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灰章程:只能做不能说的官场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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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贪心过头只会树敌过多

4月13日清早,得到郭知县要开仓平粜消息的上千名饥民,都提着米袋、米桶,纷纷走出家门涌上长沙街头,等待官府开仓放粮的时刻。可随着时间的流逝,饥民们迟迟不见有官府衙门的人出来主持平粜工作。还有人发现,各米店均自行关门停业,但黑市交易似乎并没有停下来,长沙城的米价仍在不断地上涨。

也就在这时,他们得知前日领着他们捣毁米店的刘永福被官府抓了。这个消息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将数千名百姓心头的愤怒瞬间炸开了一道缺口。他们直接冲进了里仁坡鳌山庙巡警分局,要抢回刘永福。长沙县知县余屏垣、善化县知县郭中广赶紧派人进城向巡警道(公安局局长)赖承裕求援。赖承裕得到消息后,亲自率队前往弹压。队伍刚刚走到鳌山庙巡警分局,赖局长的轿子就被百姓给堵住了。赖承裕的态度极其嚣张,不仅毫无半点愧疚之意,反而辱骂百姓:“你们在茶馆里喝茶,一壶茶100文不嫌贵,一升米卖到80文就算贵了?还不都快快退去!”,他更是扬言要“拿几个宰了”。百姓的满腔怒火正愁着无处发泄,这样的话点燃了现场一触即发的气氛,他们将赖局长当场就捆吊在庙侧的大树上。赖承裕的一个亲兵趁人不备脱去号衣,冒充百姓,谎称要将赖承裕扭送抚署找省长岑春蓂说理去。一路上,贫苦居民、各色工匠、流落在长沙的省内外饥民,以及其他下层百姓,皆“闻风麇至,愈聚愈多”。等到巡抚衙门,聚集的百姓不下万人。

拥挤在抚台衙门外面的饥民愤怒高呼口号,要求释放刘永福,平抑粮价。:有些情绪激昂的百姓居然喊出了:“杀死抚台!”的激烈话语

巡抚岑春蓂龟缩在巡抚院内不敢露面,下面的文武大员只好硬着头皮应付。等到百姓稍稍安静,岑春蓂才站出来表态:“五日后开仓平粜,价六十钱一升”。平日里被官府忽悠惯了的百姓并不答应,他们要求立即释放刘永福。岑春蓂诡称“人已由警务公所带至南门城楼,一时无人可放”。百姓根本不相信,他们实在无法接受官府这种毫无诚意的做法。有人振臂一呼,上万百姓将官府衙门的外部陈设砸了个稀巴烂,更有甚者直接冲击官署内堂,大有夺权的势头。

慌了神的岑春蓂火速调集常备巡防队入署,并下令开枪,当场打死饥民十多人,伤几十人。乡民们被迫从官署撤出,队伍塞满了大街小巷,“争向各碓坊,以官平粜价,强粜谷米,霎时各碓坊存米被抢一空”,城内各商铺只好罢市停业。

从14日上午开始火烧巡抚衙门,一直延续到15日下午。长沙城里的学堂、教会以及传道士的住所,外国人经营的会社、船舶等遭到了严重的毁损。其实这时候“长沙民变”的幕后操纵权已经移交到了当地豪绅的手中,“民变”的走向已经不是饥民所能控制的。地方豪绅派出的人员乔装为“饥民”,他们打着拥戴布政使(二把手)庄赓良为巡抚的旗号,在民众中大造由庄赓良做巡抚的社会舆论。同时,由豪绅王先谦领衔用七士绅的名义,致电湖广总督要求更换湘抚,试图通过重组地方官绅权力结构达到士绅权益的最大化。湘绅们借助于“民变”,欲将“官绅之争久矣”的矛盾转化为“似专与巡抚为难”的官民冲突。

巡抚岑春蓂也感到了事态的复杂性,在无计可施之下,只好去找他的对手“四大豪绅”,商讨对付饥民的办法。这次会议是在百姓包围抚巡衙门的紧急情况下召开的,巡抚岑春蓂感到事态严重,于4月14日早晨在小瀛洲席少保祠开会,以孔宪教、杨巩为首的顽固派士绅提出合作解围的项条件即是:停办铁路,停办学堂,废警察,复保甲,平粜,开皇仓,撤常备军。

内有绅与官讨价还价之争,外有民众之围困,在公开出场的官、绅、民三方力量的博弈中,似乎“绅民共构”为针对官方的力量,至少在表象上形成了这种态势。但从士绅们坚守的利益立场和其向官方开具的七项条件而言,集中表达的却是士绅的利(如对“绅捐义粜”的抵制)和权(如针对“新政”利权的夺取)的诉求,丝毫未及“饥民”的基本要求。这一利益指向与晚清各地“民变”风潮中“毁学”、“抗捐”的“绅民冲突”基本一致。“抢米风潮”中官民矛盾之所以日渐激化和最终以极端方式爆发,与长期隐匿着的“官与绅之间的斗争亦趋激烈”的历史纠葛不无关联,而官绅之争的历史内容最终借助于“民变”风潮得以宣泄。

在官、绅、民三方关系处于随时可能崩解之时,就利益的调整方向而言,呈现出“官”向“民”的某种倾斜和士绅对民众利益的坚拒态势。在指望绅富捐办义粜遭拒后,巡抚岑春蓂十分恼怒,两次发布措词强硬的告示,称:“无论绅富行店以及耕佃人家,均一律由团保秉公据实验明仓囤,除划出本户自留食谷不计外,但查有余存谷米或少至数石者,即属忍心害理,意存遏粜。一经清乡总绅查出或被本团举发,指名禀县罚究,并将徇隐团保议罚。”因此,在官、绅、民三者利益关系上,至少从岑的主观意愿及其最初举措来看,更多的是倾向于“民”的一方。正是由于“岑春蓂的两项措施直接损害了士绅的利益”,才使得官绅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而士绅们则既不顾及民众的生计,也不虑及社会秩序的安稳,却在明画深图中谋取着官绅权力的重组。

在长沙抢米风潮发生之前,官绅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围绕着粮食问题而展开。但风潮发生之后,官绅之间的斗争就已经集中到争夺巡抚权位的斗争上了。

在要求岑春蓂“禁运”和“平粜”的斗争中,布政使庄赓良是支持四大豪绅的;在争夺巡抚权位的斗争中,四大豪绅又反过来支持庄赓良。正如时任湖广总督瑞徵所分析,由于岑春蓂“平日办事,与绅不甚融洽,拒绝请托,亦间有之,绅遂积不相能”,“实欲借此以排陷抚臣”。开明士绅也是支持倒岑的,他们认为,“前抚岑不特事前全无防闲,临事又仓皇失措”,“乃以溺职贻国祸,弃疆符如敝屣。视朝命如弁髦,几为外祸之媒,实启内忧之渐”。“此次乱源实官吏泄沓所酿成也”。于是庄赓良和士绅联合起来,开展倒岑运动,倒岑的策略是:利用饥民“闹事”,扩大事态,陷岑春蓂于困境,然后逼他下台。

就在岑春蓂犹豫不决地对地方豪绅提出的七项要求之时,“民变”再度升级。在泥木工人的率领下,饥民再度包围抚台衙门。正受着四大豪绅一肚子气的岑春蓂再次下令开枪,顿时抚院前坪立刻又有20多个饥民倒在血泊之中。面对血腥屠杀,百姓更为愤恨,行动也更加激烈。他们说:“上官不悉民情,无异官逼民变,只有烧尽而已”。有人运来许多洋油,在巡抚各处的一片吆喝声中,放起火来。顿时抚署内的号房、赉奏厅、文武巡厅、大堂、二堂、一实堂等处,浓烟滚滚,烈焰燎天。这场大火从上午10时左右一直烧到午后2时,足足烧了4个多钟头,这座自明代以来营建了五六百年的巡抚衙门,短短的几个时内,便变成了一片瓦砾场。

饥民们放火烧抚台衙门,为的是逼岑春蓂放刘永福,并立即解决吃饭问题。因此火一起,饥民们又在抚院外面高呼:“放刘永福出来!放刘永福出来!”吓得面如土色的岑春蓂马上下令停止开枪,并释放刘永福。刘永福终于走出了抚台衙门。一万多饥民顿时激动地欢呼起来!

饥民们在火烧抚台衙门后,更加斗志昂扬,不仅号召各店铺坚持闭市,又将清政府的大清银行、官钱局、巡警局、长沙海关等衙署焚烧捣毁。接着饥民们又将矛头指向外国在长沙的机构和建筑。日本领事署、美商美孚洋行、英商怡和洋行、日商东信三井洋行及教堂、趸船等都予以捣毁或焚烧。

当巡抚衙门被焚以后,岑春蓂感到已无法收拾,便于当日下午急电清廷自劾,并请以布政使庄赓良护理巡抚事务,即时交卸。

风潮发生后,清政府惊慌万分,连忙调集军队,开进湖南。4月15日,护理巡抚事务的布政使庄赓良开始了对百姓的残酷镇压。刽子手们举着“放火捣乱者,就地立杀无赦”的高脚牌,扬起沾满鲜血的马刀,提着血淋淋的人头,在大街小巷杀气腾腾地对人民进行恐吓。连日来,“无辜受戮者,时有所闻”。英、日、美、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也纷纷从上海、厦门、武汉调来10多艘兵舰,帮同清政府镇压百姓,轰轰烈烈的长沙抢米风潮终于被中外反动派残暴地镇压下去。

这场风暴虽然是由严重的自然灾害所引发的,但却充满着错综复杂的权力纠结。这里面既有因饥荒所引发的官绅与饥民的矛盾,又有官与绅之间、官与官的明争暗斗,后者更加剧了这场城市公共安全危机。尤其是湘军兴起之后,湖南士绅的势力特别雄厚。这些豪绅平时干预政局、包揽诉讼、巧取豪夺、广置房产,他们多以省垣长沙作为据点。至清末,在长沙的豪绅当中,最有势力的代表人物当推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杨巩等人,有所谓长沙“四大豪绅”之称。这四大豪绅都希望在湖南政坛上找到代言人,使他们能左右湖南政局,保证他们自身的政治、经济权益。

正好此时的湖南巡抚和布政使的矛盾,为豪绅们的如意算盘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机会。

在湖南省政大员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其中最突出的是巡抚岑春蓂和布政使庄赓良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官场上一二把手之间的矛盾。岑春蓂是广西西林人,属于典型的“官二代”。他的父亲岑毓英曾经官至云贵总督,哥哥岑春煊原是慈禧太后身边的宠臣,历任两广总督、邮传部尚书等职。岑春蓂在1906年由贵州巡抚调任湖南巡抚,也就是说他来到湖南地界只有3年多的时间。而庄赓良靠镇压革命党人“有功”,被擢升为湖南布政使,其地位仅次于巡抚,他在湖南为官已有40余年,时年已届七旬,但总是爬不上巡抚的宝座。这两个人,一个后台硬,手段硬;一个在湖南为官已久,与湖南地方上的权力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百姓”基础深厚。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连外国人也能看得出来,英领事休特勒说:“他(指庄赓良——引者)对巡抚的恶感是人所共知的,这两个人从来就合不来;再有,从巡抚的观点来看,由于这个老头在湖南做官多年,他在大部分士绅中是太得人心了。”更有甚者,1909年夏,岑春蓂奏劾庄赓良吸食鸦片成瘾,庄因此奉召入京面复,但被免罪开释。由此,庄更加嫉恨岑,两人势如水火。

官绅双方斗争最激烈的是4月14日召开的席少保祠会议。正当席少保祠会议还在进行,官、绅之间的讨价还价仍在没完没了进行当中的时候,围聚巡抚衙门的百姓有的已经涌进大堂。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巡抚岑春蓂令军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20多人、伤数十人。于是百姓纵火烧毁了巡抚衙门。岑春蓂在匆忙之中将眷属从抚院后面送走,然后自己携带印信,藏身于别院。

在岑春蓂下台之前,四大豪绅派人在百姓中宣传庄赓良的“德政”,骗取老百姓对庄的好感,拥护庄赓良上台,大造庄做巡抚的舆论;并派人打扮成“贫民”,四处活动,处处表现出“对庄公极深爱戴”的样子,“每于来去时辄让道致敬,且皆以庄青天呼之,相诫匆惊犯宪驾”,谓“一经庄公讯处,必可无事”。“我们要庄大人做抚台”!“逐瘟官,迎青天”喊声不绝于耳。同时由王先谦领衔、黄自元起草,用七大士绅的名义,打电报给湖广总督瑞澂,指控岑春蓂,要求代奏朝廷撤换之,以庄赓良继任。岑无可奈何,深感自己无法摆脱危局,“不能不暂从权变,借资补救”,“即牌示托病”,于14日下午电奏朝廷,自请治罪,恳请速敕令藩台庄赓良署理巡抚。在奏折中,他还对庄赓良及豪绅进行了攻讦,他说:“现查扰乱之徒多有泥、木两项匠人在内,弁兵开枪后,凶暴如故,惟布政使庄赓良会同士绅出面开导弹压,该痞等虽未即散,尚无十分抗拒……当时详察痞徒不法情形,似专与巡抚为难。”不言而喻,这段话在于向清廷说明庄赓良与顽固派士绅联成一气逼他下台。岑辞职后,旋即派人把庄从席少保祠请来,捧出大印付庄,对庄说:“吾方寸乱,君好为之。”缙绅“至是曰‘妙着!妙着!’”一场争夺巡抚权位的斗争至此告一段落。

民变的初发期都称之为苗头性时间,如果我们把长沙抢米风潮视为一场百姓烧起来的愤怒之火,那么在这场大火只见火星,未见火起时,作为官方就应该有所警觉。可以说,这是一场由简单事件引发的复杂斗争。以巡抚岑春蓂所代表的公权力表现出了某种令人担忧的利益化倾向——轻者言之是权力自利,重者言之则是权力贩卖。而以地方豪绅为代表的基层权力,在与官争权,与民争利的过程中,不惜以身试法。可见在利益面前,所有人都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作为一个阶层性的群体,豪绅并不是组织严密,布局完整的社会群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个人的,士绅阶层包含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

豪绅集团的权力也不同于官方授予的公权力,这种权力更多来自于地方社会的认可。当巡抚岑春蓂在与民争利时,又与境外资本相互勾结挤压地方豪绅的利益空间。这种情况下,地方豪绅只好与其决裂,准确地说是联合饥民与巡抚岑春蓂争权夺利。为了能够将岑春蓂赶下台,他们不惜抬出新的官方代表庄赓良。因为庄赓良可以重新分配权力收益,让他们得到自己能得的那份蛋糕。

其实事态发展到最后,已经背离了初衷。而最初点燃火星的饥民也逐渐退居次要位置,占据舞台中心的是这样几类人:第一类是执意颠覆清朝统治的会党分子,比如那个表演了飞身上房绝技、将巡抚衙门点火的木匠。他们纪律严明行动快捷,能量巨大,而且不断有从外地赶来的增援者。第二类是对湖南地区出现的西方色彩持仇恨态度的人,其中有义和团的余部,有在西方工业冲击下生计日艰的手工业者,也有狭隘仇外的民众。那些与洋人沾边的教堂、教民、洋商甚至新式学堂都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第三类是在官府工程中没有拿到应得利益的匠人;第四类是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但对未来预期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定感,在从众心理的驱策下寻找宣泄的平民。不要忽视这一类人,他们目的性不强,破坏力却往往因过于随意而大增。

抢米风潮参与者的多样化,显示了清末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仿佛谁都对现状不满。自列强强行打开国门以来,外忧内患频仍,清王朝疲于应付,其权威开始迅速动摇,但任何一种统治都存在惯性的支撑力量,所以清廷面对一场又一场风暴,似乎总能化险为夷。而到了清末,各种结构性矛盾凸显,慈禧和光绪的去世又加剧了社会的离心倾向。从这个角度说,长沙抢米风潮只是清王朝统治彻底崩盘的一次预演。就在抢米风潮后一年,武昌起义几乎也是以一种极其偶然的方式爆发,最后却以连起义领导者都预想不到的结果,埋葬了清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