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喜欢看古装戏，喜欢听京剧，而且不同时期偏爱不同的戏。就戏的内容而言，它来源于生活，浓缩于生活，戏中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感情寄托总是不同程度地与现代人的生活相契合，当两者达到沟通时，自然会唤起人们的无限遐思，从而产生强烈的心理和情感的共鸣。
毛泽东放声高唱《空城计》
毛泽东喜欢听京剧，看古装戏。不同时期偏爱不同的戏。转战陕北时，他爱听并时常唱几嗓子的是《空城计》、《草船借箭》。毛泽东对京剧的偏爱，不仅仅因为他爱听爱看，而且因为他自己喜欢唱。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率中央纵队转战陕北时，一次在葭芦河一带避开敌人的围追堵截后，便在原地休息，毛泽东就和警卫排的同志坐在一块青石板上聊天，谈笑风生。这时侦察员又来报告，说敌人怕中埋伏，已停止追击，就地宿营了。只见毛泽东微笑地点点头，并不觉奇怪。他凝望山下，忽然把头一晃，唱出了两句京腔：“我坐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番营，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这是《空城计》里诸葛亮的一段唱。毛泽东这一番轻松自如的唱足以说明了他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同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番唱既消除了战士们的紧张情绪，也鼓舞了士气。
在西柏坡时，毛泽东要指挥三大战役，他休息脑筋的办法就是听京剧唱片。据毛泽东当时的卫士李银桥回忆，那时候毛泽东喜欢听高庆奎的《逍遥津》、言菊朋的《卧龙吊孝》、程砚秋的《荒山泪》，高兴了自己也哼几句《群英会》。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大军过江前后及进京后，毛泽东曾经多次看《霸王别姬》，还让其他中央领导去看，看到项羽穷途末路时，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感触甚深，告诫人们不要学楚霸王。
据李银桥回忆：一次，毛泽东看《霸王别姬》，看到楚霸王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与虞姬生离死别，他的睫毛时常抖个不住，眼睛里湿漉漉的。他是很爱动感情的。他用一根指头按住李银桥胸前纽扣，用沙哑的声音说：“不要学楚霸王。我们都不要学！”
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也就是俗称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又一次提到《霸王别姬》，他说：“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个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从此以后，“西楚霸王”便成为党内批评作风不民主的代名词了。
看《穆桂英挂帅》
《穆桂英挂帅》讲的是传说中的宋朝女将穆桂英抗击辽国入侵的故事，也是毛泽东喜爱的剧目之一。有人考证，毛泽东最早观看京剧《穆桂英挂帅》，应该是l945年8月重庆谈判期间。当时，蒋介石为欢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国民党的中央干部学校举办为期三天的文艺晚会，特邀在重庆的各界人士参加。第一天晚上招待美国大使赫尔利；第二天晚上招待英国大使；第三天晚上招待苏联大使，并邀请了毛泽东。
当晚六点半左右，毛泽东与苏联大使罗申大使乘坐的轿车停在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大礼堂门前。蒋介石从休息室出来迎接毛泽东和罗申大使。当毛泽东与蒋介石步入剧场时，全场起立，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开演前，蒋介石上台致欢迎词，毛泽东致谢词。那天晚上演出的是京剧《穆桂英挂帅》。毛泽东坐在蒋介石与罗申大使中间。九时许，舞台休息，毛泽东与罗申大使离座告辞，蒋介石亲自送他们上车，尔后又返回座位继续观看京剧。
《穆桂英挂帅》也是梅兰芳先生的拿手好戏，毛泽东不仅现场观看过梅兰芳的演出，还珍藏了梅兰芳的唱片。在毛泽东的遗物中，梅兰芳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唱片为中国唱片厂制造的密纹唱片。装唱片的纸袋，一面为剧照，一面为说明和唱词。从说明来看，唱片正面播放时间为12分12秒，配有两段唱词；唱片反面播放时间为8分20秒，配有一段唱词。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天津的一次谈话中，直言告诫：我们应该做战争的准备，要武装起来，全民皆兵。前天你们唱的《泗州城》的戏，要学唱，多唱打仗的戏，少唱点《梁山伯与祝英台》。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说：全民皆兵，有壮气壮胆的作用。我就赞成唱点《穆桂英》、《泗州城》那些讲打的戏。《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可以唱，要少一点，祝英台太斯文了。女将穆桂英比较好，还有花木兰。
为进一步扩大穆桂英的影响，1959年4月24日，毛泽东专门给周恩来写信，说：“曾在郑州看过河南豫剧《破洪州》颇好，说穆桂英挂帅的事，是一个改造过的戏。主角常香玉，扮穆桂英。可调这个班子来京为人民代表演一次。”
1959年，适逢建国10周年，毛泽东看了梅兰芳表演的《穆桂英挂帅》后，对梅兰芳说：“这个戏很好。看得出是你舞台生活40年的集中表演，也是你老年的代表作。”建国后特别是“反右”斗争开展以后，毛泽东出于“古为今用”的考虑，在对一些传统剧目大张挞伐，并贬低一些缠绵悱恻的才子佳人戏的同时，称赞和推荐了一些虎虎生气的剧目，《穆桂英挂帅》即是其中之一。其目的是鉴于紧张的国际局势，提倡全民皆兵。
《穆桂英挂帅》中的主人公穆桂英在杨家将男儿为国捐躯，后继乏人的情况下，毅然挂帅出征抗辽，大破天门阵，其勇于斗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与毛泽东的个性及政治思维方式产生了强烈共鸣。除此之外，该剧也突出反映了毛泽东的妇女解放观念。全民是否“皆兵”，对壮年男子来说不存疑问，关键在于占“半边天”的妇女。故而毛泽东没有推荐那些特别强调具有同样主题的武生戏，而是推荐穆桂英、花木兰这些几乎已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妇女英雄的“原型”人物，激发全民意志。
毛泽东历来认为，传统中国社会中妇女受压迫最深，妇女的解放是劳动人民解放的重要尺度。用穆桂英、花木兰这些巾帼英雄感召妇女，激励妇女，其宣传感染效应是巨大的。女民兵兴起后，毛泽东特意赋诗一首以彰其迹：“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练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字里行词，跃动着对现代穆桂英、花木兰的呼唤和深情。
“要打倒贾桂！贾桂是谁也看不起的”
毛泽东也很喜欢看京剧《法门寺》。这部戏里有两个典型人物，一个是太监刘瑾，在明武宗时代气焰遮天，实际上是明朝“内阁总理”，掌握国家大权的；另一个是刘瑾的手下人贾桂，是一个十足的奴才。
建国初期，毛泽东有一次在长安大戏院里看《法门寺》、《打渔杀家》。当《法门寺》演到刘瑾接过状子之后，看见贾桂还在一旁站着，叫贾桂坐下，贾桂说：“我站惯了”的时候，毛泽东指着贾桂说：“你看，他真是一副奴才相，人家叫他坐下，他说站惯了。”倒霉的贾桂成了毛泽东眼中的奴才典型。
那天，在返回香山的途中，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警卫员们说，《法门寺》里有两个人物很典型，一个是刘瑾，一个是贾桂。刘瑾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好事，惟独在法门寺进香时，纠正了一件错案，这也算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贾桂在他上司的面前，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十足的奴才相。我们反对这种奴才思想，要提倡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要有自尊心。
毛泽东一生最深恶痛绝的就是屈服，他的这种不屈服不怕邪的精神，体现在对许多重大事件的抉择上，特别是事涉国家主权和尊严，他更从不让步。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和心态往往通过谈文说艺表达出来。
在1956年和1958年毛泽东借“打倒贾桂”多次表述出他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精神。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在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说：“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这样说：“京剧《法门寺》这个戏里有个角色叫贾桂，他是刘瑾手下的人。刘瑾是明朝太监，实际上是‘内阁总理’，掌大权的人。有一次刘瑾叫贾桂坐下，贾桂说：我站惯了。不敢坐。这就是奴隶性。中国人当帝国主义的奴隶当久了，总免不了要留一点尾巴，要割掉这个奴隶尾巴，要打倒贾桂作风！”
此外，毛泽东还曾在一个报告上批示：要“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在毛泽东的语言里，贾桂是奴隶性的代名词，打倒贾桂，就是打破对大人物、洋教条、大国、强国的迷信。
他没有理睬那个倒霉的老和尚“法海”
看戏时，毛泽东是很爱动感情的，也很容易入戏，有时甚至是全身心的投入，从而达到至高的艺术享受。《白蛇传》是让毛泽东最动感情的戏。1953年到1954年，他连续看了几遍，每次看都流泪，鼻子呼呼地透不过气。
最令人震惊和难忘的则是1958年毛泽东在上海时看《白蛇传》时的动人情景。1958年毛泽东来到上海后，市委负责同志为他准备文娱活动，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想了想，说到：“还是看场《白蛇传》吧。”
于是，市委决定由一名姓李的演员领衔主演《白蛇传》。
晚上，毛泽东驱车来到上海干部俱乐部礼堂。观众们都已坐好，一见毛泽东走进来，都起立鼓掌。毛泽东一边向观众们把手致意，一边由工作人员引导走向前排。当时在前排就座的是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对党内领导干部从来不讲客套，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再一次向后边的观众招一下手，便坐下来了。
演员早已做好准备。毛泽东一坐下，锣鼓便敲响了。毛泽东稳稳地坐在沙发里，静静地一动不动，卫士忙帮他点燃了一支烟。毛泽东看戏是很容易进入角色的，一支烟还没吸完，便拧熄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演员。他的烟瘾那么大，却再不曾要烟抽。他在听唱片时，会用手打拍子，不时还跟着哼几嗓子。看戏则不然，手脚都不敲板眼，就那么睁大双眼，全神贯注地观看演员们的表演，全身一动不动，只有脸上的表情在随着剧情的发展不断地变化着。他的目光时而明媚照人，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情思悠悠。显然，毛泽东是进入了许仙和白娘子的角色了，理解他们，赞赏他们。特别是对热情勇敢、聪明伶俐的小青，毛泽东怀着极大的敬意和赞誉。唱得好的地方，毛泽东就鼓掌。他鼓掌大家立刻也跟着鼓。
然而，这毕竟是一场悲剧。当法门寺那个老和尚法海一出场。毛泽东脸色立刻阴沉下来，甚至浮现出一种紧张恐慌。嘴唇微微张开，下唇时而轻轻抽动一下。齿间磨响几声，似乎要将那老和尚咬两口。
终于，许仙与白娘子开始了曲折痛苦的生离死别。卫士有经验，忙轻轻咳两声，想提醒毛泽东这是演戏。可是这个时候提醒已失去意义。现实不存在了，毛泽东完全进入了那个古老感人的神话故事中。他的鼻翼开始翕动，泪水在眼圈里悄悄累积凝聚，变成大颗大颗的泪珠，转啊转，扑簌簌，顺脸颊滚落，砸在胸襟上。随着剧情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他的全身心整个与戏中主人的命运相契合了。毛泽东的动静越来越大，泪水已经不是一颗一颗往下落，而是一道一道往下淌。鼻子变塞了，呼吸受阻，嘶嘶有声。毛泽东终于忘乎所以地哭出声来。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并且毫无顾忌地擦泪水，揩鼻涕。当剧情发展到法海开始将白娘子镇压到雷峰塔下时，惊人之举发生了：
毛泽东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大手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一个领袖人物如此动情于这一美好的神话故事，足见毛泽东性格中至亲至爱的方面。戏演完了之后，还有一件事颇令人回味，这就是毛泽东从不掩饰自己的好恶。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的回忆，他是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许仙”和“白蛇”握手。他没有理睬那个倒霉的老和尚“法海”。
为《沙家浜》定名
毛泽东爱看、爱听、有时还爱唱两句京戏，但他可不是只拿京戏当消遣“玩”，他也非常关心现代京剧。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文艺界排演京剧现代戏，毛泽东提了些很“内行”的意见，比如：京剧要有大段唱，老是散板、摇板，会把人的胃口唱倒的。当时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安排阿庆嫂的大段二黄慢板“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就是受了毛泽东的启发，才敢对传统手法有这样大胆的创新。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在此期间，毛泽东先后看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等剧目，有的在以后又再看过，几乎对每一种剧目都发表了观感。7月23日，毛泽东看了京剧现代戏《芦荡火种》，很高兴。他指出胡传魁、阿庆嫂、刁德一塑造得好，兵的形象不够丰满，指导员的音乐形象不成功。这个戏的风格，后边是闹剧，戏是两截。他建议秘密工作要和武装斗争相结合，戏名还是叫《沙家浜》好，事情都出在这里嘛！他还指出，不要亮相是不对的，指导员和兵一起，亮相、开打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的。
这些意见提得有道理，“态度”又好，不强加于人，毛泽东对现代剧既是观众，又是顾问。
1964年11月6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小礼堂，观看了中国京剧院一团演出的《红灯记》。新华社摄影记者江宁生当天正在现场，据他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我基本上没看戏，一直观察毛主席的表情。大幕一拉开，他老人家就聚精会神地看起来。演到说家史和刑场那两场戏，我还看到毛泽东眼角上渗出了泪水，中间休息时，大家请毛主席去休息室坐坐，他好像还沉浸在剧情中，轻轻地摇摇头说：‘你们休息吧……’这是我离毛泽东最近的一次，深深感到他老人家感情非常丰富。二十多年了我始终忘不了这一幕。”
毛泽东不喜欢单纯的悲剧，他乐于在剧烈的戏剧冲突中看到昂然奋发的战斗精神和富于光明前景的未来。关于《红灯记》，他曾说过：我原想李玉和一家三口都不要死，否则看了太悲，但那时的情况又确实如此，敌人对我们太惨，很厉害，都改掉了可能不行。因此，他欣赏《沙家浜》，认为它讲斗争，但未死人，一般人爱看。他还提出《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单人独马打人匪巢，后来栾平跑上山来，是人为的搞了些紧张。这些，都反映出毛泽东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欣赏个性。
业余的“戏曲鉴赏家”
早在延安时期，美国记者路易斯·斯特朗便称毛泽东是一位“戏曲鉴赏家”。毛泽东是一位业余的京剧行家，对京剧的历史、流派、唱腔、程式比较熟悉。他曾谈到京剧是在安徽的徽班二黄和湖北汉剧西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认为京剧唱腔主要就是两个：西皮、反西皮；二黄、反二黄。他平时看戏听曲，很注意一些调式、板式乃至唱词和戏剧冲突的设计。
毛泽东又是一位富于欣赏个性的京剧迷。京剧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流派，毛泽东认为京剧有流派是好事，梅派、程派、高派、谭派等都有其独到之处，不一定是打乱仗闹独立，越是自成一派，注意总结经验，越能提高艺术水平。但作为个人来说，毛泽东又有他的偏好，承认自己“很喜欢听高派的戏，越听越爱听”。在京剧的十几个程式中，他说他不大喜欢摇板、散板和慢板。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已经把华北京剧团的演出日程安排好了。警卫排长阎长林跟毛泽东提起看戏的事。阎长林说：“华北京剧团要给咱们进行慰问演出了，听说这个剧团演得不错，还有一些名角呢？”
“有什么名角？”毛泽东问。
“听说，主角有李和曾，是冀南军区京剧团的，在冀鲁豫解放区很有名。”
毛泽东说：“噢，他可能是以后才出名的。以前的老名角，我还知道一些，现在能看到以前的那些老艺术家唱戏也不容易了。”
这次慰问演出的场地是东柏坡的大礼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五大书记”都来了。第一出戏是《宋江杀惜》，高庆奎的高足李和曾演宋江。毛泽东赞扬李和曾说“唱得不错。我很多年没有看到这种高腔须生唱戏呢。”又说“这个人唱得好，但这出戏点得不够好，只是逗笑的戏，政治内容虽说也不错，就是没有很好地表现出主角的唱功来。唱哪出戏，最好让主角自报。他认为哪出戏唱得最好，就叫他演哪出戏才好。”
最后一出戏是《失空斩》，由李和曾扮演诸葛亮。毛泽东爱看这出戏，听李和曾唱的时候，他不断鼓掌，并侧身对周恩来说：“唱得真好啊！一个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有这样高超的京剧艺术才能，真是前途无量，大可赞许呀。像这样的艺术人才，应当多培养一些。他这是高派唱腔，高派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唱腔激昂，热情奔放。看了这出戏，给人一种刚劲奋力的感觉。李和曾唱得好，他的基本功扎实，表演潇洒，看来就是科班出身。”
周恩来说：“你说得对，李和曾是属于高派艺术。听他的介绍，他9岁就进了北京中华戏剧专科职业学校学戏，学了8年毕业以后，又拜高庆奎为老师，向高庆奎学了3年戏。后来因为生活所迫，他就搭班子唱戏。日本投降前，他到了冀南军区宣传队开始组织剧团。主席，明天晚上想看他们演什么戏？”
毛泽东说：“明天晚上我来看戏，演什么戏由他们自己定，他们认为什么戏演得好，就演什么戏。”
在返回西柏坡的路上，毛泽东和身边的人员谈起戏来，他问：“你们说，今天的戏演得怎么样。”
阎长林回答：“演得不错，扮演诸葛亮的李和曾唱得最好。特别是他的唱腔，是那么洪亮、宽厚，听起来真带劲。”
毛泽东说：“这就叫高派唱腔。戏剧界有流派，他这种唱腔是属于高庆奎这一派，我是很喜欢听高派的戏，越听越爱听。明天咱们还来看戏，明天早点来，还是走路来。”
第二天晚上演出的剧目有《孔雀东南飞》、《打渔杀家》、《哭秦庭》，其中《哭秦庭》由李和曾主演。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又念念不忘李和曾，他对身边的人讲“李和曾真不愧为高派的门徒。他唱戏，做戏，文武功步都很扎实。京剧界也有好多流派，马派、谭派、梅派、程派、高派，他们都培养了自己的艺术家。”
毛泽东保存了许多高派唱腔资料，如《逍遥津》、《斩黄袍》、《珠帘寨》、《胭粉计》、《鱼藏剑》、《七擒孟获》、《辕门斩子》、《汾河湾》、《八大锤》等。高庆奎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逍遥津》，剧中讲汉献帝写血书给伏皇后之父伏完，嘱其邀约孙权、刘备里应外合除掉曹操，不意事机泄露，曹操杀害了伏皇后、伏完及其二子。这是一出悲剧戏，格调苍凉悲凄，撼人心魄。毛泽东保存的该戏的磁带和唱片有两种，一种是高庆奎和李和曾的原唱，一种是闵惠芬的二胡独奏，没有唱腔。毛泽东时常要听这出戏，如l972年，毛泽东在同《龙江颂》剧组有关人员谈话时，便即兴听了《逍遥津》、《斩黄袍》等高派戏曲的唱片。工作人员为了查找方便，特意将两种磁带和唱片上打上了红色标记。毛泽东遗物中的磁带和唱片，现存的播放起来大都音质纯正，如裂玉帛。但《逍遥津》则无论是音质还是节奏都有些走样，这显然是反复播放后带子损伤造成的。
毛泽东很是关心李和曾的身体、生活和艺术方面的情况。有一次，毛泽东对李和曾说：“唱古装戏，要多看历史书，对历史事实，对古代人的言行举止和语言，都应当很好研究。”毛泽东还曾从艺术和史料的角度与李和曾就某些剧目进行商榷。20世纪50年代，有一次，他听了李和曾清唱《李陵碑》中那段反二黄唱腔后，很风趣地对李和曾说：“杨老令公八个儿子死了四个，发发牢骚是可以的，但总的说来，他还是忠心报国，坚贞不屈的将领，所以不宜唱得太悲。你现在唱的有悲有愤，是对的，应该这样唱。”过了些日子，李和曾又为毛泽东清唱，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对李和曾说：上次，你唱的《李陵碑》唱词里有一句“方良臣与潘洪又生机巧”，我查了查资料，没有查到“方良臣”这个人，是否改成“魍魉臣贼潘洪又生机巧”？李和曾觉得很有道理，以后就按照毛泽东改的词去唱了。
晚年时，毛泽东电影看得多了
“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不便”看真人演戏了，于是改看电影。毛泽东喜欢看戏曲片，也喜欢看喜剧片。侯宝林主演的《游园惊梦》，以及喜剧片《新局长到来之前》、《锦上添花》、《废品的报复》、《第十二夜》等都是他爱看的，常常看得开怀大笑。有时也“审片”，像“文化大革命”后期拍的新故事片《创业》、《海霞》之类。
一天，毛泽东看《创业》。事先听说外面对这部片子争议很大，江青之流给此片罗列了十大罪状。毛泽东要看看坏在何处。电影开始不久，他便被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民族的奋发精神所感动。他的神态是严峻的、沉思的。当影片的主人公和他的伙伴们扛着上千斤重的机器一步步向前走的时候；当他们喊出“帝、修、反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怎么办？！”的时候，毛泽东的眼睛里早已噙着泪水。之后，毛泽东当场表态：“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
一天下午，毛泽东合上看了几个小时的书，提议看看电影。这次看的是《雷锋的故事》。这是一部全国人民早已熟悉的故事片，摄于1964年。10年后，毛泽东再次看它，当片中传来“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是公社的儿子，您一定要收下儿子这点心意”这段雷锋的画外音时，有人意外地发现毛泽东在用手帕擦着眼泪。
1975年8月的一个夜晚，毛泽东由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陪着看一部表现革命英雄主义的老片子《自有后来人》，京剧《红灯记》就是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改编的。当银幕上的革命者走向敌人刑场英勇就义时，画外响起雄壮、低沉、有力的国际歌的乐声。本来，电影将近结束，放映时间已经很长了，毛泽东把头仰靠在沙发上，两手随意搭在沙发扶手上，显得很疲惫了。但《国际歌》的乐曲一响，他立刻把头向前移动一下，身子也挺得直直的，还把他的中山装的衣角拽了拽，一副正襟危坐的神态。然后他侧脸见身边的护士小孟依旧歪靠沙发坐着，便轻轻捅了她两下，意思让她也坐好。英雄就义、《国际歌》声，会使80多岁高龄的毛泽东显出如此的虔诚，这不能不说是他对共产主义信仰无比坚定的生动体现。
有趣的是，毛泽东在看完电影后，往往爱提出些问题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讨论，而且他总提出些“标新立异”的见解。
一次，毛泽东看完根据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叙事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改编成的动画片之后，问护士小孟：“喜欢这个片子吗？这个片子里谁是好人？”
“当然是渔夫是好人。那个老太婆是坏人，她太贪心了。”小孟不假思索地答道。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哦”一声，发表了这样一番见解：“人贪得无厌是不好，但人要总是贪得有厌，那恐怕世界也就不前进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都满足了，而且到了厌的程度，那还要变革，还要追求什么呢？”
小孟听得“傻”在那里，她怎么也弄不懂毛泽东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