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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他人举荐——做官的捷径(1)

一、找到举茬自己的那个人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李白诗)通往官场的道路并不少,有的人能沿着这条道路破门而入,甚至登堂入室;有的人却终生徘徊在官场之外。除了种种主客观原因外,能不能找到通往官场道路的关键部位,并成功地打通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最为关键的部位还是握有最高权力的那个人,如果能把这个关键打通了,自然一通百通。春秋战国的那些游说之士,便是直接向这个核心关键进攻,如孔夫子、孟夫子、商鞅、苏秦等。封建帝制确立以后,这样的机会很少有了,此时的求权者只好等而下之,在核心关键的外围,甚至外围的外围去寻求突破口、切入点。

在古代,想要打通关节也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没有真本事不行,只有真本事,门路找的不准也不行。杜甫的诗才,在当时便被很多人所赏识,在一个“以诗取士”的时代,他的官运应该是很亨通的了,他在长安十年,一直在找门路,通关节,“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十分辛苦,也十分屈辱,可始终未得要领,不得其门而入。而有的人诗才未必如他,却能平步青云。

看来,打通关节也还是很需要些技巧的。

纵观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史,历代有识之士,皆认为贤才是治国之本,君主得贤才,则国无不安,名无不显;失去贤才,则国无不危,名无不辱。

历代的贤相、仁人志士对“荐贤”的重要性都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孔子在《论语·子路》篇中把“举贤才”看成是同“先有司,赦小过”并列的三大职责之一。孟子则把它提到“不举贤亡”的高度,并用“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的历史进行论证。宋王安石说:“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危以辱。”

对如何选拔、举荐人才,古代先哲们也提出了许多精湛的谋略。根据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他们认为“德才兼备”是举荐人才的标准。唐魏征认为“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兼具,始可任用。”曹操根据三国时期的战乱环境,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曹操认为贤才并不是一点缺点也没有的人,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可以举荐。曹操为选拔人才,打破东汉时期以封建“德行”和门第的选官标准,三次发布“唯才是举”令。在《论吏士行能令》中,提出“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的选官标准。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列举出大量的出身低贱而有所作为的历史人物,并提出“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在此方针下,有一大批有才能的人被曹操选拔重用。

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治人》、《举措》、《考黜》等文章中论述了用人之道。诸葛亮提出“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的治人谋略。诸葛亮还提出“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的命题,主张从下层、民间选拔贤才。为了整顿吏治,诸葛亮提出以五事做为考核官吏的标准,“迁善黜恶”,进用贤良,退去贪吏。

韩愈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马说》因而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事,史非罕闻。贤才的脱颖而出,往往需要有鉴别、选用贤才的伯乐。不然,“贤才”就像一块璞玉,永无发光之日。“贤才”不被社会所利用,他也就失去了展示其才能的机会与舞台。可见“伯乐”地位远远要比“贤才”重要得多。中国古代的祁奚就是位以任人唯贤为美德的“伯乐”。晋悼公曾问祁奚:“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奚回答说“解狐可。”晋悼公很惊奇:“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奚回答;“君问谁可以当南阳县令,并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呀。”过了一段时间,晋悼公又问祁奚:“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祁奚推荐祁午。晋悼公又很惊讶:“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祁奚回答:“君问谁可当尉,可没有问谁是我的儿子呀。”

狄仁杰曾经举荐张柬之有担任宰相的才能,于是武则天就把张柬之提升为洛阳司马。狄仁杰对武则天说:“我所举荐的人,是做宰相的人才,而不是做司马的人才。”张柬之最终被任命为宰相。狄仁杰又相继举荐了姚崇、桓彦范等几十个人,这些人都成为当时的名臣,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的贤才都出自您的门下啊!”狄仁杰说:“举荐贤能之士,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个人。”推荐贤人的“伯乐”可能和被推荐的“千里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作为一个有着优秀品德的高素质的“伯乐”来讲,这方方面面的关系丝毫不会影响“伯乐”发现“千里马”的标准。

“伯乐”的另一个素质还体现在“伯乐”本身就是有远见卓识的贤才。有了能识别“千里马”的“伯乐”,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千里马”。举贤者本身是人才,才能发现和举荐真正的人才。这就是英雄识英雄,人才识人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才是相互交往,相互联系的。《左传》称公孙枝是“其知人也,能举善也。”公孙枝是秦国著名将领,他举荐了孟明视,孟明视使秦国称霸西戎。淳于髡本身是齐国的官员,有次他一天就推荐了七个贤士,齐王很不放心,淳于髡回答说:“夫鸟同翼者而聚居,善同足者而俱行。”人才云集成团是个自然现象,贤能的人自然就会聚集在一起。

贤人的举荐过程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它从开始的简单化、无规律,逐渐形成一种系统化、专业化的过程。所以,仅仅依靠“伯乐识马”式的选材方式,还是远不能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历代的明君、贤相、仁人志士不断探索、寻求一种行之有效的“荐贤”方式,使胸怀韬略、才智过人的贤才不被疏漏;地位卑微、怀才不遇的,不被埋没。并源源不断地被举荐出来,为统治者效力。

管仲在齐国曾推行了推荐贤才的法令:乡一级负责人,在本乡范围内发现有“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告,谓之蔽贤,其五罪。”由此看出,推荐贤才已经被作为一种制度来执行。如果有政治人才和军事人才而没有被各级地方官员举荐出来,就叫“蔽贤”、“蔽才”。并分别根据情况给以处罚,分五等定罪,处以五刑。

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指出了两种举贤才的方法:一是推荐自己了解的贤才,自己不了解,别人了解,也不会埋没他。二是“选于众”、“举直”、“举善”,举荐那些正直的表现好的人。《论语·颜渊》中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所谓的“选”也是掌权者从众人中挑选贤才,当然要征求众人的意见。

孟子举荐的方法比孔子就先进多了。孟子主张既要充分征求人民的意见,还要实际调查了解:“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这是比较切实可行的举荐方法。左右亲信推荐了某人,这时不能用;诸大夫也说这人贤能,还是不能用;国都的人民都说这个人贤能,也不能马上任用,应该先去了解,发现他确实有才能,是个贤才,然后再任用他。这里已将少数人举荐的权力大大削弱了,主要考虑的是民意,相当于进行民意测验。但又不是只考虑民意,还要进行实际考查了解,既重民意,又重实践。这不失为举贤的良策。

汉高祖刘邦开始把用人取士完善成一种制度。汉代的主要取士制度是察举制。察举制至汉武帝时逐渐完备起来。汉武帝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诏举贤良方正。在应诏的一百多人里,董仲舒对当时的取士用人制度提出批评,他提出,选官主要考查人的才能,而不是以门第资格取人。通过各种途径选拔人才,不计家资,不问出身,打破封闭式的选才小圈子。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冬诏告天下实行察举制度。为了进一步完善察举制,汉武帝又推行举孝廉、茂才的选贤方式,就使察举制度逐步完善起来。此后,魏晋的“九品中正制”,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逐渐将这个制度完善起来。此外,还有武则天首创的“自举”,历代都有的张榜招贤。因为人间伯乐必然是少数,贤能之士很难遇上伯乐,加之其他一些因素,人才往往容易被埋没。自荐之法虽古已有之,而武则天把它正式做为一种选人制度,疏通了选拔人才的渠道,使一些贤能之士有表现发挥自己才华的机会。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成功谋略。

历史的变迁,朝代的更替,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得到贤士的国家便能昌盛,失掉贤士的国家便要灭亡。所以,王安石在《兴贤》中说:“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已而衰。”纣王杀了王子比干,箕子便披头散发装病。陈灵公杀了泄冶,邓元便离开陈国,全族人都跟随他走了。从此以后,殷朝被周朝取代,陈国被楚国灭亡。

燕昭王被齐国打败后,卑身厚布招贤,为郭隗筑黄金台,当老师侍奉他。于是邹衍、乐毅等名士来到燕国使燕国富强,大破齐国。从实力上讲,燕国远不如齐国,但燕国有勇气以小敌大,以弱制强,就是因为燕昭王任用贤能的缘故。

春秋时代的霸主也是依靠贤士摆脱困境的。秦穆公崤山之战受挫,便急忙依靠百里奚、蹇叔、公孙枝而称霸西戎;晋文公被骊姬逼得无处存身,立即依靠咎犯、赵衰、介子推而终于回国当了国君;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围困在会稽,及时依靠范蠡、文种而在南方称霸;齐桓公在长勺打了败仗,便任用管仲、宁戚而使天下得到安定。在困难处境中依靠贤人,相信贤者,发挥众人的才智,扭转被动局面,既摆脱困境,又能取得胜利。

“千里马”不同于普通的“马”,它应享有高于普通“马”的待遇。这样,它才能具有驰骋战场的威力并展示它飞奔千里的才华。同样,对待贤人,首先要尊重人才爱惜人才,人才才能被紧紧地吸引到自己身边。

古人提倡明主贤臣礼贤下士,“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者奚由尽忠哉?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乐而后至也。”可见,尊重人才、爱护人才,是得到人才拥护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隋文帝杨坚建国之初,曾作书给当时德高望重的张羡,恳请他能入朝辅佐。见面时,身为帝王的隋文帝不让张羡下拜,并“降揭执手,与之同座,宴语久之”。张羡劝文帝俭约,文帝“优诏答之”。如此敬贤,从善如流,隋文帝能开创二十年兴旺局面也不是偶然的。人才能被任用,首先要被尊重,没有尊重与信用,一般人际关系尚难相处,何况君臣治政!

朱元璋在没有完全夺取天下的时候,就开始爱才、惜才。朱元璋认识到儒士对他取得天下、治理天下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尽管当时朱元璋仅占江南一隅之地,军粮不足,经济十分困难。但朱元璋仍然从有限的财力中拔出专款,为儒士建造了一座礼贤馆,以示尊崇。正是由于朱元璋尊重人才的态度,才吸引了大批儒士。一时韬光韫德之士幡然就道,共同辅佐朱元璋成就大业。

端正了用人思想,还必须有正确的人才实践。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好比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古今有作为的帝王将相、首脑人物和有识之士,都十分讲究用人策略。曾先后提出“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拘一格、出类拔萃”、“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知人善任”等精辟而富有哲理的人才思想、原则和方略。

二、举贤不避朋友之亲

朋友原有“益友”与“损友”之分,也有“道义之交”与“酒肉之交”之别。孔子告诫世人要交益友不可交损友。当然,益友有所谓“刎颈之交”,“生死之交”,这是友情的最高境界。故古人常以“得一知己足矣”而感叹。

益友得道,友人享福。在封建权力场上,若益友一朝得势,朋友常能搭便车,不费多大力气走做官捷径。

春秋时代,鲍叔牙和他的挚友管仲(名夷吾)分别做了齐国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师傅。管仲为了自己所辅佐的公子纠能当上国君,曾箭射公子小白。然而,公子小白却在鲍叔牙的辅佐下当上了齐国的国君,是为齐桓公。齐桓公登位后,一方面重用鲍叔牙,欲用他为相;另一方面要报一箭之仇,欲杀死管仲。

然而,高风亮节的鲍叔牙却不愿接受相位,他深知管仲的奇才,是能够帮助齐桓公称霸天下的良相。因此,鲍叔牙竭力向齐桓公推荐管仲。

一天,鲍叔牙入宫见桓公,先向他表示慰问,后向他庆贺。

桓公问:“为了什么事向我慰问呢?”

鲍叔牙说:“子纠是你的哥哥。您为国而灭亲,实在是不得已,臣怎么敢不来慰问?”

桓公又问:“那么,你要向我庆贺什么呢?”

鲍叔牙说:“管仲是天下的奇才,臣已经把他带回来了。您得到一位贤相,臣怎么敢不庆贺呢?”

提起管仲,桓公咬牙切齿,早已按捺不住,鲍叔牙刚一说完,他便气汹汹地说:“夷吾射中我的带钩,差点要我性命,他的箭我还留着。食其肉、寝其皮也不解我心头之恨,难道还可以用他吗?”

鲍叔牙说:“做人臣的各为其主。夷吾射带钩的时候,知道有子纠不知道有您。您如果任用他,他可以为您射得天下,岂只是一人的带钩呢?”

桓公怒气仍然未消,说:“看在你的面子上,赦免他的罪,不杀他。我不想用他,你不要再说了。”

鲍叔牙只好退了出来。他将管仲接到家里,朝夕谈论,伺机再荐。

齐桓公论立君之功,高国世卿都加封了采邑。齐桓公想授鲍叔牙上卿之职,任用他来处理国政大事。鲍叔牙说:“您对我施加恩惠,使我不受冻挨饿,我知道这都是您赐予的。至于说治理国家这样的大事,就不是臣所能胜任的了。”

桓公说:“寡人了解你,你不要推辞。”

鲍叔牙说:“您所说的‘了解’,只是知臣做事小心慎重,循礼守法而已。这些只是一个平庸臣子的德性,不是治理国家的大才。那些治理国家的大才,能内安百姓,外抚四夷,有大功于王室,布恩泽于诸侯;国有泰山之安,君享无穷之福;功垂金石,名播千秋。这是有王佐之才的人才能担当的大任,臣怎么够得上呢?”

桓公听后,兴趣大增,促膝向前,问道:“像你说的那种人,当今还有没有?”

鲍叔牙说:“您如果不需要这样的人,就不说了;一定要用的话,难道不是管夷吾吗?”桓公默然不语。鲍叔牙又说:“臣有五点不如夷吾。”桓公抬起头看着鲍叔牙。叔牙接着说:“对民宽缓,施恩于民,使其安定,臣不如他,这是其一;治理国家不丧失根本,臣不如他,这是其二;用忠和信使百姓凝聚,臣不如他,这是其三;制定礼仪制度,使四方之人效法,臣不如他,这是其四;拿起鼓槌,站在军门擂鼓,使百姓增加斗志,奋勇向前,臣不如他,这是其五。”

桓公听后,停了一会,说:“卿可与他一起来,寡人要考察一下他的才学。”

鲍叔牙说:“对于非常之人,一定要用非常的礼节来对待。您应当选择个吉日,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天下的人听说您能尊敬并礼遇有才能的人,不计私仇,谁不愿意到齐国为您效力呢?”

桓公点了点头说:“寡人听你的。”于是,刘桓公让太卜择好吉日,准备去郊外迎接管仲。

鲍叔牙先将管仲送到郊外的公馆里。到了日期,三次洗浴,三次用香水涂身。所用衣帽袍笏,和上大夫一样。桓公亲自去迎。

百姓们听说国君去迎一位贤人,都出来观看。远远地见仪仗中间拥着几辆车子,马头两边红绸飘舞。乐声、串铃声和马蹄声,越来越响。中间一辆车上,有一人同桓公并排而坐,身躯伟岸,气度不凡。近前一看,却认得是射桓公的管仲,个个惊讶得半晌合不拢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