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叶圣陶散文
1816400000021

第21章 邻居

那一天傍晚,我和弟弟在门前玩儿。他向前走,两只手伸到后面来牵住我的两只手,算是拉黄包车。我一摇一摆跟着他。他嘴里叫唤:“黄包车来了,黄包车来了。”

忽然一辆脚踏车从里门口闪进来。我并不特意去看,可是知道骑在车上的准是住在我们西首的那个日本孩子。不过一眨眼的工夫,脚踏车已经到了我们身边。为要让开我们这一辆“黄包车”,那日本孩子把车柄向左旋转。不知道怎么样,他旋转得不得法,车身却向右翻转来。他赶忙跳下车来,这就撞到了我们的“小黄包车夫”。

“哇……”弟弟哭了。他的胸脯贴在地上,两只手支撑着,两只脚一上一下地乱动。

我有点儿动怒。用两只手托着弟弟的胳臂,把他扶起来。啊,刺眼的鲜红!他的张开的嘴唇涂着一腔血。

“对不起,对不起,”日本孩子用中国话表示歉意,同时把脚踏车靠在他自己门前的墙上。回转身来,看着鲜红的血,他也慌了,满脸胀红,直到颈根。他想了一想,说:“我去拿冷开水,冷开水。”就达达达跑进他家里去。

一会儿冷开水拿来了,还有消毒棉花。他蹲下身子,用棉花蘸了冷开水,在弟弟的嘴唇内外轻轻地擦。弟弟还是“哇……”地哭,豆粒大的泪珠一颗颗滚下来。这时候我好像医生的一个助手,把弟弟的后脑勺托住,使他的面部仰起一点儿,同时安慰他:“不要哭了,一点点痛算得什么呢?”

“还好,还好,”日本孩子把弟弟嘴唇上的血擦去之后。放心地说。的确还好,只上唇和下唇的粘膜各有三四分宽的一处破碎,鲜红的血还在渗出来。

妈妈听见声音跑出来了。她问明了原因,又知道弟弟并没受到旁的损伤,就拍着弟弟的身躯说:“你再张大了嘴哭,血要出不止哩。不要哭吧,我们进去看图画书去。图画书上有高背心的骆驼,长脖子的鹿,很好玩的。”

弟弟听见图画书,渐渐停止了哭,一只手擦着眼睛,一只手牵着妈妈往家里走。

日本孩子挺直了身子,又诚恳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这时候我的怒气已经消散了。我回答他说:“你不必放在心上。你也并不是有意的。”

“当然并不是有意,不过你弟弟吃这个小苦头,总是我累他的。”他说着不纯熟的中国话,态度像一个在先生面前悔过的学生。

第二天傍晚,他到我们家里来看我弟弟。带来四个嫩绿色的饼,算是送给我们的礼物。

弟弟的嘴唇已经结好了,留着两个殷红的瘢,他看嫩绿色的饼很可爱,就取一个在手里。

日本孩子说:“这是日本的东西,皮子和馅儿都是豆做的。味道还清美。你们尝尝看。”

我请他自己也吃一个。味道的确不错,比起我们的月饼来,没有那么甜,也没有那么腻,真够得上“清美”两个字。

从此之后,我和他遇见了常常随便谈话。我才知道他是生在上海的,在一家日本书店里当学徒。他父亲在一家日本的什么铺子里做伙计,到上海来将近二十年了。

他告诉我日本的种种风俗:门首放着斜劈的青竹竿是什么意思,屋顶上矗起鱼形的布袋子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住在日本的他们的亲友的苦况:做伙计的找不到职业,种田的吃不到自己种出来的东西。

我也把我家的情形告诉他。因而说起“一二八”那一回打仗把我家什么都毁了,光剩几个人没死。像小鸟做窝一样,今天衔一根柴,明天衔一棵草,我们把家从新建立起来。可是到现在还没有真像一个家,有了箱子没有橱,有了棉的没有夹的。

“我们也一样!”他激动地说。“那时候我家住在宝山路旁边,炮弹把我家什么都毁了。比起你们来,我们这场灾祸尤其没有名目。你们算是为国牺牲,我们算什么呢!”

“你们当然也是为国牺牲口罗。”我顺口这样说。

“这是你挖苦我了。他们胡闹,他们喜欢强盗行为,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们牺牲呢!”他的声音有点儿发抖,他的眼睛里含着愤怒。

我抱歉地说:“请你原谅吧,我不应该这样说的。总之,你们的牺牲和我们的牺牲,都得上在那批喜欢干强盗行为的人的账上。”

“这样说才对了,”他点点头。接着他又恨恨地说:“日本人中间有那批人,是日本人的羞耻!我是一个日本人,在这一点上,我真实地觉得对不起你。”他说着,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心里着实有点儿感动,可是我回答他说:“你觉得对不起我也没有什么用处。我们总得锻炼自己的力量,用力量对付那批人,使你再不用觉得对不起我。”

他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些,过了一会儿才说:“我们也得锻炼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力量!”

我们东首那家人家搬走了。过了三天,就有新搬来的。搬来的东西有矮矮的紫檀几,铺地用的厚席,一望而知是日本人家。随即看见我们的新邻居只有夫妻两个,没有小孩。男的浓眉毛,高颧骨,连鬓短髭须。女的很瘦弱,涂了满脸的粉,一副可怜样子。

后来就难得看见那男的。只是女的出去买东西,提了水桶冲洗门前的一段水门汀地。据西邻的日本孩子告诉我,他打听明白了,那男的是什么会社里的高级职员。

一天夜间,我睡熟了,突然被一种声音惊醒。“砰!砰!砰!”好像木匠在拆板壁,抡起斧头死命地敲。我张开眼睛看,妈妈起来了,衣服没有扣整齐,手里抱着缩做一团的弟弟。爸爸的声音在亭子间里,带着怒气问:“你做什么?你做什么?”

回答是“砰!砰!砰!”还有叽哩咕噜的许多话,听不清什么,可是辨得出那是骂人的调子。

我赶忙穿衣服,下了床,向亭子间跑去。虽然妈妈阻止我说:“不知道是什么蛮横的人,你不用去看。”可是我并没有听从她。

我从亭子间的窗口望下去,看见一个人像理发匠捶背似地在敲我家的后门,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路灯的光照着他的脸,浓眉毛,高颧骨,正是我们东首的新邻居。他的脚步有点儿站不稳,敲了一阵,身躯摇了几摇,就向前直撞,不得不伸起两条胳臂来支撑住。

“半夜三更,你来敲人家的门,做什么?”爸爸提高了嗓子问,完全改变了平时的声调。

又是一阵“砰!砰!砰!”大概他的手觉得痛了,换了脚踢。门框震动,波及亭子问的墙,好像就要坍下去似的。他的嘴里沸水壶一般翻滚着日本话,我们听不懂。

这时候里里的人听见声音出来了,男男女女聚了二十几个,中间有几个日本人,西邻那孩子的父亲也在里头。他走过来同浓眉毛搭话。浓眉毛这才摊手摊脚地回答他,一会儿指指我们,一会儿向空中举起他的拳头。

西邻那孩子的父亲听明白之后,他用中国话告诉我们,说那人来敲门,为的是我们家里有一个孩子骂了他家“东洋乌龟”,特地来找大人论理的。

这个话真把我气得要死。孩子,我们家里只有两个。弟弟年纪小,独个儿不会出门。那末骂他家的就是我了。我为什么要骂他家呢?讨一点儿嘴上便宜,学那种孱头的行径,我是向来不干的。我就对爸爸说,我决不说谎,我没有骂过他家。

爸爸托西邻那孩子的父亲告诉那人,凭正直的中国人的名义答复他,我们没有骂过他家。

那人显出不相信的态度,脸红红地说了许多话,接着又回身敲我家的后门。几个日本人商量了一会儿,走近来把他扶住,大概向他说些劝慰的话,同时推推挽挽地送他进他家的后门。

人散了。各家的门咿呀地关上。只听隔墙的楼梯蹬得腾腾地响,打着骂人调子的日本话滔滔不绝。

我们受了这一场诬赖,心里都感觉不痛快,重行睡到床上,一时睡不熟。忽听“拍!拍!”两下,是手掌打着皮肉的声音,随即有呜呜咽咽的女子的哭声。“拍!拍!”又是更重的两下,哭声突然尖锐起来,拖下去转作震荡的调子,可以想见那个满脸白粉的女人正在打滚呢。

我听,听,听,哭声渐渐模糊了。

第二天早上,我到学校去,西邻那孩子正骑着脚踏车出门,看见了我就下车来和我一同走。他告诉我,父亲方才对他讲昨夜的事,原来那人喝醉了酒,先前不知道受的什么气,酒下肚就找人家生事。他又说里里的几个日本人都派那人不是,没凭没据,怎么能随便诬赖人家,半夜里乱敲人家的门。

我听说那人喝醉了酒,心里倒宽了不少,胡作胡为都不由他的意思,我们又何必怪他。我接着说:“他醉得很可以了,昨夜回到家里,还打他的妻子呢。”

“他气到那样地步,想来真有人骂了他了。你是不干这种没意思的事的,我相信你。可是有些人却在那里干。我在路上经过,耳朵边也常常听到‘日本小鬼’的骂声。”

“这不能怪他们,中国人和日本人感情太坏了。”

“我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每听到一回骂声,我不恨那骂我的人,却另外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谈到这里,我们已经走到里口。他就跨上脚踏车到他的店,我到我的学校。

这一天下午,我从学校回家,看见有一个巡官三个警察坐在客堂里。那麻脸的巡官看见了我,把头歪一歪,问道:“骂人的就是你吗?”

“骂什么人?”我不明白。

巡官努着嘴向东墙示意,说:“隔壁的日本人。”

妈妈替我回答说:“我们没有骂过他家,刚才已经对你说过了。”

“不行啊。你们没有骂过他家,他到领事馆去可说你们骂过他家,领事馆就向我们说话来了。”

我听说,把宽恕那人的心情完全打消了,他硬要咬定我们,真是无赖的行径。我恨恨地说:“他自己喝醉了酒,诬赖人家,半夜三更乱敲人家的门,他应该受扰乱公安的处分!”

“他应该受处分?他要求我们处分你们呢!告诉你,小弟弟,现在是什么日子,你要搞清楚。对日本人应该客客气气,上头有命令,我们要同他们和睦。总不要嘴里不干不净,也不要暗里扔一块小砖头,射一片细竹片。闹出事情来就是交涉,交涉!你这小身体担当得起吗?”

巡官的态度倒并不凶,他像学校里的先生,我是在他面前受训诫的学生。可是那训诫我实在受不了,仿佛有许多尖刺,从后脑勺沿着背脊一直刺下去似的。我避开了那个麻脸,我自顾自解开我的书包。

这当儿,爸爸回来了。巡官把那一套话重说了一遍,又说现在没有别的,无非警告我们的意思,以后可千万要当心。

爸爸的脸色很不好看,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以前我们没有骂过他家,以后也决不会无事无端骂他家,请你放心好了!”

于是他们四个去了。可是我们吃过晚饭以后,又有两个警察被派了来。先在我家客堂里坐坐,据说要在这里看守个通夜,一个前门,一个后门。爸爸说:“我们这里并没有事,做什么要看守呢?”

“只怕你们闯事呀,”一个太监脸的警察说。

“我们没有闯过事,做什么要防我们闯事呢?”爸爸的声音又像昨夜对那敲门人说话时候一样了。

另一个警察按一按他那红鼻子,向东墙努着嘴说:“你要知道,他们不好缠呢。你们没有闯过事,我们也清楚。有我们在这里看守,你们也省得受冤枉。我们原是来保护你们的。”

“这样说起来,我应该感谢你们呢。——对不起,我家要关门了,请你们到外边去吧。”爸爸带着冷笑送客。

太监脸的警察从前门出去。红鼻子的警察从后门出去。他们都显出一副不高兴的脸色。是爸爸的话使他们难受呢,还是不情愿担任一夜的露天看守,我可不知道了。

我们睡到床上,只听皮鞋底的铁钉一步一步打着水门汀地发响。

下一天早上,派来两个警察调班。到了下午,太监脸和红鼻子又来上班了,他们把我家的客堂作为休息所,坐下来抽一支香烟,讨一杯茶喝,还杂七夹八谈些关于他们私生活的事情。我们问他们:“这看守的差使什么时候才完了呢?”他们扮一个鬼脸,说:“不知道呀。”

再下一天早上,我又遇见西邻那孩子。他告诉我说:“东首那家伙经人家派他不是,脸上下不过去,他就坚持他的醉话,报告了领事馆。真是活见鬼,你看,警察守了两夜了。而且,他去领事馆不止一趟,听说昨天又去了。”

“那末今天或许又有什么新花样发生了,”我预感地说。

我的预感果然应验了。下午放学回家,看见一个什么员带着四个警察坐在那里等我爸爸。妈妈对我说,他们一家一家都去关照过了,因为我家情形特殊,非等爸爸回来当面关照不可。

妈妈又说:“有些人家在怨我们呢。他们不问事情的底细,只说我们闯事,累他们住得不平安。”

我听了感到异样的不舒服,只好对妈妈苦笑。

爸爸回来之后,那什么员像训斥属员一样满不在乎地说:“据说昨天又有人在骂你家隔壁那位邻居了。”

“他说是我吗?我的女人吗?我的孩子吗?”

“倒没有说,总之又有人在骂他就是了。”

“那我可不知道。也用不着叫我知道。”

“我对你说,对待日本人总要有礼貌,客客气气,和和睦睦,才是道理。你是读书人,应该看见了上头的命令。在你们这地方,尤其要当心,因为日本人住得多。一家不安分,闹出事情来,大家都吃亏,不是耍的。”

“请教你,你这个话为什么要向我说呢?”

“不只向你说,一家一家都说过了。因为事情是由你们家里起的,所以特地当面对你说。”

“由我们家里起的?”爸爸的脸色发青了。

“吓,他昨天还在说呢,先是你家的孩子骂了他家,”那什么员转过他那肥脸对着我,点点头说,“恐怕就是这个孩子吧。”

我正在想,把那个肥脸重重地打它几下倒是痛快的事情,爸爸忽然顿一顿脚,用力地说:“他还在说,好,我同他决斗去!”

那什么员一把拉住爸爸的衣袖,肥脸上现出慌张的神色,说:“你能不能轻一点儿说?决斗,哪里可以瞎来来的?万一伤了人家一个指头,弄得兴兵动众,你就是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

“不然,我只有让他,”爸爸坚决地说,“你们放心吧,明天我一准搬家!”

那什么员的脸色果然像放了心的样子,可是他拍拍爸爸的背心说:“搬家,那又何必呢?你要是搬了,倒像怕了他似的,见得我们中国人太没用了。”

“明天一准搬家!”爸爸头也不回,好像对他自己说的。“免得做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写在历史上遗臭万年!”

妈妈顺着说:“我也赞成明天搬家。这样噜噜苏苏缠不清,叫人麻烦死了!”

睡了一夜,爸爸一清早就跑出去。我不到学校,帮助妈妈理东西。一会儿爸爸回来了,说租定了朋友人家一间楼面,同时把搬运夫也雇了来。

下午,前门那个太监脸的警察调班来了,看见搬运夫正把末了儿一车的东西拉走,他做一个很难看的笑脸对爸爸说:“到底你们读书人,懂道理,识相。让了他们就是了,何必同他们争什么意气。我们也好松一松肩膀,我想,明天该不用来上班了。”

爸爸没有理睬他。

我走出那所住了将近四年的房子,特地走到西邻的门首去站一会儿。黑漆的两扇门关着。那孩子还没回来呢。我竟不能向他告一声别。

1936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