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与吏这两个字，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被我们混着用的。汉朝的时候，官和吏并没有明显区别。当时每个部门的一把手就是官，其他的全都是吏。
汉朝的大官，常常是由吏而来的。甚至宰相都有可能是从吏员一步一步升上去的。到了唐朝，吏和官，就已经有清浊、高下之分了。造成重官轻吏的罪魁祸首是元朝的蒙古人。蒙古人走的是马上得天下的创业路子，以为骑兵就是一切。他们不掌握汉字，根本就无法治国。这时候汉族的知识分子，都被堵在了科举做官的路上。当时进官府里当书记、文案的知识分子，也就成了吏。吏成了一条无可奈何的出路。
从此官吏分流，遗祸千年。到了明成祖朱棣时，又定了一条更坏的政策：吏不能当御史、不能考进士。这也就是说，就算胥吏再会蹦跶，在权力的世界里也蹦不上天。
这样一来，吏在官场上就失去了光明的前途，形成了一种“天花板效应”。他们向上发展的空间被上面的“天花板”活活堵死了，青云直上的梦想也随之终结。结果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优秀的读书人都不去做吏，只有落第的秀才们才愿意去官府衙门做个跑腿干活的胥吏。于是朝廷里充斥着大量死读书的书呆子，吏员们则把持朝廷六部、地方州县的行政。
明代有人去绍兴当官，朋友鼓励他说，天下治乱在于六部，六部的吏基本上都是绍兴人，所以，治好绍兴就等于是治理好了天下，可见当时吏的权力触角无处不在。
到了清朝年间，吏的权力就更大了。天下不管什么事情，到了吏的手里，都会迎刃而解。铨选（考察提拔干部）可疾可迟，处分可轻可重，财赋可侵可化，典礼可举可废，人命可出可入，讼狱可大可小，工程可增可减。他们既被人看不起，又没有官场的前途，也没有正式的俸禄，索性自认流品卑污，自暴自弃，捞钱使坏。既然政治上没有发展空间，那就来点实惠的。
胥吏成了古代各级行政机构中的具体办事人员，所有脏活累活全由他们扛，最后出了纰漏还让他们承担责任。胥吏地位独特，是“官民交接的枢纽”。与官相比，他们无品无权，在官的指令下承办衙门中的具体事务；与民相比，他们又是身处官府的公家人。
他们是游走于官与匪、黑与白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计算利益的方式很简单，既然向上的权力通道被官家制度堵死，那就索性来个向下搜刮。总之，要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能亏了自己。
乾隆七年（1742年）六月初三，在福建省的漳浦县令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命案。这一天，县令朱以诚正在县衙大堂里坐镇审案。在审讯过程中，从朱以诚的座椅背后蹿出一个成年男子，手持短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正在审案的县令杀死。而且犯人手法相当老辣，采用的是一种相当专业的方式——割喉。
经过初步调查，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刺杀行动，而且有可能牵涉到当地的黑社会团伙。
这起命案目标很清晰，那就是取县令朱以诚的性命。我们都知道县令作为一个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基层握有最高权力的官员。是什么人胆子如此之大？是什么人与当地的“父母官”仇恨如此之深？无论怎样，这都是令人震惊的大案。
正在工作的县令居然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死，这件事震动了朝野上下。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命案，更不是普通的暴力事件，这是对官家权力的公然挑衅。这个案子来得太过于突然，事前毫无征兆。经过官府的深入调查，最后将杀人凶手锁定在一个叫赖石的人身上。赖石这个人因为这样一个案件突兀地闯入历史卷宗，由于资料甚少，没有人知道此人是什么职业，有过怎样的人生经历。唯一可以下定论的就是，他是一个杀手。
从案发过程来看，赖石刺杀县令朱以诚，一刀割断朱以诚的喉咙导致其当场毙命，这说明赖石是个训练有素的杀手。如果没有这起暗杀行动，漳浦县令朱以诚和杀手赖石一样都将不会在历史上留什么痕迹。
赖石只是一个杀手，所谓杀手对于一起谋杀案来说只是利器，而真正的主谋则另有他人。也就是说，赖石只是别人高价雇佣来的杀手，他的客户才是这起暗杀行动的主角。很快，案件的侦破就有了眉目，组织这次暗杀县令行动的主谋是一个叫蔡怀的人。堂堂政府官员在工作中被暗杀，这个案子的性质相当恶劣。漳州镇总兵龙有印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写道：监生蔡怀用高价收买刺客赖石行凶，起因是蔡怀因为品行不端，曾遭县令朱以诚训诫，遂怀恨在心，于是勾结同被朱知县枷责过的胥役陈士亮、买办衙役李珠，用一百两纹银收买赖石行凶。
龙有印给朝廷开出的结案陈词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这里涉及到一个犯罪风险成本计算的问题。蔡怀因为受到县令的训斥，就一怒之下雇凶杀人，这种定论下得太过于轻率，经不起推敲。要知道他杀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作为杀人者，他应该在事前计算过其中的犯罪风险成本。犯罪风险成本由犯罪惩罚成本和破案率两个因素组成。暗杀政府官员，无论是犯罪惩罚成本还是破案率，都会比普通命案要高出许多。这样的话，犯罪风险成本也就随之抬高。能够混到监生队伍的蔡怀绝对不是糊涂人，在这一点上，他不可能计算不出来这种高犯罪风险成本。一句两句训斥，就去杀害地方行政长官，这不符合常规逻辑。那么到底是怎样的深仇大恨和幕后背景，让蔡怀无视犯罪风险，去冒险一搏的呢？
答案很快得到揭晓，监生蔡怀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就是说上面的犯罪风险成本并不是蔡怀一个人在承担，因为在当时他已经是黑社会组织小刀会的成员。
蔡怀只是一个监生，监生并不是一种实际官职，而是“进身之阶”。也就是说读书人通过考试，取得监生的资格才能做官。乾隆以前，国子监的考核很严格。但发展到后来，那些达官显贵、豪门巨富也可以用金钱买到监生的身份，这就叫“捐纳监生”。这样一来，监生就慢慢成为一种形式，并不需要在国子监读书。用今天的话说，国子监的学生由当初的脱产学习转变为函授学习
《红楼梦》第十三回贾珍向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为贾蓉买五品龙禁尉官衔的一段精彩描写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
那戴权轻松大方地说：“既是咱们的孩子要捐，快写个履历来。”贾珍不敢怠慢，临送戴权上桥，又问：“银子还是我到部兑，还是一并送入老内相府中？”戴权道：“若到部里，你又吃亏了。不如平准一千二百银子，送到我家就完了。”一个是挥金如土、一心想依势求荣的纨绔子弟，一个是熟谙世情、惯于中饱私囊的老奸巨猾。他们明明是在走后门、行贿受贿。但做起来是何等的冠冕堂皇，舒展自如。
蔡怀是乾隆初年的监生，这时候的考核还算严格。由此我们可以肯定蔡怀的监生头衔并不是通过花钱买来的，而是通过真才实学考取的。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既然已经获得了“进身之阶”，捞个一官半职是早晚的事。可他在此时却偏偏改弦易辙，去混了黑社会，而且混得还很专业，居然还捞了个黑社会的头领。蔡怀由埋头读书获取功名到埋头砍人去混黑社会，这完全颠覆了世人对知识分子的价值期望。
在我们的印象中，读书人应该有“学的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政治抱负，应该有“穷则独善其身，富者兼济天下”的胸怀。可蔡怀却拉拢了一帮异姓兄弟，成为小刀会成员。在这里我们要从蔡怀的另一重身份切入，蔡怀的官方身份是监生，可监生的非官非民性，使蔡怀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生存状态。由于监生这时候已经不需要进京脱产学习，蔡怀就被下放到地方官府充为胥吏。他和胥役陈士亮、买办衙役李珠的身份并没有差别，干的都是一样的活。
中国古代权力体系由官僚系统和胥吏系统组成，官僚是正式权力的指导者，胥吏是正式权力的执行者。两者共同维持着中国古代权力机构的正常运转。很多时候，官僚担的是权力的名，胥吏担的是权力的实。所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才会发出“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的感叹。
尤其是到了清代，胥吏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危害都达到了一个巅峰时期，官家也倚重胥吏来共同治理天下。正所谓“与胥吏共天下”。
大部分的胥吏都是出身于有地方势力的乡绅家族，便于官府用他们来管理地方乡民。也有像蔡怀这样受过教育的读书人，因为性格原因或者学识还没有达到要求，而徘徊在仕途门外。也有少数曾经做过官的胥吏，他们或者因为行为不检而被革职，或者因为官家的大幅裁员，而失去了原来的官职。
失去政治前途的胥吏，只好将眼光投向其他地方，总不能混到最后一无所获。
就整个官家体系而言，胥吏的社会地位始终处于底层。一直到封建官家体制即将走到尽头，他们还没有恢复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要知道参加科举考试是连农民都可以享有的一项权利。也就是说，他们享有的政治权利还不如一个农民。这时候的胥吏完全成了一种“四不像”。老百姓拿他当官府的人，对他不信任、惧怕，甚至排斥和讨厌，而那些高级官员又打心里鄙视他们。尽管他们如此的不受欢迎，可仍然是古代官僚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阶层。
那么我们在回到案子中间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蔡怀这样的胥吏加入黑社会组织，并促使着他，联手胥役干掉了县令朱以诚。
这时候，清朝政府还不知道小刀会这样的黑社会组织在江湖出现，更不知道小刀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如果不是因为朱以诚被暗杀，朝廷还不知道有个小刀会。在这里，清政府还要感谢朱以诚，是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惊醒了权力集团。在朱以诚被暗杀的同一年，朝廷开始留意小刀会的行踪，从此，小刀会在江湖上风起云涌。
当时，小刀会在漳浦一带活动非常猖獗。乾隆元年（1736年），福建邵武县出现了“关圣会”，乾隆七年（1742年），三、四月的时候，漳浦、云霄一带干旱严重，小刀会内之人便乘机传播谣言，异姓结拜和歃血为盟开始兴起，吃不上饭的乡民们希望通过这种神秘的仪式来祈求老天降雨。
漳浦县知县朱以诚对这件事非常重视，通过调查，逮捕了两名姓张的小刀会成员。并且拔出萝卜带出泥，又发现了很多小刀会的成员。能抓的都抓，剩下的都是不方便下手的。之所以不好下手，是因为朱以诚在调查取证中有了重大发现，那就是吃官粮的兵丁中居然有小刀会成员。一边吃着官粮，一边拿着黑社会的分红。
知县朱以诚在军营中发现小刀会成员后，并没有收手的意思，但是他却遇到了一点麻烦，潜伏在军营里的小刀会头目阻止朱以诚将抓捕的小刀会成员押回县衙。这件事让朱以诚这个县长很为难，他决定把这件事报告上级领导，让上级领导拿主意。既然抓住了小刀会成员，那就要做做姿态，好好审理。这一天，朱以诚正在大堂审理小刀会成员，受蔡怀指示的杀手赖石从背后斜刺里杀出，朱以诚当场毙命。
到这里，我们才算真正搞清楚监生蔡怀、胥役陈士亮、买办衙役李珠相互勾结刺杀朱以诚的真正动机。蔡怀、陈士亮、李珠都是小刀会成员，而且，蔡怀还是小刀会的一个首领。如果朱以诚继续审查小刀会成员，不但蔡怀等三人的身份将暴露，而且有更多的小刀会成员也将陷入困境。按照犯罪风险成本计算，如果暗杀县令朱以诚能够取得成功，那么就可以减小其他小刀会成员的风险成本。
在这个容易被历史忽视的暗杀事件中，也是在这起微不足道而又语焉不详的暗杀事件中，我们发现了黑社会具有的独特的权力基因。黑社会组织如果有政府机构人员参与，就会形成“官匪”共同执掌“黑权力”的局面。胥吏为什么会放着官家赋予的“公权力”不去执掌，却要不惜冒险与官府对抗？
胥吏身在官场，却没有官家给的合法收入，也没有升官发财的路径。对于官场的那些潜规则，他们身在其中耳濡目染。在那样的一个官场环境中，他们所能接受到的文化熏陶，说是贪官文化也毫不为过。同时像蔡怀这样胥吏还有管理平民百姓的权利，说是管理，无非是干些欺压良民，鱼肉百姓的事情，所以胥吏的身上又兼具了江湖流氓的秉性。既然权力机制将胥吏的生存状态引向边缘化，那么像蔡怀这样的胥吏跑到黑社会组织中去寻求一份兼职，也是可以理解的事。
蔡怀之所以找杀手刺杀县令，源于江湖权力的利益计算。在这里我将其命名为“黑权力”
蔡怀刺杀县令的利益计算，是源于他的隐身份，小刀会的小头目。既然是小头目就有可能成为中头目乃至大头目。小刀会属于江湖组织，而江湖是一个独特的趋利性社会。在江湖社会中，要想获得生存发展，必须遵守江湖规则，“义”是统领一切江湖规则的规则，是江湖的非成文性宪法。一个黑社会分子讲“义”是为了更好地获“利”，“义”要用“利”来体现，这是江湖中人交易双方都要遵循的默示契约。
我们以前看港片《古惑仔》，其实混黑社会的古惑仔们在人际交往中，看上去是为了一个“义”字，其实一直遵守的是金元外交定律。那些黑社会老大们将银子大把大把地撒出去的同时，获得了与日俱增的江湖支持率和认同度。也就是说蔡怀刺杀县令朱以诚，是他在小刀会获取江湖地位的必要手段。也许在官府供职的那些小刀会成员中，他的江湖地位是最高的。如果他不出头想法营救蒙难的兄弟，那么他在小刀会的地位和影响力将会跌至谷底。基于这种风险计算，蔡怀才会动用自己的黑权力，放倒手握公权力的一县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