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赢我也没那么容易。’他发誓一样说道，‘让玛莉今天把我房间里的壁炉升起火来，然后派人把霍尔舍姆的福德姆律师请来！’
“我按他说的做了。律师来了之后，他把我叫到他房里，壁炉里炉火烧得很旺，里边有一堆烧尽的黑色纸灰。那个黄铜的小匣子敞着盖放在一旁，里面什么也没有，我看了一下匣子，非常惊讶，盖子上清晰地印着我在信封上见到的那三个K字。
“‘约翰’，伯父说，‘希望你能作为我遗嘱的见证人。我将把我全部产业，包括好的与不好的，都留给你父亲，即我弟弟。将来你会从他那里继承到。你如果能顺利地拥有它，那最好了。可是，如果事与愿违，那就最好把它留给你的敌人。我很抱歉留给你一个有两重意义的东西，但我也不确定事情会怎么发展。你现在就在福德姆律师指的地方签上你的名字。’
“我在律师指定的地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律师就拿走了遗嘱。您应该能想到，这事给我造成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我怎么想也想不通其中的奥秘，却又没办法从这事带来的恐惧中脱身。虽说随着时间的流走，这种感觉会淡一些，况且我们的生活也未受到任何影响。可我还是发觉从这之后，我伯父的行为跟以前大不相同了，他喝酒比以前更厉害了，而且大多数时间都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也更加不喜欢去社交场所。有时候，他又像发了疯似的，拿着左轮手枪在屋里屋外横冲直撞，大吼大叫，嘴里说着他谁都不怕，还说不管是人是鬼，谁都不可以把他像绵羊似的囚禁起来。疯狂过后，他又慌忙躲进屋里，插上门闩并锁上锁，好像内心充满恐惧，无法再虚张声势地伪装下去一样。每当这时，即便在寒冷的冬天，他脸上都会冷汗淋漓，仿佛刚从水盆里出来。
“噢，不能继续考验您的耐性了，福尔摩斯先生，还是讲一下结局吧。有天夜里，他又发酒疯了，忽然跑了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在花园的一端，一个泛着绿色污水的坑里找到了他，他脸向下俯趴着。坑内的水不过两英尺深，没发现任何暴力痕迹。根据他平时的古怪行为，陪审团断定他是自杀。但我知道他一直是个挺怕死的人，不大相信他会自寻短见。即使这样，事情还是过去了。我父亲继承了他的全部遗产，包括地产以及约一万四千镑的银行存款。”
“请稍等，这是我听过的又一桩奇案。请把您伯父接到信的日期和所谓的自杀的日期告诉我。”
“他在1883年3月10日收到信，死在七周后的5月2日。”
“谢谢，请继续说。”
“我父亲接管霍尔舍姆那座房子时，我建议他好好检查一下长年上锁的阁楼。在那里，我们发现了那个黄铜匣子，里面的东西被毁掉了，匣盖里有个写着KKK三个大写字母的纸标签，下面还有‘信件、收据、备忘录和一份记录’等字样。我们想，从这些文字上大概能推断出奥彭肖上校所销毁文件的性质。顶楼上，除了一些散乱的文件和记载我伯父美洲生活的笔记本外，其他东西都不重要。这些零乱的文件中，有的记录着战争情况和他荣获英勇战士称号的事迹，另外就是战后重建南方时与政治有关的一些文字。当时，我伯父显然是参加了反对来自北方的那些政客的斗争。
“1884年初，我父亲搬到霍尔舍姆去住，直到1885年元月，一切都还如意。元旦后的第四天，我们正在桌旁吃早餐时，突然听到父亲尖叫了一声，只见他拿着一个刚打开的信封，另一只手里竟是五颗又干又小的橘核。我平时一提到伯父的那些奇遇他总觉很荒谬，可今天他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父亲吓得不轻，显得面无人色，神情恍惚。‘天哪，约翰，这是怎么回事？’他结结巴巴地问。
“我的心也沉重得跟铅块一样。‘这是KKK。’我回答。
“他看了看信封的内层，叫道：“是的，是这些这字母，里面还写了什么吗？”
“‘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我站在父亲身后面读道。
“‘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他又问。
“‘应该是花园里的日晷仪，其他地方没有，’我说，‘文件一定是指那些被毁掉的东西。’
“呸！这里是文明国度，不允许这么无法无天！’他大着胆子说，‘这东西是哪儿来的？’
“我看了看邮戳，说：‘从苏格兰的敦提市来的。’
“‘简直是个荒唐到家的恶作剧，’他说，‘我和文件、日晷仪有什么关系！我向来不去管这种无聊事。’
“我说：‘咱们应该报警。’
“‘这种事也要报警？荒谬！我绝不报警。’
“‘那让我去报吧。’
“‘不，不许你去，传出去让人笑话。’
“他是个非常顽固的人，和他争辩只会白费口舌，我只好走开，但心里很不安，总感觉有什么大祸就要来临。
“收到信后第三天，我父亲去看他的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那人在普茨坦山的一处堡垒当指挥官。他的出访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觉得他离家就能远离危险。可我想错了，他出去的第二天，少校拍了封电报给我，叫我立刻赶去。父亲摔倒在一个很深的白垩矿坑里，附近有很多这样的矿坑。他躺在里面不省人事，头骨也摔碎了，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很明显，黄昏前他从费尔哈姆回来，因为不熟悉乡间小路，白垩坑又没有护栏，所以失足掉了进去。验尸官快速判定为‘意外致死’。我小心地检查了可能与他死亡有关的所有细节，但并未发现能支持谋杀意图的任何事实。现场也没有脚印或暴力迹象，没有发生抢劫，更没有出现陌生人的记录。可就算我不说您也明白，我的心情很难平静。我肯定，有人在他周围策划了什么阴谋。
“我在这种情况下继承了财产。您可能会问我干嘛不把它卖了，答案是我确信是伯父生前的某些意外事件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灾难。因此，无论住在哪所房子，祸事都会威胁到我们。
“我父亲是在1885年1月遭遇不幸，到现在已经两年零八个月了。这段时间，我在霍尔舍姆过得还算平静。我甚至怀有这样的侥幸心理：灾难已经远离了我家，它同我的上一辈人一起埋葬了。可没想到这种自我安慰早了一些。昨天上午，灾难又一次降临，情况与当年我父亲遇到的一摸一样。”
年轻人走到桌旁，掏出了一封揉皱的信，从里面倒出五个干瘪的橘核。
“就是这个信封，”他继续说，“邮戳是伦敦东区。信封里还是KKK三个字，跟我父亲收到的一样，也有‘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的字样。”
“您采取过什么措施吗？”福尔摩斯问。
“没有。”
“没有？！”
“实话说吧，我觉得没什么办法。”他低着头，用消瘦而苍白的手捂着脸，“我认为自己好像是可怜的兔子遇到了毒蛇，似乎陷进了一种不可抗拒，异常残暴的魔爪之中。这魔爪防不胜防。”
福尔摩斯说：“先生，您得采取行动，否则很危险。您现在不应该哀声叹气，必须振作起来，否则没有什么能挽救您。”
“我曾去找过警察。”
“啊！”
“但听我说完之后，他们只是笑了一下。我觉得他们有了思维定势，认为那些信都是恶作剧，就像验尸官说的，我两位亲属的死都是意外事故，所以没有必要与那些前兆联系在一起。”
“简直蠢得不可理喻！”福尔摩斯挥拳喊道。
“不过他们派了一名警察，陪我一起住在那所房子里。”
“今晚他跟您一起出来了吗？”
“没有，他们要求他就呆在屋里。”
福尔摩斯又一次愤怒地挥起了拳头。
他吼道：“那您为什么又来找我？更重要的是，您刚开始怎么不来找我？”
“我不知道啊。今天，我把困境对普林德卡斯少校说起时，他才叫我来找您的。”
“您收到信已经两天了，这以前我们就该有所行动，除了您刚才说的之外，还有其他更有用的细节吗？”
“有一件，”约翰·奥彭肖说，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褪色的蓝纸，摊开摆在桌上。他说：“我记得，我伯父那天焚烧文件时，我在纸灰堆里看见了一些小的没烧到的文件，纸边是这种颜色。我在我伯父房间的地板上捡到了这张纸。我觉得这是从那些文件里掉出来的，因此没有被烧掉。上面除了提到橘核外，看不出有其他线索。它也许是私人日记中的一页，是我伯父的笔迹。”
福尔摩斯把灯移了一下，我俩一起弯腰看那张纸。边上参差不齐，确实是从某个本子上撕下来的，上面写着“1869年3月”字样，下面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四日：赫德森来。抱着同样的旧政见。
七日：把橘核交给圣奥古斯丁的麦考利、帕拉米诺、约翰·斯温。
九日：麦考利已清除。
十日：约翰·斯温已清除。
十二日：访问帕拉米诺，万事顺利。
“谢谢！”福尔摩斯说，然后叠好那张纸还给了年轻人。“您现在一分钟也不能耽误，我们甚至连讨论一下您说的情况的时间都没有了，您马上回家，开始行动。”
“我该怎样做？”
“只须做一件事，并且马上去办。您把这张给我们看过的纸放在您说的那个黄铜匣里，而且再放一张便条说明文件除了这张以外，都被您伯父烧毁了。做完这些，马上照信上说的把匣子放到日晷仪上，知道吗？”
“知道了。”
“您先不要想报仇的事，我认为我们能通过法律达到目的。他们既然布下了网，我们就必须采取措施。但首先要解除您现在面临的危险，其次才是揭露秘密，打击犯罪团伙。”
“谢谢，”年轻人起身穿好雨衣，“我会按您说的去做，是您给了我新的生命和希望。”
“您要抓紧时间，同时还得照顾好自己，因为我觉得有一种极现实的危险正威胁着您，您怎么回去？”
“从滑铁卢火车站坐火车回去。”
“现在还没到九点，街上还有很多人，因此我觉得你会平安无事的。但是，无论如何都要小心。”
“我身上带了枪。”
“太好了，明天我就开始办理您的案子。”
“那我在霍尔舍姆等您？”
“不，该案的关键在伦敦，我要在伦敦寻找线索。”
“那过一两天我再来拜访，告诉您那铜匣子和文件的事，我会按您说的去做的。”然后，他和我们握手告别。门外狂风依旧，倾盆大雨不停地敲击着窗户。这个离奇的故事好像随暴风雨而来——像一片落叶被狂风吹到我们身上，现在又被凶猛的暴风雨带走了。福尔摩斯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头向前倾，眼睛盯了一会儿壁炉里红彤彤的火焰。接着，他又点上烟斗，靠着椅子，开始望着烟圈一个接一个升向天花板……
“华生，我觉得在遇到的所有案子里，这件最令人摸不清头脑。”他说。
“也许吧，除了那个‘四签名’的案子。”
“哦，是的，可我觉得这个约翰·奥彭肖似乎比当时舒尔托面临的危险更大。”
“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危险，你有明确的看法吗？”我问。
他说：“性质是确定的。”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KKK究竟是谁？为何要不断纠缠这个不幸的家庭？”
福尔摩斯闭上眼，手肘放在扶手上，手指并拢说：“一个理想的推理家可以根据事实的一方面，推断出其他各个方面，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后果。就跟动物学家居维叶能根据一块骨头准确描绘出一只完整的动物一样。要是一个观察家能完全掌握一系列事件中的某个环节，也许就可以正确地推理出其他环节。现在，我们还未获得只有通过理性判断才能得出的结果，单凭直觉，肯定会失败。推理家要想使这种功力达到无与伦比的地步，就必须善于利用他所了解的所有事实。这并不难理解，一切艺术都需要知识。即便现在有了免费教育和百科全书，但我们还是很难对所有事物都全面了解，一个人要学到对他有用的一切知识不是不可能的。我一直在努力，我还记得有一次你还精确地指出我了的局限性，在我们刚交往时。”
“是的，”我边回答，边笑了。“那是我列的一张记录表，很有意思。我记得：哲学、政治和科学给你打了零分；植物学说不准；地质学，仅就伦敦五十英里以内地区，造诣可以说很深；推理学，非常独特；解剖学，没有系统；惊险文学和罪行记录，应该是无与伦比的；是小提琴音乐家，剑术运动员，拳击手，律师；是可卡因和香烟的自我毒害者。这些要点都是我分析出来的。”
福尔摩斯听到最后一项时大笑起来，“嗯，像以前说的一样，”他说，“我现在还是要说：一个人必须把他可能需要的东西提前储存在头脑里，其他的，则可以放到藏书室，需要时，随取随用。为了今晚接的这个案子，我们现在就要把所有资料集中在一起。麻烦你把书架上美国百科全书K字部那本递给我。谢谢！我们来研究一下当前的情况，看看能得出什么结论。首先从这个有充足依据的假设开始——奥彭肖上校离开美国的原因。他这样年纪的人通常不会随便改变以往的习惯，并且我认为他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佛罗里达的舒适环境而回到英国来过孤寂的乡村生活。不过他又对英国孤独的乡村生活表现出极度热爱，恐怕也正暗示出他心里害怕某人某事，但因躲避成功而欣慰。于是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他是因为害怕什么东西才离开美国。至于他怕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他和他继承人收到的信件上来推断。你注意到那些信封的邮戳了吗？”
“第一封寄自本地治里，第二封是敦提，第三封是伦敦。”
“确切地说是伦敦的某个地区，你能推断出什么来吗？”
“这几个地方都是海港，所以写信的人也许在船上。”
“太对了，我们有一条线索，毫无疑问，写信人当时很可能在船上，我们现在来考虑第二点。本地治里那次，从收到威胁信到出事，经过了七个星期，而敦提仅过了三四天，这说明了什么？”
“因为前者旅程更远。”
“可是，信件也要经过很远的路程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至少可以有这样的假设：那人或那伙人是坐一艘帆船，那些看来奇异的信号是他们在出发前放出的。你瞧，信号从敦提发出后，紧接着就出事了，多快呀！如果他们乘轮船从本地治里来，那信件会和他们一块到达。可事情证明，七周后才发生事情，因此我觉得信是邮轮运来的，而写信人则是乘帆船来的。”
“很有可能。”
“不只是可能，事实也许就是这样。你现在明白这事的紧迫性了吧。我叫小奥彭肖提高警惕也是这个原因。灾难随着发信人行程的结束而来到，这次信从伦敦来，所以我们不能耽搁时间。”
“天哪！这种令人发指的杀人害命到底是为什么？”我叫道。
“奥彭肖的文件对帆船里的人来说可能生死攸关。事情很清楚，他们肯定不是一个人，一个人不可能做到连杀两人而不留痕迹。而且他们的杀人手段居然可以蒙骗过验尸官及陪审团这么多人的眼睛。因此，一定有同伙，并且都是有勇有谋的人。不论文件藏在哪里，他们都非要弄到手。估计KKK不是一个人名字的缩写，而是某个团伙的标志。”
“是什么团伙的标志呢？”
福尔摩斯倾身向前，低声问我：“你听说过三K党吗？”
“没听过。”
“看这里，”福尔摩斯打开膝盖上的书，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