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实际
举办讲座
针对思想
分清是非
话说这研究部的工作方案经过批准后，家兴就开始着重抓三件事：举办讲座、编写职工政治读本、办好报纸。并针对办理这三件事，在人员上作了比较明确的分工：举办讲座由研究部办公室组织实施；编写职工政治读本由家兴牵头，吴春生、马金坤，丁正等几位政校校长执笔编写；办好报纸由家兴和周权衡负责。人员分工后，各项工作就分别展开了。
这一年，上海的经济改革正在逐步深入，像上海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研究联合会，上海市形势政策教育研究会等单位，都在如火如荼地举办各种大型、公开、收费的政治形势讲座。这些讲座大都是探索、研究改革开放形势下，出现的一些理论难点和思想认识问题。这些讲座都是邀请市政府、大学、研究部门的一些领导，教授，资深专家、学者进行的专题讲授。家兴每个星期一至二次，去聆听这样的讲座。通过听这些讲座，他对如何搞好政校的工作信心更足了。
为了帮助企业的领导，包括宣传干部、政校的校长、政治教师提高理论水平、教学能力，现在研究部也准备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举办大型系列讲座。家兴围绕政校的基本国情、基本路线，统称为“双基”的教育内容，组织了系列讲座。
讲座计划共分我国的基本国情、党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实现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GDP）翻一番的经济目标等共八讲。工业口子有一千一百所大小政校，每个政校参加听讲一个人，就是一千多人，这讲座就必须是在可以容纳千人以上的大礼堂里举行。
计划确定好后，家兴要办公室的宋会计算了一笔经济帐：“老宋会计，你给算笔帐，办这次讲座要化多少钱？我们研究部的帐上现在还有多少钱？我们研究部日常经费又是怎样收支的？”
老宋就算了一下帐：光是这举办讲座的发通知、请老师、租礼堂等，每次就要化千把元，八次就要八千元，不要说还要印报纸、出书了。研究部是会员制，原来有三百多家政校参加，每家每年交会费八十元，全年二万多元。从去年起，会员单位只剩下一百二十来家。可研究部的正常支出：水电费，订阅的日常报刊费，发通知的邮费，研究部办的一张‘信息交流’的稿费、印刷费，还有这里工作人员的生活补贴、午餐费等等，一个月就要将近两千元。研究部办了三年多，帐上原来的一些节余，今年都已用得差不多了。现在帐上只剩下五千来元，不要说办讲座，就连正常的支出，也维持不到年底。
宋会计把这帐一算，家兴听了心里已经凉了大半截。当天下午家兴找到林处长，可这位林处长却说，处里是一分钱也没有，他还想问研究部要一些经费呢。最后说来说去，林处长说：“李局，这样吧，我叫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先借五千元给你应应急。至于办讲座，编读本，出报纸当然都要钱，没有钱是什么也做不成的。可这钱从哪里去弄，办法你自己去想，我只给你一句话，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家兴一听老林的这句话就乐了，说：“有你林处的这句话就足够了，我怎么弄钱你就别过问了。但我向你保证一点，这研究部里的钱，除我该拿的其余的一分钱，都不会落进我李家兴的口袋！”
“这我绝对相信，好了，你大胆地去办吧！”
家兴办好研究部的决心既定，是决不会回头的。他除了和研究部的几个人出点子、想办法，还向一些政校的校长讨教。
他回家后也说了这些情况，锦绣和女儿海燕也帮着出谋划策。
再说李海燕1993年底去日本读书、打工，一转眼就是三年，现在已经回国，还是在做着服装生意。海燕在区属服装公司当过团委书记，对怎么解决活动经费是办法多多。她给父亲讲了自己的想法：“爸爸，总的一句话叫‘羊毛出在羊身上，’也就是你们林处长讲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你们这个研究部目前要做的三件事，应该讲是新增加的内容，完全有理由可以另外收费。当然事情要做得好，对基层有帮助、有吸引力，合理收费基层大都肯掏钱的。只要收费有正规的收据，反正企业都可以报销。”
家兴听了各方面的意见，自己就先搞了套方案，接着马上召开研究部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这个常务委员会的三十几个成员，是由各局分管政校的负责人组成的。在会上家兴把方案一说，大家说早该这样做了，都举双手赞成。这方案就非常顺利地通过了。
“既然大家都同意这个方案，那这事就有劳大家密切配合。我们研究部把这次系列讲座的1100张听讲证，按各局政校的数目分摊到各局，并请各局负责统一发动、收费、发听讲证。收费的正规收据由我们研究部给你们，请你们代开一下。这件事请大家务必在一个星期内完成，看看有没有困难。”家兴说完，大家表示一定按时完成任务。
接着，家兴开始全力以赴地操办系列讲座。在操办讲座的同时，家兴还按照分工，组织力量，抓紧时间编写《职工政治读本》，并把研究部每月一期的“政校信息交流”，报请上级同意，改名为《政校交流报》，内部刊物，每月一期，版面由两版扩为四版。
这系列讲座是八讲，每张听讲证收费12元。《职工政治读本》也是收费的，每本成本0。12元，售价是0。15元，第一次印刷十万本。报纸也由原来赠送给各会员单位，改为所有政校都要订阅，每份订价全年8元，一发动就订了1200份。这样，研究部想办的三件大事的经费就完全解决了。据初步估算了一下，还可以有些节余。
改革开放的系列讲座，在汉口路上海市政府大礼堂里如期开讲。这系列讲座每星期一讲，每讲半天，前后进行两个月，这讲座是场场爆满。
系列讲座“八讲”讲完后，研究部就召开了来听讲座的部分厂长、书记、政校校长和政治老师参加的座谈会，听取反馈意见。
大家都说，这个讲座很有听头，对进一步搞好职工政治轮训很有帮助，认为这系列讲座是成功的。特别是讲课的专家、教授和政府委办局的领导，既讲理论，又联系工业口子的干部、职工的工作实际和思想上的一些热点、难点，有的放矢地阐述问题，听后收获不小。
如有位市里的委办领导来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时，就这样说：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肯定优于资本主义，但是为什么解放这么多年，我们的发展速度跟不上资本主义？毛病出在哪里？我们过去总认为，搞社会主义只能是搞计划经济，如果搞市场经济那就是资本主义。其实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所以计划经济不只是社会主义独有的专利。社会主义可以是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国家、宏观、社会、企业，搞经济活动应该有计划，而且国家、政府应该严格执行计划，并且要严格进行管理、监督；但是在实际经济活动过程中，资金、资源配置、产品生产、流通，绝大部分是应该通过市场运作并实现。而我们过去把社会主义同计划经济划上了等号，资本主义同市场经济划了等号。这样一来，自己把手脚给捆了起来，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缺乏了市场调节这个因素、手段、杠杆，经济活动就缺乏活力。造成资源配置不够合理，浪费比较大，企业的产品生产和市场需求明显脱节，和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需求不相适应。企业产品缺乏竞争机制，缺乏动力，造成产品几十年一贯制。
还有一位担任讲课的专家，在讲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时就说：社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人民应该有更加丰富的物质生活，应该民富国强。但是解放后情况并非如此。究其原因除原来有的经济体制上一些问题，还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中国有句口头语叫‘谈虎色变’，而我们是谈‘富’色变，心里想富，但又怕富。
我们过去叫“穷革命”、“穷则思变”、“穷光荣”。解放前这样说无可非议。可解放后我们还是认为“穷光荣”把这‘富’字和资本主义挂上了钩，过年时连挂在人们嘴上的‘恭喜发财’，无形之中也逐渐消失了。发财致富，似有罪过。这且不说，还有一个因素是我们在分配体制上实行平均主义，这可能是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分配体制的连续。平均主义并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平均主义，也就是我们城市里人所说的“36元万岁”，在农村里实行的劳动单价、工分制。这些做法其结果是压抑了城乡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性。
改革开放后，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勇气和胆略，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高一浪地走向富裕。”从此打破了怕说“富”字的思想禁区，思想进一步解放，“劳动致富”、“勤劳致富”和“要致富、先修路”、“劳动致富光荣！”等等的口号，在祖国大地四处传布。于是在分配体制上打破了平均主义，极大地调动起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这位专家同时还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原则就应该是国富民强，人民共同富裕。
他还强调人们想要富裕，但必须遵纪守法，讲究诚心。君子爱财，应该取之有道。党和政府是一贯反腐倡廉的，但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这方面的工作还必须不断地加强力度，防微杜渐。
家兴接手研究部的工作后，确实搞得有声有色，多次得到上级领导的嘉奖、记功和基层干部的赞赏。
就这样，一转眼到了1990年，到他该退休的年龄了，退下来后什么也不干是不可能的。研究部要继续留他，可丽绢、爱国也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他赶紧上马。
那么李家兴到底何去何从呢？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