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信，无以知人也。”
【注释】
①赉（lài）：赏赐。
学习提示
纵横古今
自西汉开始，历朝历代的学者对《论语》的编纂者、结集年代、文本变迁、篇章结构、海外传播、社会地位及影响以及《论语》名物考释、文字训诂、篇章真伪等内容进行了研究，形成了研究《论语》的专门学问——《论语》学。《论语》学的形成与发展进程也是《论语》的传播历史过程。
两汉时期是《论语》学的形成期。孔子生前，弟子从游，各记所闻。孔子逝世后，微言已绝。弟子恐分离以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在给孔子守丧期间，他们便将自己所记所闻汇集在一起，编成了一个类似孔子文集之类的东西。及至子思，他又在此基础上，广搜博采，将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口耳相传的孔子话语收集起来，经过选择、分类、校勘、加工、整理，最后裁定而成《论语》《孔子家语》等文献。这些文献为孔氏家族世代相传，并通过不同方式流传到各地，形成了各自的传授系统。历经战国交争，秦皇灭学，到西汉时，据《汉志》记载仅剩下了三种，即《古论》《齐论》《鲁论》，文本有别，文字、章句自然也有差异。这不仅不利于《论语》的研习与传授，而且也与汉代大一统的文化政策相左。于是，《论语》一书的整理与定型便成为汉儒努力的方向，此一工作的开始也标志着《论语》学作为一门学问的诞生。
《论语》版本的第一次整合是安昌侯张禹所为，他的《张侯论》为后来的《论语》学的成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及至汉末，郑玄又以《张侯论》为底本，参照《古论》撰成《论语注》，这是《论语》演化史上又一次重大的不同版本的大融合，该书的面世，标志着《论语》一书整理与定稿工作的完成。《论语郑氏注》为后世所重，至唐代一直是人们修习《论语》的主要文本。与此同时，《论语》一书的诠释工作也全面展开。由于时间距离、历史环境造成的词义变化以及对孔子个性心理的不了解而形成的隔膜，使得汉代的人对作为先秦文献的《论语》很难释读，更不用说广泛传播了。于是《论语》一书的文字训解工作也就应运而生了。西汉以释讲《论语》大义为主，故多称为“说”，如《齐说》《鲁夏侯说》《鲁安昌侯说》《鲁王骏说》等。而东汉以对《论语》中的难解字句加以解释疏通为主，故多称为“注”，如郑玄《论语注》、麻达《论语注》等。
魏晋南北朝是《论语》学的发展期。这一时期由于儒家学者构建儒学新体系的努力、文字学的兴盛以及援佛解经、援道解经的兴起，《论语》学获得了相当的发展：（1）研究《论语》的专着大增。据反映这一时期的史书及朱彝尊《经义考》记载共有84部，比形成时期的18部，在数量上多出4倍多。其中出现了两本对后世《论语》研究有重大影响的专着：一本是何晏等人的《论语集解》；一本是皇侃的《论语义疏》。（2）《论语》的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不仅出现了专门给《论语》注音的《论语音》、专门疏解《论语》文句的《论语君子无所争》，而且出现了专门向郑玄发难的《论语难郑》、修正郑玄错误的《王氏修郑错》；不仅出现了援道解《论》之作，如王弼的《论语释疑》、郭象的《论语体略》和《论语隐》，而且出现了援佛解《论》之作，如释僧智的《论语略解》、应琛的《论语藏集解》。（3）《论语》注解体例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上文，我们可知两汉时期人们对《论语》的疏解体例主要以“说”“注”为主。及至魏晋时期，人们对《论语》的疏解体例发生了变化，主要以“集解”为主，如何晏等《集解论语》，孙绰《集解论语》，江熙《集解论语》。而到了南北朝时期，《论语》的疏解体例又发生了变化，主要以“义疏”为主，如褚仲都《论语义疏》，皇侃《论语义疏》，刘炫《论语述义》等，这种体例的特点是：会通经典义理，加以阐释发挥；广搜群书补充旧注，穷明原委；逐字逐句疏解经注文，原则上“疏不破注”。
隋唐时期，统治者不仅希望拥有政治上的统一，而且希望统一学术，因此垄断了经典话语的解释权，在学术上为学者们划定了边界。因此，隋唐时期虽然在文治武功方面位列中国传统社会之首，但在经学研究尤其是在《论语》学研究方面却建树寥寥，相对其他时期来说要衰落得多。这表现在：（1）论着数量少。据朱彝尊《经义考》计有12部，比形成期还要少6部。（2）《论语》研究乏善可陈。值得称道的仅有陆德明的《论语音义》和韩愈、李翱的《论语笔解》。
但是，在这一时期《论语》作为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对唐律产生了很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论语》十分强调的礼成为唐律的指导思想。其次，《论语》的思想通过直接式、扩大式、原则式三种方式演变成唐律的规定。
宋元明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由鼎盛走向衰落，作为传统政治的合法性依据的儒学也不断受到人们的质疑。因此，许多硕儒名士纷纷着书立说，希冀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解释，来重建儒学的合法性依据之地位。于是有“四书”及其注释书的出笼，有《论语》及其注释书的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1）论着数量大增。据朱彝尊《经义考》计有251部，比发展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数量上多出了3倍。其中产生了《论语》学史上两部有重要影响的着作：一部是北宋邢昺的《论语注疏》；一部是朱熹的《论语集注》，此书一出，备受后世统治者青睐，甚至被定为科考的基本内容，成为各级学校的必学教材。（2）《论语》注解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论语》的注解方式，一方面注重文字的解释，另一方面更加强调义理的解读和阐发，《论语》学由此而进入宋学（理学）时期。
在这一时期，《论语》在海外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传播。1593年，着名传教士利玛窦把《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论语》传入欧洲。以后又有法、英、德、俄等文译本。《论语》在这些国家都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如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认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是超过基督教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被马克思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的魁奈，自命为孔子的继承人，被人称为“欧洲的孔子”。即使在今天，西方国家仍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对《论语》现代意义的诠释与阐发。
清中前期，由于实学的兴起和文字狱的兴盛，考据学大兴，重考证成为清代《论语》学的重要特点。由此产生了不少以辑佚、考异、辨伪、注释为主的《论语》研究的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