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人是什么来头，敢动荣德生呢？骆文庆是一个绑架集团的头目，日伪时期，他化名张明德，居浦东北蔡一带，纠集一批同党，是绑架集团中的嵘县帮，每次行动均周密策划，手辣心狠，绑票8年，从未被警察局抓获，积累了大量钱财。袁仲抒是另一个绑架团伙的首领，又名仲书、忠林，浙江诸暨人，二三十年代集结绑票团伙，四出作恶，被人称为嵘县帮中的“真魔王”。这两个人都要要财不要命的狠角色，多次在上海策划绑架案，但由于后台过硬，从未落网。
黄金荣得知这一消息后，一面打电话给毛森告诉他，自己已经查到是谁绑架了荣德生了，另一方面又派出手下去打听骆文庆和袁仲抒的下落。毛森在接到黄金荣电话的同时，也知道绑匪的情况，因为他们已经抓到了其中的一个主犯洛文庆。他也是这样交代的。毛森到这时才相信黄金荣是清白的，方才将守在钧培里和黄家花园附近的便衣警察全部撤回总部。
黄金荣虽然已经证明了自己没有参与这件绑架案，但为了更让人们相信他与这件绑架案毫无关联，决定亲自派人把主犯袁仲抒抓捕归案。从门生那听说袁仲抒携妻已到杭州，他立即派了一个得意门生到杭州去找双枪黄八妹。黄八妹原来是太湖游击队队长，后来成为了浙江省吴兴县参议员，与黄金荣有些交情。黄八妹接到黄金荣的信函和金条后，立即答应帮忙寻找。
再说匪首袁仲抒绑架荣德生得手之后，命刘瑞标驱车飞出沪西，把荣德生带到太湖一条雕龙刻凤的游船上。荣老先生被迷药迷昏了，一直昏昏沉沉，直到第二天才清醒过来。荣德生刚清醒，袁仲抒就跟讲出了自己的目的：“荣老先生，你也知道，我们只是一些要钱不要命的绑匪，只要你的家人交出足够的赎金，我们自然不会为难你，保证把你安全送回去，但如果你要耍花招，那么可不能怪我们心狠了。”荣德生对袁仲抒说：“你这位兄弟，我还不认识。抗战前，我原有300万只锭子，经过8年抗战，已经损失过半。你们这次要我出钱，讲一个数，我们商量着办吧！”袁仲抒一听，觉得这老头是个明理人，知道命比钱重要，很是高兴，痛快地说：“我们穷哥们也是被逼着干这件事的，如果老先生拿出50万美钞或金条，我们会把你安全送回家的。”荣德生随手从口袋里摸出一颗象牙私章，交给袁仲抒，说：“50万美金，就这样定了。你拿着这块图章，作为见证，找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接洽便可。”吴昆生接到袁仲抒电话后，立即向荣尔仁密报，荣尔仁当场就表示50万美金可以接受，但要绝对避免官方插手，拜托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作为联络人。
詹荣培与匪方碰面后，来到神州旅社316房，见到匪方代理人、华大企业公司吴志刚。经过数次秘密协商，于5月27日上午9时在劳工医院8号病房交款。吴志刚收到款后，立即向袁仲抒报告。袁仲抒将荣德生请上吴志刚的汽车，送到韦飞路口，由骆文庆代雇三轮车，陪送荣德生到麦尼尼路他女婿唐熊源家中，时间是1946年5月27日深夜23时左右。
5月30日，《新闻报》以头号大字标题发布消息：棉纱大王荣德生出绑。家属既不安排接见，亦不愿发表任何谈话。
5月31日，上海《立报》发表《恭贺出绑》的文章，称：“棉纱大王荣德生出绑了，这是值得恭喜的一事，向什么人恭喜？当然先向荣德生先生恭喜，恭喜他老人家脱险突出，安然归来，可以快快活活地度过抗战胜利后的端午佳节。其次，要恭喜当局的‘德威’，绑匪居然慑于德威，将荣先生释放，使当局好比佛面贴金，更加有了光彩。当然，到底是什么力量使荣先生出绑，这也不必去深究，好在肉票已经还璧归赵，总是天大的面子，至于绑匪的捉拿，那就不在话下了。”
明眼人一眼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使上海警察当局出尽了洋相。毛森认为，如不是处在捉拿绑匪时期，立即叫这家报社关门。说到抓捕绑匪的事情上，毛森只是从黄金荣口中得知：袁仲抒逃到杭州去了。但具体在哪却一点线索都没有。万般无奈之下，毛森亲自登门去请黄金荣帮忙。这时，黄金荣已经让黄八妹找到袁仲抒在杭州的住处了，他就是在等着毛森来求他，等着毛森来向他道歉，这样一来，原来被怀疑时受的窝囊气就可以消了。
既然毛森亲自带着一些礼品和四根金条来拜访黄金荣了，黄金荣也不为难他了，让自己的一个门生带着他去杭州找双枪黄八妹。黄八妹带着他们在新泰宾馆抓住了已更名为袁争飞的袁仲抒夫妇，之后，又顺藤摸瓜，先后将参与绑架案的15名绑匪抓捕归案，其中8人还被判了死刑。
至此，这起旧上海最大的绑架案才算落下了帷幕。在这件案件中，黄金荣虽然被人怀疑，甚至还被人监视自己的住宅，但最终这起案件还是在他的协助下才圆满地侦破，所以说，黄金荣当时在上海的实力尚未完全衰退。
★自白书感恩，第一帮主辞世
如果说解放前夕，黄金荣还保存有一定的实力，那么解放后的黄金荣就是彻底失势了。1949年，杜月笙决定离开上海去香港，在即将出发之前，他特意到钧培里去劝黄金荣同他一起离开，毕竟在“四一二”事变中，他们没少残杀共产党。杜月笙劝了黄金荣大半天，但黄金荣就是打定了主意要留在上海。他想：自己80多岁的人了，死在香港也就算了，怕就怕死在半路上，那自己可就真的太可怜了，而且自己这么大岁数了，想来共产党也不会太为难自己。杜月笙见黄金荣心意已决，于是，也就不多浪费口舌，自己携带家眷飞去了香港。
既然决定留在上海了，黄金荣自然要考虑靠拢共产党，从而减轻自己的罪孽。在上海即将解放时，黄金荣坚决不再参与国民党覆灭前的大搜捕和大屠杀，掩护一些地下党员，并进而支持他们接管上海，另外还通过杨虎，将国民党的一些物资财产造表记录交给了地下党，命令门生搜集帮会头目的情报，最后将400多名帮会头目名单交出，便于共产党做这些人的工作。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黄金荣还特地让人把黄家花园内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文行忠信”的匾额摘下砸毁。
做完这一切后，黄金荣回到钧培里才发现自己的儿媳妇李志清席卷了他的金银外汇财宝逃往香港去了，黄家更显得冷清了。黄金荣还来不及感伤，人民解放军就占领了上海。上海解放了，上海人民成了上海真正的主人，于是，要求清匪反霸的呼声就高了。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人民政府宣布成立。陈毅担任军管会主任、上海市长。市政府成立，人民有了可以“申冤”的地方，控诉帮会恶霸的罪行，要求从严惩处恶霸匪首的声音更是高涨。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公安局发动了著名的“四二七”运动，一夜之间一夜之间逮捕了8359名帮会、流氓、特务分子。黄金荣的门徒丁永昌、舒锦余、张全福、曹桂生、王琳、赵林和外甥邹政之等以流氓反革命分子罪名被逮捕。之后，镇压反革命的斗争自然就波及到了黄公馆。根据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解放前确立对上海帮会的方针，即只要他们不出来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于杜月笙和黄金荣这样的大头目，“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刘少奇语），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周恩来语），所以，共产党一直都没有动黄金荣，但人民不断要求惩治流氓大亨黄金荣。
上海政府经过慎重研究后，指出：“具名检举情况，说明群众政治认识与对人民政府之信任空前提高，但对此上海头号流氓之处理，为照顾策略，宜以削弱其实力，分化瓦解组织为主，于其本人拟继续伤写详细自白书公诸报端，由人民裁制。”于是，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召开市民座谈会，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上海市政府决定召见黄金荣训话。
关于黄金荣的罪行，上海市人民政府还做了专门的研究。概括地讲，黄金荣的罪恶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四一二”事变时组织“共进会”，协助蒋介石屠杀爱国志士；第二，勾结法帝国主义压迫人民；第三，非法以“吃讲茶”的方式敲诈勒索；第四，组织荣社等纵容门徒，为非作歹；第五，欺压周信芳等民间艺人。研究决定，由副市长盛丕华、市政协副秘书长梅达君和市检察署副检察长方行三人为代表，召见黄金荣，向黄金荣宣布政策不变，但要求他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进一步低头认罪。其中盛丕华与黄金荣是旧识，他是宁波人，过去曾担任过四明银行经理，创办过红棉酒家，在处理黄金荣的事情时，基本上都有他的出席。这样可以稳定黄金荣的情绪，使他不至于过于惊慌而无法谈话。召见的地点是在市政协的一间会议室内。当时的市政协设在和平饭店，也就是原沙逊大厦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