西撒以后，戴笠在上海召开的第一个军统高级干部会议。当时所有军统在沪的高级干部均出席，共40余人。宣布正式成立中美所和军统局上海联合办事处，由戴自兼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
戴笠在上海办事处成立后，即分别听取各部门负责人的汇报，周密部署安排上海方面的接收工作。
关于接收和改编周佛海系统伪军的工作，由戴笠交给李崇诗、尚望和原汪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徐肇明负责。在接收改编伪军方面，戴笠最高兴的是蒋介石同意美国海军方面的要求，由军统局配合美军对日本在沪海军和汪伪上海海军基地进行接收。戴笠认为这是蒋介石同意由他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的暗号。
难怪戴笠到达上海后第一次见到唐生明时，兴奋得把唐生明抱起来，告诉他美国海军已决定支持他出任海军总司令，并请唐担任参谋长，还用得意的口吻说：“你一直不肯当我的部下，这么一来，你可不能不当我的部下了！”
戴笠知道唐生明是个花花公子，不善治军，却认为他交际广、朋友多，并且由唐占住这个位子，使蒋不能安排其他人进来，便于戴随心所欲，一手遮天。关于日本宪兵队特工装备、武器、房屋等设施及汪伪76号机构及一应财产，由戴笠指令毛森主持接收。因毛森在抗战期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曾为日宪兵工作过一段时间，故对日军和汪伪特工方面的情况很熟悉，接收过程很顺利。军统所谓协助政府进行清查和接收逆产的工作是由邓葆光为主负责的。当时，戴笠帮邓葆光争取到了3个重要职务，一是行政院敌产处理审议委员会的七人委员之一；二是行政院敌产管理局逆产组组长；三是上海市敌产清理委员会秘书长。这3个职务使邓葆光顿成当时最有权势的关键人物，对汉奸逆产更有予夺大权，一时成了各方巴结逢迎的“财神爷”，以致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军统巨头也都不惜降低身份，今天一个电话要房子，明天1个电话要轿车，至于军统局内内外外每日里登门有所企图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于途。邓葆光到上海后，帮军统接收了大批敌伪财产，仅接收的工厂达40多家，房产10000多幢。其中日本的“寿公司”是日本最大的木材公司，以后由戴笠交给建筑商陆根泉，作为由陆承包在南京兴建局本部办公大楼的交换条件，大楼可容纳数千人办公，既雄伟又豪华。但据内情人说，1个寿公司可造数十座军统局本部大楼，足见其油水之丰。
在中美所与军统局的上海联合办事处——杜美路70号的花园洋房里，到处是火树银花、灯光璀璨，一片节日的浓烈气氛。
1945年9月18日，上海市政府与淞沪警备司令部正式成立。戴笠认为上海地区的汉奸已经失去利用价值，肃奸的时机已经成熟。
1945年9月20日晚，正值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