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躺在泥土地上，接触着泥土、草皮时，我的灵魂似乎钻进了沙土，快乐地蠕动着。当一个人这么陶醉时，他就跟在天堂一样。”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序》）
自然之子
周国平说：“现代人只能从一杯新茶中品味春天的田野。”当我们已经习惯了被钢筋水泥、电子垃圾和汽车喇叭声团团包围的时候，还有几个人会像林语堂如此清醒地认识到与大地接近的快乐？
林语堂是幸运的，他的生死都与自然为伍，他也从来没有把生活独立于自然之外，就像他在阐述自己的愿望时说的那样：
我要一个可以依然故我不必拘牵的家庭。我在楼下工作时，可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而在楼上工作时，却听得见楼下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像我一样的喜欢浇水浴。我要一小块园地，不要有遍铺绿草，只要有泥土，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我要在清晨时，闻见雄鸡喔喔啼的声音。我要房宅附近有几棵参天的乔木。（《我的愿望》）
这是林语堂人生的写照，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自然之子。与之相比，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生命竟然如此寒碜，而且这种可怕的状况还在日渐恶化。甚至很多人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就不是“自然”的，剖腹产的普及使现在的母亲减少了分娩的痛苦，却使一个婴儿缺少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体验痛苦、紧张与压力的机会，以至于将来难以承受社会的“挤压”，现代人的精神正在变得越来越脆弱。
热爱自然并亲近自然，按照自然的节奏行进，以自然的面目示人，这可以算得上林语堂的自然三“法则”。而这些对我们来说却足够奢侈，我们很多人没有白天与黑夜，只有上班与下班，没有喜怒哀乐，只有疲惫与麻木，我们只会“偷菜”，不会自己种菜。母鸡下了蛋便会把喜悦毫不犹豫的向世人传达，一只狗看到不速之客也会愤怒的嚎叫，这都是来自于一种原始的本能，而人在这一点上已经远远不如动物，甚至退化的有点令人发指。
林语堂说：“悠闲的生活始终需要一个怡静的内心，乐天旷达的观念和尽情欣赏大自然的胸怀。”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即使停下手头的工作也难以享受到真正的悠闲生活，因为我们内心已经处于“焦郁碌”（焦急、忧郁、忙碌）的状态无法自拔。
何况中国人还喜欢人为的制造紧张，有笑话解释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有超过两个以上的宇航员上天的原因：因为中国人凑成三人就会“斗地主”，凑成四人就会打麻将。
很少有人会像林语堂一样把散步和钓鱼作为人生最大的乐趣，我们已经适应不了这样缓慢的节奏，就像茨威格《象棋的故事》中那个最后败下阵来的象棋天才一样，一下棋他的大脑就被迫处于高速运转当中，以至于他只能走快棋，别人速度一放慢他就狂躁的走火入魔。
最舒服的姿势
林语堂一直在鼓励我们以一种最舒服的姿势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这也是他“率性”精神最好的诠释。
林语堂写作时从不正襟危坐，而是舒舒服服地躺在靠椅中，两脚放在面前的矮桌上，捧着一本硬皮的笔记本，一页写字，一页留白。一杯咖啡，一根烟斗作伴，写累了他就在靠椅中小睡，醒了又继续写。
不仅在自己家里这样，到了朋友家里林语堂照样如此“放肆”：
如若我们承认舒服并不是一种罪恶，则我们也须承认我们在朋友家的客室中以越舒服的姿势坐在躺椅上，越是在对于这个朋友表示最大的恭敬。简括的说，客人能自己找寻舒服，实是在招待上协助主人，使他减少烦虑。所以我坐时，每每将一只脚高搁在茶桌或就近的家具上面，以协助主人。因而使其余的客人也可以趁此机会抛弃他们的假装出来的尊严态度。（《坐在椅中》）
此外，林语堂还谈到了睡觉的艺术，他描述最佳的睡觉姿势是蜷腿侧卧在床上，头枕着斜度约为30度的软木枕头，两臂或一臂搁在头的后面。他认为这种姿势可以使任何一个诗人都写出不朽的佳作，任何一个科学家都作出划时代的发明。林语堂这段话未免有点“唯我独尊”，但许多人实践了之后却认为不无道理。
本人有一次偶然间在小区内的幼儿园看到了小孩子集体在院落里升国旗时的情景，差点为之喷饭。那些小孩子年龄不等，大的六七岁，小的才两三岁。升旗的时候，大一点的孩子还能保持镇定，而小一点的孩子则或坐或卧，姿势各异，还有个别不安分的竟然胆大包天的在奏国歌的时候于地上公然撒尿。旁边几个幼儿园的阿姨不得不像陀螺一样不停的转，忙着纠正小朋友们各种不雅的姿势，但仍然无济于事，直到散场。
我相信看到这一幕的所有大人们都会发出林语堂所说的“会心的微笑”，而不会以此来责怪孩子们对国旗的不尊敬，因为他们还小，我们允许也乐意看到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但这一切将在这些小孩子进入小学之后开始改变，笔者看到一个网友讲述他的老师规范班上同学坐姿的例子就很有代表性。这位老师是一个女教师，她总是和蔼可亲的告诉同学们坐在座位上的时候腰板要挺直，上半身与大腿保持九十度，双手按部就班的平放在桌面上，看上去既整齐又壮观。她说这是她多年教学得出的宝贵经验，有助于同学们集中精神，把大家哄得信以为真。直到后来，学生们才知道原来这位老师只不过是在偷学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因为电视上播音员就是这样标准的坐姿。而同学们最后也得出结论，这样坐半小时所遭受的折磨正好相当于听了半小时的《新闻联播》。
久违的照片
本书以一张林语堂的照片说起，所以在结束之时，仍然以林语堂的照片收尾。以下第一张照片是萧伯纳1933年访华时在宋庆龄家门口与鲁迅、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伊罗生、史沫特莱等六人的合影。
1951年，为了纪念鲁迅诞辰七十周年，由巴金、唐弢任主编的上海《文艺新地》刊出了这张照片，但照片上只有五人，其中林语堂、伊罗生两人神秘地“失踪”了，这就是第二张照片。
伊罗生是美国人，据说思想倾向于苏联的“托派”，因此当时“被消失”理所当然。而林语堂的“失踪”一则源于他用英文写作，被视为“买办文人”，一则源于他和鲁迅的恩怨，伟大旗手鲁迅骂过的人怎么可能再站在他的身边！
此后30年，林语堂正如他在照片上的人一样，在大陆远离了人们的视线。直到30年后，即1981年，宋庆龄去世，新华社发了一组关于宋庆龄生前的照片，这张林语堂与萧伯纳、鲁迅等人的“七人照”才重新与世人见面。而后，林语堂和他的作品才渐渐在大陆走入人们的视野，并掀起了一股短暂的热潮，他的《京华烟云》更是被拍成电视剧在各地热播。
而现在已经是2011年，又30年过去了，笔者在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上打人“林”这个字时，下面马上罗利出一长串名字，排第一个的是林妙可，第二个是林心如，后面还有林志玲和林志颖等人，遗憾的是没有林语堂。这使我感到一阵的悲哀，几十年前在中国大陆林语堂被鲁迅打败了，那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好不容易有了翻身的机会，可又跳出一个林妙可把林语堂再次打败了，这又是什么问题？
60年，一个甲子的轮回，林语堂经历了被动的“遗忘”到主动的“遗忘”的过程，60年前被遗忘的只是一个林语堂，而60年后被遗忘的则远不止林语堂一个人。比如蔡元培，人们现在只知道他是北大校长，却遗忘了他后来为了思想自由而辞去北大校长；比如鲁迅，教科书里一轮又一轮的“去鲁迅化”正在考验着他的地位。
胡适刚刚回国的时候，意气风发，在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演讲时引用荷马史诗的话大声向世人宣告：“我们已经回来，世界从此不同。”言语里充满着睥睨一切的英雄气。
如今，离胡适回国将近百年了，这股英雄气正在日渐式微，已到了我们该重读大师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