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榆工委所属东区工委党员陈毅生利用各种关系，搜集到国民党在平凉、临夏等地驻军、调动等情报。皋榆工委地下党员陆俊林等人还绘制了兰州市内国民党机关、据点、交通草图。工委所属地下党员汪治华以国民党兰州自卫队大队副兼中队长的身份，经常参加国民党的一些军事会议，主动和国民党城防部队官佐以及特务军官接触，搜集了国民党城防设施及驻军情报，由地下党组织派在自卫队当文书的王应蛟迅速转交工委书记罗扬实手中进行分析汇总。
兰州南山地区是国民党城防工事和兵力部署的重点地区，东起马家山、西至狗娃山、沈家岭，是国民党军队据守兰州的屏障，其驻扎兵力、火器配置、官佐构成等情况则成为天字号机密。根据工委书记罗扬实的指示，共产党员王受天利用自己长年居住南山山麓，对该地区较为熟悉的便利条件，多次化装改扮，以放羊、种地、抓药、走亲戚为名，到狗娃山、沈家岭一带侦察国民党军队修筑的防御工事和兵力状况。
西北民盟中的党员利用其多在社会中上层活动的有利条件，搜集了不少有关兰州地区的社会政治情报，如特务机构、机关档案、各党派及团体的社会构成等，成为地下党组织全面掌握兰州地区社会状况不可多得的情报资料。
皋榆工委还组织人力，成立社会调查组，系统地调查了解兰州地区的社会状况，包括地理、人口、文化教育、工厂企业、金融、邮电、存粮和水源等情况。银行系统的党员秘密发动一些进步群众，系统地调查了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在甘肃的资本财产和业务情况，同时利用业务关系获取了兰州主要的官僚资本企业如甘肃贸易公司、西北面粉厂、西北毛纺厂、兰州机器厂及主要私营钱庄的准确资料。
各大中学校的地下党员分头整理了各校资产、人员师资、负责人的政治立场及背景等详细资料。在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担任公职的地下党员还向地下党组织提供了全省储粮情况。这些情报资料汇总到皋榆工委书记罗扬实的手中后，经过分析研究和筛选归类，再通过适当的渠道送到上级党组织和解放大军手中，一时不能送走或需要工委保存的情报资料，则由罗扬实用油布包好后装入缸中埋在其住处的羊圈地下，直到兰州解放后才挖出使用，为兰州战役的胜利实施和兰州的接管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皋榆工委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兰州地区展开的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有针对性的统战工作和全面、细致、准确的社会调查工作，使国统区地方党组织的战斗作用在兰州解放前夕得以充分发挥，保证了兰州战役的顺利实施特别是兰州解放后接管工作的顺利开展。
1广泛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使兰州地区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掌握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斗志，增强了他们同情、支持人民革命战争的信心，壮大了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有效力量，使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是马步芳封建军事集团的统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抵制、反抗中逐步走向垮台。
2有针对性的统战工作，使国统区人民革命的统一战线得以不断扩大，一大批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倾向革命阵营的民主进步人士与地下党组织密切联系，以各种形式同情、支持党领导下兰州人民的解放事业，使那些不愿为国民党反动势力卖命的军界将领看清了人民革命战争的发展趋势，坚决地站在人民革命的阵营之中，避免了不该发生的流血冲突，加快了兰州人民的解放进程。
3全面、准确的社会调查工作，使地下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攻兰部队及时掌握了兰州地区敌、我、友各方面的基本情况，为兰州战役的顺利实施和兰州解放后人民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迎接解放的革命斗争
一、城市工作方针的确定和落实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和西北战场的节节胜利，饱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甘肃人民受到极大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共甘肃党组织的领导下，从多方面积极开展迎接解放的革命斗争。
为贯彻西北局有关甘肃工作的指示精神，中共甘肃工委先后于1948年11月、12月在边区工委驻地两次召开扩大会议，深入研究部署当前及以后一段时间的工作。会议认真检讨了过去在城市工作方面的模糊认识，分析了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及在兰州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明确了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
会议通过对解放战争形势的分析，预测兰州将在1949年夏季获得解放，要求皋榆工委从配合解放和接管着眼，把工作重点从农村逐步转向城市，大力加强统战工作、民族工作、群众工作和情报工作。会议分析了党在兰州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指出这里是甘肃省的省会，又是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党组织在这里有良好的基础，原有的很多关系可以继续利用。
会议要求皋榆工委“起码要在(1949年)上半年内做好接收的准备工作……，一个月一个月地做计划，着手从一个工厂、一个学校进行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了在城市工作中应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即：
“①调查研究；
②学习政策和宣传政策；
③广泛地建立统战关系；
④建立党与群众的组织，群众组织可建立公开的和秘密的；
⑤学习如何管理城市工作”。
中共甘肃工委的这两次会议，标志着兰州党组织工作重点开始转移——由农村包围城市，以农村工作为主到以城市工作为主，从而为兰州党组织迎接解放、接管旧政权和建立新政权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中国人民取得全国性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极其重要的报告，及时地提出了党所面临的各项重大任务以及完成这些任务的方针和政策。
关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会议认为，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国民党、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作斗争。全会要求全党同志必须高度认识这一转变的重要性，必须自觉地适应这一转变，反对一切与这个转变相抵触的思想。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共甘肃工委立即派柴学侃到兰州向中共皋榆工委传达了会议精神，明确提出了“思想进城、政策进城、工作进城”的要求。皋榆工委积极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甘肃工委扩大会议精神，把工作重点转向城市，把主要精力放在配合大军解放和接管方面。
思想进城是政策进城、工作进城的前提和基础。兰州长期以来是国民党反动派苦心经营、作为控制甘、宁、青、新四省的咽喉和反共基地。从1948年起，国民党甘肃当局就加紧动员扩充兵力，增编正规军，增强其军事防御力量，同时征调20000民夫沿兰州南山一带修建永久性、半永久性防守工事。
为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国民党甘肃当局颁布“紧急治罪法”，成立“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召开“党政军应变座谈会”，强化特务机构并大肆进行反动宣传，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为了安定民心，挫败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中共皋榆工委各级党组织通过亲友、同学、同乡等关系，采取各种形式，向群众广泛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统战政策，宣传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的大好消息，用种种事实戳穿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解放军的诬蔑，引导人民群众分清是非，使国民党蛊惑人心的反动宣传破产。
为了深入、广泛地宣传党的政策，皋榆工委秘密油印或手抄了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七大《党章》。
针对兰州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特点，工委还组织刻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在群众中广泛传播，虽称不上家喻户晓，但最大限度地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党的政策有了更多了解。
在全面宣传贯彻党的城市政策的基础上，工委特别对新解放区八项基本政策(即《约法八章》)进行了重点宣传，向广大人民群众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没收官僚资本；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
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的国民党各级政权组织的一切人员，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政府投诚报到、交出武器；有准备、有步骤地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度，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通过对上述八项政策的宣传，不仅安定了民心，戳穿了国民党反动宣传的阴谋，而且解除了国民党下层官兵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疑虑。
为了进一步加强宣传攻势，兰州地下党组织还发动进步群众建立了“文艺耕耘社”(简称“文耕社”)、“星苗社”、“春雷社”等进步团体，帮助各群众进步团体特别是市立中学、兰大、师院等学校学生团体创办了刊物，主要有《文耕园地》、《星苗》、《春雷》、《新地》等，在各阶层群众中广泛传播进步思想，抨击时政，揭露黑暗，歌颂光明和进步。同时，地下党员还以散发传单、写信等方式劝告或警告国民党党、政、军官员，要他们认清形势，抛弃幻想，改恶从善，立功赎罪，自觉地站在人民一边，与反动势力彻底决裂。
在思想进城、政策进城，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及马家军阀的反动面目有了清醒认识，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更加拥护，党的政策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皋榆工委不失时机地做到工作进城，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马家军阀展开了一系列斗争，开展了反对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发行“300万元建设公债”的“三·二九”运动，兰州各中、小学教员的“罢教索薪运动”，“水烟工人罢工”等。为迎接解放，皋榆工委还组织广大地下党员通过统战关系，搜集军事情报，瓦解敌军，策动起义，开展护厂、护校斗争，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使上级党组织关于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使党在兰州地区的工作不断向前推进。
二、皋榆工委强有力的组织领导
中共皋榆工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甘肃工作的总方针是放手发展隐蔽力量”的指示，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指出，所谓发展隐蔽力量，就是说哪里有空子，有可能，就在哪里建立工作。上层也好、下层也好，且均采取就地组织，就地行动的办法。
1949年1月至8月26日兰州解放，根据甘肃工委重视和强化城市工作、壮大组织、努力发展隐蔽力量的指示，皋榆工委所属组织处于大发展时期。1～4月，兰州党员人数比1948年增加了8倍，皋榆工委在临洮、洮沙地区的党组织发展更加迅速。此外，皋榆工委遵照西北局和甘肃工委关于“开辟河西工作”的指示，于1949年春派遣一部分学生党员去酒泉、张掖、民勤、永昌、武威等地开辟工作。至1949年8月兰州解放，皋榆工委党员总数达到2100余名，其中兰州约300人，河西100余人，金崖工委近200人，洮工委1300人，靖远200余人，从而使民主革命时期兰州党的组织得到空前发展。为了保证党组织战斗力的发挥，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和扼杀，皋榆工委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措施，使工委所属党组织和每一个共产党员像钢刀一样插进敌人的心脏，像火种一样在群众中闪闪发光，为兰州解放、接管奠定了组织基础。
1加强党员教育，提高党的战斗力
皋榆工委所属党员绝大多数是1949年发展的新党员，农民、知识分子占多数。新党员对党的知识、秘密工作方法普遍了解和掌握得不够。为了提高党的战斗力，适应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皋榆工委把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加强党员教育、提高党的战斗力作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重要任务来抓。
为了增强广大党员对党的基本知识、目前形势和任务的了解，皋榆工委秘密油印了党的七大《党章》、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的《论党》、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文件，作为党员教育的基本教材，秘密传阅和学习，使大家对党的性质、任务、目前形势有了系统认识，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基本解决了党员不仅在组织上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的问题。
皋榆工委还要求每位党员认真看报纸，研究时事，尽可能全面地了解解放战争发展的进程，掌握敌人方面的动向和企图，做到知彼知己，避免工作的盲目性。在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的基础上，工委还对党员进行了组织纪律和革命气节教育，使每一位共产党员不管面临多大的工作困难，不管面临多么严酷的环境和考验，都能够面对现实，克服困难，在敌人的威胁和屠杀面前坚贞不屈，决不叛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党的组织不会从内部出现分化和瓦解，使每一个基层组织直至每一位党员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战斗队和坚强战士。
2严密的组织领导和机智灵活的斗争策略
在解放战争进入全国性的战略决战阶段以后，处于国民党统治下的甘肃地区，马步芳封建军事集团和国民党党政机关虽惊恐万状，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但仍不甘心最终失败，因而，在四面楚歌中抓紧调兵遣将，抓丁拉夫，实行白色恐怖，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好不容易才登上西北军政长官宝座的马步芳狂叫“破产保产，拼命保命，挽救危机，确保西北”，颁布了《严禁共匪活动》、《户口连保法》、《紧急治罪办法》等一系列反革命、反人民的反动法令，极力强化法西斯专政，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使黎明前的兰州陷入极度黑暗和恐怖之中。
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和马家军阀的法西斯专政，中共甘肃工委于1949年5月22日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兰州工作，明确指示皋榆工委把接管城市做为当前的中心工作，做好迎接兰州解放的一切准备工作，同时研究部署了反击敌人进行大规模逮捕、屠杀和破坏的措施，要求各级地下党组织提高警惕，加强隐蔽工作，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避免无谓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