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叶圣陶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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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 纪念杨贤江先生

贤江先生去世一十八年,我们才来纪念他,以前只是记在心头,没有为他开过会,写过纪念文字。

我跟贤江先生在商务印书馆相识,同在编译所。他编《学生杂志》,可不是主编。他一方面顾到主编人的意旨(在当时也算不得高明的意旨),一方面不肯放松读者的利益,居然使《学生杂志》在学生界起了不小的作用,现在的中年人还记住民国十几年间《学生杂志》给他的影响。这件事看似平常,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他的生活最有规律。工作时间以外,什么时候读书,什么时候运动,很少有更改;偶尔去看他,见他必恭必敬的坐在那里用功,立刻想起这是他的读书时间,就不好意思多坐了。我好几次猜想,他这么认真,大概受过理学家那一套说法的影响,后来知道果然。但是他那时候已经是个革命者了。从阶级意识说,从唯物唯心的观点说,革命者跟理学家截然不同。然而在凡事认真这一点上,彼此是相同的(那些假冒的当然不能算在内)。从理学转到革命的似乎很有几位,恽代英先生也是一个。

他怎样干革命活动,我不大清楚。只知道到编译所来看他的人很多,会客室里时常可以见着他。青年们对他很有信仰,开什么会往往找他去演说。他曾经邀我加入共产党,有一天,他叫我晚上就去行入党式,我没有答应他。

他平时研读跟著译的大多在社会科学跟教育方面。他对于教育的见解,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的。本来,只要认定教育并非孤立的事项,只要认定教育该为什么人服务,见解就错不到哪里去。我想,如果他健在到今天,也许早就到老解放区干了多年的教育工作吧。凭他的认真精神,配合着解放区里色色求其土生土长的风尚,在教育上该会有不少的贡献。

他讲究卫生,经常作健身操,挺挺的高高的身躯,肩膀宽阔,脸色红红的,谁都看得出他是个标准的健康人。不料他忽然病起来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好像是肺结核。只记得去看他的时候,他不是静静的坐着就是静静的躺着,说需要多休养。后来病侵入了肾脏,医治总不见好。他的夫人韵漪照料他无微不至,不说自己劳困,只为他的病在他看不见的时候皱眉。最后到日本去治,割了一个肾脏,经过相当好。可是不几天突然转变,他去世了。韵漪带回来他的骨灰。

十几年来,韵漪在学校担任教师,艰苦的生活,勤劳的服务,直到如今。朋友间都说她不愧为革命者的遗族。一个儿子在抗战期间进了苏北解放区,就没有消息,历年来托有关方面详细打听,毫无结果。朋友们都想,恐怕牺牲了,可不敢当她的面说。最近上海传来消息说她的儿子有了着落,大家替她欢喜,她的欢喜当然可想而知了。

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