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安二年（303年），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再次合兵讨长沙王司马乂，屡次被司马乂所败。次年正月，二王联合东海王司马越与部分禁军，终于除掉了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担任丞相，左右朝政，此举招来了司马越的不满，司马越便从洛阳将晋惠帝挟持而走，攻往北方邺城。司马颖见状不妙，立刻出兵击败了司马越。与此同时，河间王司马颙派张方率军占领洛阳，与并州刺史司马腾（司马越弟）和幽州刺史王浚联兵攻破邺城，打算抢回晋惠帝。司马颖只好带着晋惠帝去长安躲避。东海王司马越不甘失败，东山再起，不但击败了河间王司马颙，还杀了司马颖，将晋惠帝又迎回洛阳。朝政大权终于还是落在了司马越的手中，八王之乱也算是告终了。
“八王之乱”整整持续了16年，战争令天下打乱，流民四起，经济崩溃，晋室力量衰微，此役给了“五胡乱华”最佳的机会。
统观八王征战的全过程，就像同宗血脉互相杀害的一场残酷游戏，令人胆战心寒。而内乱之所以发生，则有两点原因：第一个原因便是晋室未能出现一个真正具有魄力、才能、贤明且长命的君主。看中国各朝各代，凡符合这四个条件的君王，大多都创造出了太平盛世，平定内外不安定因素，而晋朝却不具备这个优势，所以帝王不贤能，也无法任用贤能，只会被小人左右。第二个原因是中央集权制度不完善所致。晋朝的皇权、相权、地方长官权、外戚权等各种权力并不明晰，所以给了各方势力任意干涉朝政的便利条件，晋朝的皇帝因而总是容易被人控制。
古人犯错，今人以之为鉴，可以明自身得失。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在考虑如何收归中央集权时，未尝不是借鉴了历史上诸多因为权力分配不均、帝王品行不端而发生的事件。而“八王之乱”作为一个历史教训，至今为人们所铭记。
●玄武门之变的真相
公元626年六月初四的清晨，在刚刚建国九年的李唐王朝皇宫的玄武门外，一场腥风血雨即将来临。
太子李建成和四皇子齐王李元吉正准备从长安城北门玄武门进宫朝见高祖李渊，不料二皇子唐王李世民带领人马赶来，射死李建成，杀死李元吉，并诛杀两家老小，进而带兵进宫朝见李渊说二人谋反。李渊随即下诏改李世民为太子。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这场兄弟相残的惨剧，牵连人命高达数百人，甚至动摇了唐朝在河北的统治。但是令人稀奇的是，这一血腥事实的真相却一直扑朔迷离，学者们也一直争论不休，一时间众说纷纭。总结学者们的观点，大概有三种主流说法。
一是自卫之说。秦王李世民是被逼无奈，不得已才先发制人，发动政变。史书记载，李世民在灭隋兴唐的大业中功高劳苦，显露出雄才伟略。作为太子的李建成不可能感觉不到李世民咄咄逼人的威胁，面对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皇位可能有失去的危险，李建成当然不甘心，于是一场你死我活、手足相残的争夺皇位的政治斗争爆发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一直暗中蓄意谋害李世民。就在玄武门之变前不久，李世民到李元吉家喝酒，才喝几杯酒便腹痛不止，回府之后“吐血数升”，差点死去。而李建成和李元吉此次进宫也正是为了向李渊参劾李世民。故李世民为了自卫，被迫先发制人，不得已发动政变。其实，玄武门之变是迟早的事情，若不是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否则躺在血泊中的就是他了。
二是预谋的杀兄篡位之说。李世民主动发难是蓄谋已久的，并不像史料中记载的那样，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受迫害者。李渊诸子中，李建成是长子，按照嫡长子继承皇位的传统，当然应该以他为嗣君。高祖即位之初，也的确是立李建成为太子。李建成既然立为太子，如果不发生意外，便可以顺利继承皇位。然而在太原起兵以后，统一全国的一系列战争中，李世民的功业远远超过了李建成，且李世民本人又气度不凡，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不甘心，也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个秦王，必然企图登上权力的顶峰。李世民被封为天策上将之后，就自立天策府，广招天下谋士，讨论国家事务。其权威都可以和太子命令、皇帝诏书相抗衡。李世民手握重兵，并且有一批甘愿为他出生入死的亲兵勇将。而李渊也曾对其许诺，若一朝得天下，必封其为太子。然事实上却是将李建成立为继位者，可见他对李世民并不信任。因此李世民怀恨在心，想自立为帝，遂发动玄武门之变，进而逼迫李渊退位当太上皇，自己君临天下。《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就说李建成能有“泰伯之贤”，李世民能有“子臧之节”，互相礼让，“则乱何自而生矣”。则对于后来的玄武门之变，司马光也遗憾地表示“贻讥千古，惜哉！”
三是李渊的暗中相助之说。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认为高祖李渊“处此难矣，非直难也，诚无以处之，智者不能为之辩，勇者不能为之决也。”认为李世民虽有篡位之心，但是得到了李渊的默许和暗中支持。李建成和李世民虽都才识俱备，但是太子建成却贪图酒色，性格又有些儒弱寡断，不如李世民坚韧果断，李渊早有意传位于李世民。但是李建成是长子，按照封建观念，废长立幼是不合礼制的，又加之李建成早已培植了一批亲信势力，如果改立太子，必定会激起兵变，到时候天下大乱。所以，为改立太子，李渊策划了这场玄武门之变。李渊其实一直很小心地保护着李世民，如先封他为天策上将，给他巨大的优势，后又派他出征突厥以控制兵权，还准备将富饶的洛阳赐予他做封地，李建成和李元吉几次怂恿李渊杀了李世民，都被拒绝。这些种种都为李渊的暗中相助提供了佐证。
这些说法各有道理，很难判断谁是谁非。到底真正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还是让后人自己判断去吧。
●李世民为何向突厥称臣十二年
突厥是中国古代的民族。先世源出于丁零、铁勒。南北朝时铁勒原住在叶尼塞河上游，后南迁高昌的北山（今新疆博格达山），突厥人也在此安家，屡屡进犯中原。隋朝未统一中土时，于北方多次道到突厥的进犯。
隋灭陈完成南北统一后，与突厥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隋利用军事和政治手段开始全力打击突厥。而突厥汗国也因为内部不和而分裂成东突厥和西突厥。突厥的分裂，使其丧失了攻占中土的良机，而隋帝也利用这层关系而牢牢控制了突厥势力。
但是自从隋二世杨广登基之后，大隋国力渐渐衰微，群雄并起，竟有多数人攀附北方突厥，其中包括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等人，就连在晋阳（太原）起事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也曾臣服突厥。根据《旧唐书》记载，在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时，突厥军队曾趁机袭击晋阳，大肆掠夺，令李氏父子领教了突厥的实力，所以为了保证能在太原立足，李氏父子决定忍辱负重，先依仗突厥，年年朝贡割地，与突厥可汗修好。
随着李氏父子的势力逐渐壮大，俨然有一统北方的趋势，突厥人的胃口越来越大，常以各种借口要求李家增加朝贡。李渊天性保守，在军事上并非激进之人，所以一直隐忍，但到了大唐统一天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而登基之后，依然也对突厥表示臣服，这就叫人难以理解了。凭借李唐的军事实力，与突厥分庭抗礼犹有余份，为什么李世民却要低头呢？这一切要从“渭水之盟”说起。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东突厥的颉利、突利二可汗便率兵十余万人直逼长安。在此之前，二可汗就率巧万兵马攻占并州（今山西全境和河北、内蒙古部分地区）大肆劫掠，而这一次则是出动20万兵马，距长安城仅四十里的渭水之北驻扎军队，威慑长安城。此事致使长安人心大动，朝野惊慌。太宗李世民甚至与二可汗直接冲突必然要遭受重击，便采用了缓兵之计，以大批量的金帛财物贿赂二可汗，并与突厥结盟，表示臣服。“渭水之盟”签订之后，突厥果然撤兵。其实若是突厥不依不饶，就此南下，中国的历史将会就此改变。但突厥人短浅的目光使他们最后招致万劫不复的境地。
自受到“渭水之盟”的屈辱，李世民一直隐忍不发，虽然暗中咬牙，却没有作任何反抗突厥的事情，而是加紧训练兵士，增强军事势力。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分析当时形势，做好充分军事准备后，12年隐忍在此一举，势必要永绝突厥祸患。他派出李靖率领唐军主动攻打突厥，连消带打之下，大败突厥军，活捉了颉利可汗。突厥大势已去，只好向唐室表示臣服。此后李世民清扫北方诸国，北方各国均向唐朝俯首称臣。
欲取之，先予之。大唐天子李世民将这一兵法之道运用得神乎其神。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皇帝之一，李世民不仅懂得知人善用，同时也凭借其文治武功创造出中土百年安稳的盛世奇景。
●唐代楼市崩盘，为何国家不救
在我国历史上鼎盛的唐朝时期，楼市就曾出现了崩盘，按现在的收入算，唐朝的房子就曾经从几百、上千元一平米，跌至几十元一平米。而此时，唐朝政府却没采取任何措施救“楼市”。
唐宣宗大中十年，敦煌居民沈都和因为急等钱用，卖掉了自家的房子。按照惯例，他跟买方签了一份房屋转让合同，合同上写道：“慈惠乡百姓沈都和，断作舍物，每尺两硕五升，准地皮尺数。算着舍椟物二十九硕五斗陆升九合五圭干湿谷米。其舍及地当日交相分付讫。”意思是说沈都和这套房子按面积计价，每尺价值小麦两硕五升。另外房子里所有家具陈设也随房子一块儿出让，价值小麦二十九硕五斗六升有余。合同上写的“一尺”是指一平方尺，为现在的0.09平方米；“硕”是容量单位，跟“石”通用。“两硕五升”小麦重约180斤，按今天麦价去买，至少需要140元。“每尺两硕五升”，说明每0.09平方米能卖140元，也就是每平方米能卖1555元。放在一千多年以前的敦煌，这房价是很高的。
唐僖宗乾符二年，同样住在慈惠乡的另一位敦煌居民陈都知卖掉了自家“东西宽三丈九尺，南北长五丈七尺”，其面积约是现在203平方米的宅基，换来小麦“八百五硕五斗”。拿宅基总价除以宅基面积，可以得出这块宅基的单价：每平方米556元。考古报告显示，唐代敦煌民宅全是单层，容积率很低，所以当地价高达五六百元一平米的时候，房价在千元以上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那么，唐朝人的工资水平如何呢？据《敦煌资料》等文献记载，在公元9世纪后期，不管是帮人牧马放羊，还是给人运送货物，甚至包括替人当兵在内，敦煌平民每月的收入一般都不会超过两石小麦。换言之，工薪阶层的月薪大多在300元以下。像这样的收入水平，就是一年不吃不喝，也只能挣够两三个平米，倘若想买一套像模像样的房子，恐怕得忙活几十年。
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状态并没维持多久，敦煌房价在每平米1555元这个万恶的制高点上盘旋了一会儿，很快就急转直下——敦煌楼市崩盘了。
唐昭宗乾宁四年，敦煌居民张义全卖房，“东西一丈三尺五寸，南北二丈二尺五寸”，只卖了小麦“五十硕”，每平米才卖250元。唐昭宗天复二年，敦煌居民曹大行跟人换房，“东西三丈五尺，南北一丈二尺”的房子，仅估价“斛斗九石”，房价已经降到了33元一平米。
关于敦煌房价，目前能找到的文献非常之少，暂时还弄不清刚开始房价为什么高，后来又为什么暴跌。另外，鉴于中原和江南地区出土的唐代经济文献更加稀少，研究者也不敢确定在敦煌之外的其他区域是不是同时出现了房价暴跌的现象。
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敦煌房价暴跌之后，大唐朝廷和敦煌政府都没有出手救市。因为《新唐书》、《旧唐书》、《册府元龟》、《唐六典》等史书和现代的敦煌石室藏书释文汇编《敦煌资料》中均未曾出现相关内容。
因此，可以断定，唐朝中央政府从未降低房贷利率和首付，也没有找到敦煌地方政府为购房者提供补贴。那么，唐朝政府为什么不救市呢？
第一，当时没有专门的“房地产开发商”，所谓房地产交易只是在业主之间进行的二手房买卖，而业主们作为一盘散沙，是没有能力游说政府作出救市决策的。第二，当时房地产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领域所占的比重非常小，无论这个行业是否兴旺，都不会导致GDP下滑。第三，当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田赋和人头税，政府从来没有想过卖地生财，房价暴涨也好，暴跌也罢，只能影响地价。
可见，唐朝政府之所以不救市，倒未必是因为它更能替广大购房者着想，才容许房价不断下滑的，而是因为没有真正损害到政府自身的利益。
●为什么说李商隐是牛李党争的牺牲品
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它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消泯于清末，而唐朝可以说是科举制度真正发展起来的时期，它对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的选士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汲取，比较详明严密地开创了考试取士的规模，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也就是选贤任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般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就有了打破旧的严格的封建等级界线，进入仕途的机会。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双面的，有利必有弊。庶族们的平步青云让养尊处优的士族们感到强烈的心理失衡。于是，正当文人才子们都在寒窗苦读，为挤过这道狭窄的入仕门而争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的时候，一场政治斗争在文人间如火如茶地展开了。这就是“牛李党争”的时代背景。在当时，有两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牛僧孺、李宗闵对此毫不知情，一门心思想着如何中举，却在不知不觉中踏入了党争的泥淖。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长安制科考试，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策论中批评时政，得到考官的赏识，但因为二人的考卷中抨击了宰相李林甫，于是李林甫从中作梗，对二人久不续用。谁知此事却引致朝野哗然，争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谴责李林甫嫉贤妒能。唐宪宗迫于压力，只得将李林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至此，朝臣分成两派，互相对立。但真正的“牛李党争”，是在牛僧孺和李林甫之子李德裕上台之后开始的。
唐穆宗在位期间，牛僧孺曾一度为相，一次科举考试由牛党人物钱徽主持，其中牵涉李宗闵等人。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指斥李宗闵等人主持科考舞弊。
结果李宗闵等人被贬官，斗争逐渐趋于复杂化。就这样，朝廷中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两派，相互倾轧四十余年。牛李两党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李党力主摧抑藩镇割据势力，恢复中央集权；牛党反对用兵藩镇，主张姑息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