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们，这对他完全是件谜案，对我们大家也一样，彻底是个谜。他已经把一切所知情况告知了警方。他认为卡多甘·韦斯特就是罪犯。但是其他情况实在不可思议。”
“您还有新的情况可以提供吗？”
“我也只是从报上看到或听别人说起过一些，几乎什么都不知道。我无意失礼，但是你可以理解，福尔摩斯先生，眼下我们一切都乱了套，不得不请求您尽早结束访问。”
“想不到事情横生枝节，”我的朋友一边说着一边回到马车，“我怀疑是非自然死亡，或者可怜的老头是自杀！若是后者，那是否是因失职而自我谴责？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再说，现在我们去卡多甘·韦斯特家。”
城郊一栋小而精巧的住宅里，痛失儿子的母亲正在家里。老太太因悲伤过度而神智不清，几乎什么忙都帮不上。旁边一位面色苍白的少妇则自称是死者的未婚妻，维奥蕾特·韦斯特伯莉小姐，也是当天案发晚上与死者最后见面的人。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福尔摩斯先生，”她说，“出事以来我都没合过眼。脑子白天想，夜里想，想不清为什么。他绝对是世上最单纯、最侠义、最懂爱国的人。他绝不会出卖让他保管的国家机密，剁掉自己的右手他也绝不会出卖。知道他的人都相信，那简直是荒唐，不可能，不正常。”
“但事实是怎样呢，韦斯特伯里小姐？”
“这，这，我也承认，我没法解释。”
“他缺钱用吗？”
“不，他的生活要求很简单，薪水又高，有几百英镑积蓄，我们已准备新年结婚。”
“没有精神不正常的迹象吗？我说韦斯特伯莉小姐，请你绝对讲实话。”
我的同伴犀利的眼神注意到了她神态的变化。她脸红了，在犹豫不决。
“是的，”她最后说道，“我有感觉，他有些心事。”
“多长时间了？”
“也就是上个星期吧。他老沉思默想，心情急躁。有一回我追问他，他承认可能有些事会影响到他的前程。‘太严重，不能讲，对你也不能讲。’他说。我就再也问不出什么了。”
福尔摩斯脸色沉重了。
“请说下去，韦斯特伯莉小姐。即使有对他不利的事，也要讲，不要顾忌结果。”
“真的，我没有什么可讲的了。有一两次，他吞吞吐吐好像是要讲什么。一天晚上，我记得他说，外国间谍肯定会出巨款去搞机密。”
我朋友的脸色更沉重起来。
“还说什么？”
“他说我们对这种事很马虎——叛国贼要把计划书搞到手是很容易的。”
“这个话是最近说的？”
“是的，最近说的。”
“把那天晚上的经过同我们讲讲。”
“我们一起去剧院，雾很大，马车都没法赶。走着走着，来到了他的办公大楼，他就突然钻进浓雾不见了。”
“没有说话？”
“他嘴里惊叫了一声。仅此而已。我等他，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我只好走回家。第二天早晨，上班时间刚到大家就都来问我。大约十二点钟，我们听到了可怕的消息。哦，福尔摩斯先生，只有你能还他清白！不能叫他蒙不白之冤呀！他的情况就这些。”
“好啦，华生，”他说，“我们还要上别处。下一站，勘察一下办公室，文件是在办公室里丢的。”
“情况本来就对这个年轻人不利，现在就更不利了，”马车隆隆行进时，他说道，“他要筹备婚事，也许是犯罪的原因。婚礼要用钱嘛。既然谈起过计划书这个事，那就有了这个心了。几乎要向姑娘谈出动手计划，但那样会把姑娘牵连进去做叛国同谋。那可就糟了。”
“但是还好，福尔摩斯，人的性格很起作用，是吗？再有，他为什么撂下姑娘在街上自己一走了之，继而去犯了一桩重罪呢？”
“说得好！这肯定是不符合逻辑的，有矛盾。他们遇到的一定是一个棘手的情况。”
高级办事员悉得尼·约翰逊先生在办公室会见了我们。他接待的态度十分恭敬，这通常是我同伴的名片所起的作用。他很瘦，相貌粗鲁，戴眼镜，是个中年人，面容憔悴，两只手在不自觉地扭动，也许是遇上意外精神紧张之故。
“真糟糕，福尔摩斯先生，太糟糕！主管死了，你听说了吗？”
“我们刚从他家过来。”
“这地方一团糟了。主管死了，卡多甘·韦斯特也死了，我们的文件被盗。星期一晚上关门时，我们这办公室还同政府其他部门一样高效严谨，万无一失。哦，上帝，想想就怕人！这个韦斯特，那么些人，偏偏他出问题，做出这种事来！”
“你吃准他有罪吗？”
“不是他还有谁？我一向对他信任，就像信任自己一样。”
“星斯一办公室是几点关的门？”
“五点。”
“是你锁的门？”
“一直是我最后一个走。”
“计划书放在哪里？”
“就那个保险柜，我亲自放好的。”
“大楼无人看守？”
“有的，可是他还要看守其他部门。他是个老兵，绝对忠实可靠。那天晚上他没见什么情况。当然雾大也有关系。”
“如果卡多甘·韦斯特下班以后进入办公楼，他需要三把钥匙才能拿到文件，是不是？”
“是的，得有三把钥匙：大门钥匙、办公室钥匙、保险柜钥匙。”
“只有詹姆斯·瓦尔特爵士和你钥匙齐备？”
“大门和办公室门钥匙我都没有——只有保险柜钥匙。”
“詹姆斯爵士平日工作一向有条理吗？”
“那是，我想应当是的。我知道，三把钥匙他是拴在同一个环上的。我常常看见。”
“钥匙随身带去伦敦？”
“他说过是这样。”
“你的钥匙也从来不离身？”
“当然。”
“那么，韦斯特是嫌疑犯的话，他一定有私配的钥匙，可是在他身上没发现。还有另外一点：如果这办公室的办事人员有意出卖计划书，可以进行复制，这比把原件拿走不是简单得多吗？何必要拿走原件呢？”
“复制要有相当高的技术才行。”
“可我认为詹姆斯、你还有韦斯特，你们都具备这样的技术呀。”
“的确。可请你别把我往这件事上扯，福尔摩斯先生。计划书原件已经在韦斯特身上发现，我们这样东猜西猜又有什么意思呢？”
“嗯，如果他复制的话同样能够达到目的，可偏偏要冒着巨大危险窃取原件，也真是简单事情复杂做。”
“怪确实是怪——可他这样干了。”
“本案调查步步深入，问题也越来越多。现在三份文件仍旧失落未能找回。据悉，是极端关键的三份。”
“是的，是这样。”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有了这三份，不要那七份，也能制造布鲁斯—帕廷顿潜水艇？”
“这一点我已向海军部作了报告。但是我今天又翻阅了一下图纸，觉得恐怕未必可以。双阀门自动调节孔的那张图纸拿回来了，那就除非外国人自己发明了这项技术。当然他们或许也能很快克服这一困难。”
“可是，遗失的三张图纸毕竟是很重要的！”
“那是。”
“我想，如蒙允许，我要看看这间屋子。还有些问题，原来想问，但一时想不起了。”
福尔摩斯检查了保险柜的锁，办公室的门，最后是铁板百叶窗。只是当我们走到外面草地上时，他才发生了强烈的兴趣。窗外有一丛月桂树，有些树枝像是给拗折过的样子，他用放大镜仔细检查，又检查到树底下的地面有模糊的印迹。最后他要那位高级办事员关上铁百叶窗，然后指给我看，窗的中间关不拢，留有一道缝，在外面可以透过缝看到办公室里面。
“耽误掉三天，那印迹破坏掉了。印迹可能有用，也可能无用。好了，华生，我不认为乌尔威奇对我们还有多少帮助，有一点小收获而已。我们得看看伦敦是不是可以更好些。”
然而我们临离开乌尔威奇车站时，又得到了一点情况。车站售票员很有把握地说他看见卡多甘·韦斯特——他很熟悉他的模样——星斯一晚上，韦斯特乘八点十五分开往伦敦桥的车去了伦敦。只有韦斯特一个人，买了一张单程三等车票。售票员看他那紧张激动的样子，很是吃惊。他颤抖得连零钱都拿不起来，还是售票员帮他捡的。查一查时刻表，八点十五分，是他七点半左右离开姑娘以后能搭上的最早一趟车。
“让我们重新分析一下，华生，”福尔摩斯沉默了半个小时后说道，“我不记得在你我合力侦查的案子中，有过哪一件案子比这更难对付，真是一波三折。不过，我们还是有了一点可喜的进展。
“乌尔威奇的调查，总体上对年轻人卡多甘·韦斯特不利。但是通过窗子的种种迹象，可以给我们一个比较有利的假设。比如，不妨假定，他被某个外国特工盯上，有过接触。不过也许有约在先，这使他没有外泄。这件事情对他思想影响很大，因此难免在未婚妻面前有过表露，他讲过的话就说明了这一点。好了，我们就假定，当他同年轻女士一块儿去剧院，在大雾之中却忽然瞥见这个特工走向办公大楼，他是个急性人，决断迅速，认为什么事情都没有职责重大，因此便跟踪此人到了窗口，看见他取走文件后，便去追贼。这样，为什么不复制文件，而要窃走原件，就说得过去了。是外贼，所以才会偷原件。到此，都还说得通。”
“接下来呢？”
“接下去又有困难了。可以想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人卡多甘·韦斯特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应当是抓贼，叫喊捉贼。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会不会是一个上司在拿文件呢？这就能解释韦斯特的行为。是否就是这个上司，趁大雾把韦斯特甩掉，但韦斯特还是立刻追随到了伦敦，到他住处去拦截呢？假定他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要赶快追上去，十分紧急，所以才撂下姑娘站在雾中，且来不及跟她交待。线索至此又断掉了。因为这样的假设，同韦斯特的尸体被搁到地铁车顶上，身上带有七份文件的事实之间还存在着巨大鸿沟。我有直觉，现在要从另外一头着手。如果迈克罗夫特给我们名单，也许能够找出我们追踪的人，从两条线上齐头并进，不能单线作业了。”
果然，一封信已经在贝克街等着我们了。政府信使的特件急送，福尔摩斯扫了一眼，扔过来给我。
无名小卒甚多，如此重任均不是这等人所能担当。值得重视的人有：阿道夫·梅耶，住威斯敏斯特乔治大街13号；路易斯·拉罗塞，住诺丁希尔，坎普顿大厦；雨果·奥伯斯坦，住肯辛顿，考菲尔德花园13号。后一人据悉星期一在城里，现接报告已离去。欣闻你已获头绪。内阁忧心如焚，亟盼听到你的最后捷报。最高当局的查处急件业已下达。全国警力动员做你的后盾，随时待命。
“恐怕，”福尔摩斯笑笑，说道，“女王的全部人马开到，也无济于事。”他推开伦敦市区全图，俯身急急地查阅。“好啦，好啦，”一会儿他满意地喊道，“事情有点转机。噢，华生，我确信无疑，我们要顺藤摸瓜把它全牵出来了。”他忽然兴奋起来，手舞足蹈地拍拍我的肩膀：“我现在就出去，且先作一次侦察。没有你这位同志和纪实作家在身边，我不会去做极冒险的事。你留家里，一两个小时我就能回来。如觉得时间难以打发，你就取出笔和大裁纸来，开始起个头写写我们如何拯救国家吧。”
我受到他的影响，心中也兴奋不已。我很清楚，他不会轻易摆脱惯常严肃的态度，一定是特别的喜事，才会令他如此之爽。这个长长的十一月的夜晚，我一直在等待，焦急地盼他回来。最后，九点刚过，专邮送来一封信：
我正在肯辛顿格劳塞斯特路哥尔多尼饭店进餐。请立即来此会我，随带撬棒、遮光提灯、凿子、手枪等物。
对于一个体面的公民而言，带着这些东西穿行于大雾笼罩的昏暗街道，真是怪异且奇妙。我把东西小心地藏在大衣内，驱车直奔指定地点。那是一家豪华的意大利饭店，我的朋友正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圆桌旁。
“吃过没有？和我一起喝点咖啡和柑橘酒吧。试一枝饭店老板的雪茄。这种雪茄不像人说的那样有毒。东西都带来了？”
“都带着，在大衣里。”
“很好，我做了些什么，大致给你讲讲，再说说我们要怎么做。现在你必须明白，华生，年轻人的尸体是给放到车顶上去的。当时就我断定这个事实，他肯定是从车顶上掉下来，而不是从车厢里摔出去的，这已经很清楚了。”
“该不是从哪个桥上掉下去的吧？”
“我看不可能。你去看看车顶，顶上略显拱形，周边没有围栏。所以我们说可以确定青年卡多甘·韦斯特是有人放上去的。”
“怎么会放在那儿呢？”
“这就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一种可能。你知道地铁在西区某几处是没有隧道的。我好像记得，有一次我坐地铁，碰巧看见外面的窗口就在我头顶上。假定有一列火车停在这样的窗口下面，那么把一个人放到列车顶上会有困难吗？”
“似乎不大可能吧。”
“我们只好相信那句古老的格言了：当别的一切可能性都已告吹，剩下的一定就是真的，不管它是多么不可能。这里，别的一切可能性已经告吹。那个刚刚离开伦敦的首要国际特务就住在紧靠地铁的一个房子里，当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真是太高兴了。连你也对我这突如其来的轻浮举动感到惊讶吗？”
“啊，是这样吗？”
“对，就是这样。住在考菲尔德花园13号的雨果·奥伯斯坦先生已经成为我的目标。我在格劳塞斯特路车站开始进行工作。站上有一位公务员帮了我不少忙。他陪我沿着铁轨走了很远，并且使我搞清楚了考菲尔德花园的后楼窗户正是向着铁路开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那里是主干线之一的交叉点，地铁列车经常要在那个地点停站几分钟。”
“了不起，福尔摩斯！真棒！”
“只能说到目前为止——到此为止了，华生。已经有眉目了，但是离目的地还很远。查看了考菲尔德花园的后面，我又看了前面，查明那个家伙已经溜掉了。这是一座相当大的住宅，里面没有陈设，据我判断，他是住在上面一层的房间里。只有一个随从同奥伯斯坦住在一起，此人可能是他的心腹同伙。我们必须记住，奥伯斯坦是到欧洲大陆上交赃物去了，没有想逃走，因为他没有理由害怕逮捕，根本不会想到有人以业余工作者的身分去搜查他的住宅。可是，这恰恰是我们要做的事。”
“难道我们不能要一张传票，照手续来办吗？”
“根据现有证据，还不行。”
“那该怎么办？”
“不知他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证据，要去他屋里查查。”
“这行吗，福尔摩斯。”
“老兄，你在街上放哨。这件犯法的事由我来干，现在不是考虑小节的时候。想一想迈克罗夫特，想一想海军部，想一想内阁，再想一想那些在等待消息的尊贵人士吧。我们不能不去。”
“作为回答，福尔摩斯，我们是得去。”
他跳起来握住我的手。
“我早知道你是不会退缩的，”他说。在这一瞬间，我看见他眼里闪耀着近乎温柔的目光。过了一会儿，他又恢复了常态，又变得老练且严肃。
“将近半英里路，但是不用着急。让我们走着去，”他说，“可别让工具掉出来。万一把你当作嫌疑犯抓起来，那就麻烦了。”
考菲尔德花园这一排房子都有扁平的柱子和门廊，坐落在伦敦西区，是维多利亚中期的出色建筑。隔壁一家，看来像是儿童在联欢，夜色中传来孩子们快乐的呼喊声和叮咚的钢琴声。四周的一片浓雾以它那友好的阴影把我们遮蔽起来。福尔摩斯点燃了提灯，让灯光照在那扇厚实的大门上。
“这个地方可是不好对付，”他说，“这门不但锁上了，还上着闩。我们到地下室采光井看看，会有办法。那边的拱道是好地方，万一来个忠于职守的警察，也好躲一躲。我手拉住了，华生，我也拉住你。”
我们很快一起摸到地下室采光井。刚避入暗影，警察的脚步声就在我们上面的雾中走过。听着有节奏的步伐缓缓地远去，福尔摩斯动手开启地下室的门。只见他弯腰一使劲，喀嚓一声响，门被撬开。我们进入黑魆魆的过道，随手把地下室门关上。福尔摩斯领路在头里走，上了没有地毯的拐道阶梯。提灯射出一小片扇形黄光，照着一扇矮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