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为纪念毛泽东九十诞辰，由中央档案馆编辑，档案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和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了《毛泽东题词墨迹选》和《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两部墨迹册。前一册收入了毛泽东1938年到1965年间的题词163幅。这不禁使人联想到他近60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也从中一睹了他日臻完善、绚丽多彩的笔墨艺术。一幅幅题词都是历史的印证，把人们带回到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带回到建国后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它教育了人的思想、陶冶了人的情操，也给了人美的享受……
和历代书法大师所不同的是，毛泽东的书法是在战事频繁、斗争复杂的环境中；是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紧张指挥中；是在引导中国革命由挫折失败走向胜利的日理万机中形成的。毛泽东在书法艺术实践中始终坚持政治第一，从不为艺术而艺术。这与他终生献身于人类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的品格是协调而统一的，我国历史上有些书法大家，把自己的字当作晋升的砝码，作为炫耀的标记，甚而不乏四处涂鸦者。毛泽东在这方面充分显示了革命家高度的原则性。
现存最早的题词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屈辱地接受了日本在5月7日提出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反抗，以为奇耻大辱。当时，毛泽东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一师的学生组织学友会举行了反对日本的“二十一条”和其他外国列强欺凌中国的抗议活动。
第一师范的一位爱国教员石广权愤而将此事始末及日本侵华数十年史实，并灭亡朝鲜惨状、越南亡国惨状等，写成7篇文章，附录有中日贸易比较，辑成一书，由学校学生集资刊印，书名《明耻篇》。全书辑有七篇文章和一个附件。文章为：（一）救国刍言；（二）中日交涉之前后状况；（三）已签字之中日新约及交换照会；（四）请看日本前此计灭朝鲜之榜样；（五）日本祸我中国数十年来之回顾；（六）高丽亡国后归并日本之惨酷情形；（七）越南亡国惨状略述。附件为：中日贸易出入额之比较。卷首有石广权写的《感言》。书中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灭亡朝鲜，法国灭亡越南以及袁世凯卖国的罪行，并陈述了救国方法，力图唤起人们不忘国耻，奋起挽救民族危机。
毛泽东读了这书，十分激动，在封面上，毛泽东写下了四句题词，表示了报国仇雪国耻的决心：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手迹中最早的一个题词。青年毛泽东对军阀政府的愤慨、满腔爱国救亡的理想，跃然纸上。
在这本书的后面，毛泽东还写了跋语：“此文为第一师范教习石润山先生作。先生名广权，宝庆人。当中日交涉解决之顷，举校愤激，先生尤痛慨，至辍寝忘食。同学等集资刊印此篇，先生则为序其端而编次之云云。《救国刍言》亦先生作。”
6月25日，毛泽东把《明耻篇》寄了一本给自己的友人湘生，信中说：“又《明耻篇》一本，本校辑发。于中日交涉，颇得其概。阅之终篇，亦可得新知于万一也。”
《墨迹选》中的历史足印
“实事求是”这幅题词，是1941年冬为中共中央党校题写的。这四个大字反映了延安整风的重大成果，闪耀着马列主义思想光辉。遵义会议以前，王明等理论脱离实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一切从教条主义出发，夸夸其谈，装腔作势，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钦差大臣满天飞。结果给革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红军主力不得不离开艰难创造的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延安整风，全党的思想才端正过来，“实事求是”精神蔚然成风。从题词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倡“实事求是”精神是不遗余力的。延安期间他还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实事求是，力戒空谈”等题词。建国后，1955年又题写了“实事求是，努力工作”等等。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两幅题词，使人想起1943年前后在抗日根据地兴起的大生产运动。那时，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重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亲自参加了种菜、纺线等劳动。王震同志率领三五九旅指战员开赴南泥湾，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劳动生产中去。领导们言传身教，广大指战员的模范行动，鼓励了各根据地的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成了战胜经济封锁、坚持抗战到底的巨大动力。
“为人民服务”、“为全体军民服务”、“为群众服务”、“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等等，这是毛泽东几十年来，谆谆告诫全党同志必须坚持和发扬光大的最重要的原则精神。
“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正义战争必然要战胜侵略战争”、“光明在前”、“一切为着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反攻”这些题词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坚定了必胜的信念，鼓舞着抗日军民在强敌面前不畏缩、不退却、英勇顽强地斗争，不断壮大人民自己的力量，终于使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由弱变强，在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帮助下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庆祝康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一定要根治海河”等题词，给我们打开了一幅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壮阔画卷，这一段历史在人民头脑中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
“为自由的中国而斗争”
1938年5月10日，在武汉出版的《自由中国》第2期的扉页上，庄重地发表了毛泽东为该杂志的创刊题词：“一切爱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的中国而斗争。”这是在国统区内第一次公开发表毛泽东的题词手迹，给正在浴血奋战中的武汉人民以极大的鼓舞。这篇题词是怎么来的呢？
那是1938年初，杨朔由前线辗转来到武汉，被江城热浪奔腾的团结抗战气氛所感染，他找到自己的同乡和亲戚、诗人臧云远，提议办一份名叫《自由中国》的综合性文艺刊物，用以动员民众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抗战，得到臧云远的赞同。筹备过程中，由臧云远在武汉负责组稿。杨朔曾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了武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情况，谈到刊物的创办，并提出请毛泽东为该刊题词，毛泽东答应了，欣然命笔写下这幅题词。毛泽东的题词由杨朔从延安带到武汉。
出于对当时时局发展的考虑，经过编者的研究，在《自由中国》创刊号上，首先发表了郭沫若3月9日的题词：“要建设自由的中国须得每一个中国人牺牲自己的自由。每一个中国人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的解放。中国得到自由，则每一个中国人也就得到自由。”而将毛泽东2月1日的题词推迟到第2期发表，在同期上，还发表了杨朔的报告文学《毛泽东特写》，描绘了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演讲的动人风采，通过毛泽东在人民中间的一个侧面，在武汉文坛上第一次表现了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作为中流砥柱的党的领袖的光辉形象，是我国报告文学中较早表现毛泽东伟大形象的篇章。
在毛泽东题词的鼓励和鼓舞下，《自由中国》成为一份思想倾向进步、政治色彩鲜明、艺术风格独具的革命文艺月刊。由于杨朔因故南去香港，刊物由臧云远、孙陵主编，阎云溪发行，它团结了一个实力雄厚的作者群，郭沫若、周扬、老舍、田汉、阳翰笙、郁达夫、夏衍、姚雪垠、刘白羽，于黑丁、臧克家、凯丰等都是它的经常撰稿人。在刊物上，曾发表过老舍的《浴奴》、姚雪垠的《北龙港》、谢挺宇的《黑牢红流》等小说，和周扬的《抗战时期的文学》、郭沫若的《抗战与文化》等重要论文；丁玲的《彭德怀特写》，朴实生动，别开生面，展示了彭大将军戎马倥偬的战斗英姿；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发表后不胫而走，广为传唱。《自由中国》高举着“为自由的中国而斗争”的火炬，成为抗战初期一份有影响的文艺刊物。
“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蒋灿，现名蒋光丙。抗日战争时他任陕西省卫生总部科长、远征军兵站医院上校、院长等职。1938年1月，国联派出防疫队到中国，分赴华南、华北、西北和华中地区。蒋灿1938年11月受国联防疫团派遣，带领华北防疫团第三防疫组到达延安，进行卫生防疫工作。
1930年7月，蒋灿在回西安前，延安卫生部长姜齐贤请毛泽东为蒋灿题词留念。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向统一战线上的朋友宣传并强调了坚持持久战的思想。他挥毫写道——
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抗日战争中人人努力，个个奋进，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能胜利的道理。
可以见想，蒋灿拿着这幅题词回西安，在他的亲朋好友及爱国人士中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红彤彤的“人道主义”
一提“人道主义”，仿佛这是个资产阶级的专用词似的，但在毛泽东笔下，“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骤然闪烁出一片红彤彤的革命热情与无产阶级的高尚情操。
1937年8月，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委卫生学校，改名为八路军卫生学校。1940年迁至延河东岸，离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不远。9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卫生学校命名为中国医科大学，成为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培养医疗卫生人才的最高学府。
1941年，中国医科大学的第一期学员就要毕业了。“能不能请中央首长给我们做些指示。”同学们“奢望”着。校长王斌把大家的心愿转告给延河对岸的毛泽东：“主席，我们十四期学员就要毕业了。这是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希望您能给我们作个指示。”“好呵！”毛泽东在电话里爽快地答应了。
夏初，毛泽东的题词送来了。王校长仔细端详之后，连赞“好词！好词！好字！好字！”随即派人放大、裱贴之后，分别悬挂在校部大礼堂、十四期教室和学校图书馆的高墙上，作为党的医疗卫生工作者的座右铭。
1941年7月15日，在新建的学校大礼堂召开的“纪念中国医科大学建校十周年和军医十四期毕业典礼”大会上，颁发给同学们的毕业证上，毛泽东“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题词，用鲜红的大字印在毕业证书的正面，下面套印着中国医科大学的校训：“团结、紧张，仁慈、谨慎”。
以后，“革命的人道主义”渐渐从狭义的医德精神扩大为无产阶级战士的共产主义道德观。
两个时代的英雄楷模
1947年1月，阎锡山的部队突然包围了山西文水县的一个小村——云周西村。村妇救会秘书、15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同其他6名村干部被捕。阎匪军用铡刀将那6位村干部铡死后，威逼刘胡兰说出村里掩藏布匹的地方和村里的共产党员。刘胡兰说：“布匹藏在哪里我不知道。共产党员就是我一个！你们说吧，让我咋个死法？”敌人暴跳如雷。吼道：“你要不说，也一样铡死你！”刘胡兰坚定地说：“怕死就不算共产党员！”说完，“登、登、登”走过去躺在铡刀下，对掌刑的说：“铡刀没放正，放正了再铡！”就这样，刘胡兰英勇就义了。
3月，刘胡兰的事迹辗转传到刚刚撤离延安到达王家坪的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静静地听完汇报，深受感动。为了悼念这位还是个小姑娘的女共产党员，他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请人送到刘胡兰的故乡，以寄托他对这位小女英雄的哀思与敬意。
那时候，正是我党我军处在敌人疯狂进攻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的题词具有重大意义。它激励全党、全军和全体人民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不久，新华社播发了刘胡兰的英雄事迹，一个以英雄为榜样，忠于党、忠于人民，勇于为革命献身的学习热潮，在全边区迅速兴起。
20世纪60年代以后，雷锋的故事家喻户晓，雷锋以他平凡岗位上的不平凡的业绩，成为新中国人民子弟兵的典型，一代青少年学习的榜样。直到今天，“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共产主义品德仍然是当今社会提倡精神文明建设的美好风尚。
1962年8月，雷锋因公殉职。共青团辽宁省委在全省青少年中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1963年2月，首都几家大报先后刊登了雷锋日记摘抄。其后，团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活动的通知，《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也准备出版学习雷锋专辑，向全国青年推荐。
在编辑部的讨论会上，有人提出请毛主席为雷锋题词的想法，得到一致赞成。就这样，《中国青年》编辑部向毛泽东发出了请求题词的信函，这是1963年2月16日或17日的事。一周后，编辑部接到来自中南海的电话：主席为你们的题词已经写好，请你们派人到中南海西门来取。几十分钟后，当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几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展现在编辑部的办公桌上时，全体工作人员无不欢欣鼓舞。毛泽东的题词手迹立即被制版作为插页，刊登在1963年3月2日出版的第五、六期《中国青年》杂志——学习雷锋同志专辑上。
毛泽东题词的消息很快传遍新闻界，各报纷纷要求刊登毛泽东手迹原稿。与此同时，解放军报也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常委请求题词。为了使老一辈革命家的题词能最广泛地产生影响，推动学习雷锋运动的开展，经过中央办公厅协调，定于3月5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首都各报3月6日见报。于是，1963年3月5日，被作为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日期，写在史册上。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淮河是中华民族古代经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它横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全长1000公里。然而，从公元1194年黄河夺淮以后，淮河水宣泄不畅，淮河流域“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常常出现“千村人踪绝，万户断炊烟”的惨状。两岸人民历经沧桑，饱受苦难。
1949年夏，一场特大的洪水洗劫了刚刚解放的淮河儿女，数百万灾民无家可归，扶老携幼四处逃难。第二年夏天，河南与安徽的交界处暴雨成灾，淮河水猛涨。华东防汛指挥部急电中央：淮河中游水势仍在猛涨，估计可能超过1931年最高洪水水位。
毛泽东拿着电报，看了一遍又一遍，心急如焚，思索良久。他考虑的不仅有目前的救灾，更想根治淮河，为那里的百姓创造长久的平安。他拿起笔来把电报批转给周恩来：“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
1950年淮河的灾情不断扩大，华东军政委员会在向毛泽东汇报的紧急电报写道：“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被淹田亩总计3100万亩，占皖北全区1/2强。已报告的房屋被冲倒或淹塌有80余万间，其中不少是全村沉没。耕牛、农具损失极重（群众口粮也被淹没）。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受灾人口共990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
读罢电报，毛泽东牙紧咬着，拳紧攥着，强制自己不让眼泪流出来。他一边看电报，一边用铅笔在“不少是全村沉没”、“被毒蛇咬死者”、“统计489人”等触目惊心处重重地画着横线。泪水终究没有闸住，顺着脸颊不住地往下淌，浸湿了衣襟，滴满了电文。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急急忙忙赶了进来，看到毛泽东的样子，他吓了一跳。什么事使这位意志顽强、宁折不屈的硬汉子泪如雨洒？毛泽东举了举手中的电报，痛心地说：“家英哪，淮河又来了电报，惨得很哪！”
田家英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他不敢看毛泽东的眼睛，轻步走到他跟前。毛泽东双手颤抖，声音哽咽，一字一句地念着电报。强烈的悲痛无法抑制，泪水模糊了双眼，毛泽东念不下去了。站在一旁的田家英早已泪流满面了，他感情不能自控，更不知道如何劝慰毛泽东。
“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毛泽东把电报往桌子上一拍，铿锵有力地说。他立即批示周恩来：“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8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要做千年来历朝历代没有做好的事情：根治淮河水患。为了商讨治淮方案，1950年深秋的一天，毛泽东邀请邵力子和傅作义到他中南海颐年堂住处，征求两位专家的意见。
进屋后，邵力子发现书桌上文房四宝还没有收拾，写好的字幅上墨迹也还未干透。就问：“主席正在写字？”
毛泽东神秘地笑笑，说：“是啊。我刚才做了个谜，想请你这位清朝举人给解一下。”毛泽东说着拿起宣纸递给邵力子。只见上面写着两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治淮”。
毛泽东说：“邵先生，我可是个续字谜啊！”说完拿起一支香烟，用火柴慢慢地点燃，轻轻地吸了一口。
邵力子拿着字正在端详琢磨，毛泽东见他一副既认真又纳闷的样子，朗声大笑起来：“邵先生，这续字谜只有两个字。”
邵力子恍然大悟，也笑了起来，说道：“方案！”
“对啊！”毛泽东笑着说：“今天请二位来，就是为治理淮河的方案，听听你们的意见。”
接着，毛泽东又风趣地对邵力子说：“先生当年做过西京王。记得我们红军一到陕北就听到老百姓美传先生是大禹治水。先生重视黄河水利，先后修建了泾惠和洛惠两大渠，还有龙门闸、风陵渡的工程很浩大嘛。陕西的老百姓至今仍在流传先生当年治水的故事。”
邵力子谦逊地说：“主席太过奖了。当时是国民党执政时期，我那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怎能与今天共产党和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相提并论，无足挂齿矣！”
毛泽东又说：“先生在那时的作为，今天看来也确实是难能可贵啊！今天请先生来，一是想听听先生的意见，二是如先生能离京去实地考察，那是最好不过。这就是我那续谜的谜底。”
毛泽东又转过脸对傅作义说：“将军是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虽然将军带兵打仗几十年，但将军博学水利工程，对我国的水利情况是了解的。请将军拟定一个全面的兴修水利方案。要想改变我国的贫困面貌，看来首先要大兴水利建设。能把几千年来的水患化害为利，那可是造福于民啊！”
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轰轰烈烈的治淮工程启动了，整个淮河流域沸腾了。逃难的灾民纷纷返回故乡，请缨参战。他们组织起来打石备料，造船运输，做准备工作，希望早日开工。工程技术人员风餐露宿，加紧勘察设计。一支由党政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医务工作者和数百万民工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治淮大军，像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时支援前线一样，身背行李，肩扛铁锹，推车挑担，奔赴治淮第一线。
毛泽东看到治淮盛况的报告，无比兴奋。他激动地举着报告，连声对田家英说：“你看看，多好的人民，多好的人民啊！”机不可失，气不可泄。毛泽东立即批示：“周：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1950年冬至1951年春，根治水患的基础工程，淮河防洪大堤以及大量的支流除涝动工了。毛泽东应水利部长傅作义的提议，欣然为治淮工程题词：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8个大字洒脱、遒劲，洋溢着毛泽东的喜悦与自信，表达了中国人民改造山河的雄心壮志和坚强决心。
1951年5月，毛泽东派出了以邵力子为团长的中央治淮慰问团，赴治淮工地，看望和慰问治淮全体员工。邵力子把中央治淮慰问团的慰问信和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亲笔题词的锦旗授予治淮委员会及各省治淮指挥部，并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问候，他说：“毛主席、周总理非常关心治淮工程，特派我们来看望你们，并代表他们和中央人民政府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诚挚的敬意！”
在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淮河两岸的人民经过30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征服了淮河水害，结束了淮河流域“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历史。淮河大地出现了空前兴旺发达、欣欣向荣的局面。
慷慨挥毫与“不拟应命”
毛泽东虽然日理万机，但他在纪念现代史上的重大革命事件、伟大人物，在促进民族团结，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上，促进国际和平进步事业上是不惜笔墨的。他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二七烈士纪念碑、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遵义会议会址、爱晚亭、瑞金的光荣亭等名胜题词；为方志敏墓、鲁迅墓、刘志丹墓、刘胡兰、雷锋等题字、题词；为《人民日报》、《人民画报》、《中国青年》、《中国少年》乃至《辅导员杂志》等数十种杂志、报刊题写刊头；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为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地方报纸《锡林郭勒日报》，为西藏、新疆、广西等少数民族自治地区题字；为日本友人，为其他国家的朋友题字等等，数不胜数！他甚至还为上海南洋中学一群学生办的壁报题写了“青锋”二字。
但对来自他的家乡、他的老同学、老朋友的一些请求却慎之又慎。1958年7月，毛泽东婉拒了老朋友周谷城想请自己为他的书作序的请求，在信中说：“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
1968年12月17日，他还拒绝了湖南请他为一次纪念会题字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