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洛特医生就是这样死的，关于我们是如何把这可怕的经过告诉那个被吓坏了的小姐，又如何乘坐早班车送她到姨妈家，托她照顾她，警察是怎样调查，并得出最终结论等等，实在是太冗长了，没必要在此赘述。不过，第二天在回城的路上，福尔摩斯向我解释了那些我没弄明白的地方。
他说：“华生，我曾经根据不充足的材料推断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这真是很危险。因为有吉卜赛人的出现，加之那位小姐临终凭借火柴光下瞬间看到的东西而说了‘带子’一词，结果差点把我们引入了一条完全错误的方向。后来我不得不承认，危险不可能来自窗户，也不可能来自房门，这才转换了观点，从而渐渐接近真相。就像我曾经对你说的，我注意到了那个通气孔和那根铃绳，并且发觉那根绳子只是个摆设，床也不能移动，于是就产生了怀疑。我猜那绳子也许是作为桥梁，以便使什么东西从洞孔钻过来。我马上想到了蛇，别忘了医生养了一些印度动物，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时，我认为自己的思路对头了。能想出用一种什么化学试验都检验不出的毒物，这恐怕只有是受过东方式医学训练，且非常冷酷而聪明的人才能做到。验尸官要是没有敏锐的眼光是查不出毒牙咬过的微小黑洞的。然后，我想起了口哨声，为了不让被害人发现毒蛇，他就得在天亮之前把它召唤回去。也许他就是用我们看到的牛奶把蛇训练得一听见召唤便会回到他那里。他一定会在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时间把蛇送过通气孔。相信它会顺着绳子爬到床上，可能会咬人，也可能不会咬床上的人。也许她一个星期每晚都幸免于难，但最后还是难逃死劫。
“我早在进入他房间之前便得出了这个结论。后来检查了他的椅子后，又进一步得到了证实。他为了够到通气孔，通常要站在椅子上。剩下的所有疑问全部被保险箱和那碟牛奶，还有鞭绳的活结消除了。斯脱纳小姐曾听到的金属哐啷声，那应该是他继父慌忙把毒蛇关进箱子而发出的。你看到了，我在现场，我一听到那东西嘶嘶地响，就毫不迟疑地点亮了灯，还使劲抽打它。”
“结果你又把它打回了原处。”
“不光是这样，还使它回过头去咬了它的主人。因为我抽打的那几下，激起了它的毒性，于是它就对准看到的第一个人狠狠地咬了下去。其实，我对医生的死负间接责任，可是，实话实说，我不会感到内疚。”工程师的意外业务
在我和福尔摩斯密切交往期间侦破的所有案件当中，只有两个是因我介绍的关系才引起他注意的：一件是哈瑟利先生大拇指案，另一件是沃波敦上校发疯案。对于机敏而又有富有独到见解的读者来说，也许后者更有深意。但前者从一开始就扑朔迷离，情节极具戏剧性，因此却更值得记述，虽然它并未用到多少我朋友最擅长且最推崇的演绎法。虽说当时报纸对其多有涉及，但千篇一律地基本都只是用半栏篇幅简单概括，很难引人关注，远不及像剥粽子一样，把事实一点点展现在你面前，让案情的疑点随着全部事实真相的显露而渐渐浮出水面，从而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更有阅读快感。虽然时间已经过了两年，但当时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那案子给我留的印象太深了。
故事发生在我婚后不久的1889年夏天，当时我已重操旧业继续行医了，而且还有了自己的小窝，只能把福尔摩斯单独留在贝克街的寓所里。但我仍然常去看他，并力劝他改掉那放荡不羁的反世俗生活，常到我家来作客。我的业务很快渐入佳境，而且我家离火车站不远，所以常有一些铁路工人到我这里看病。因为我曾治好了一位病痛已久的病人，他回去后没少宣扬我的医术高明，为我介绍了不少生意。
有一天早上，快七点时，女仆敲门把我叫醒，说有两个人从帕丁顿来，在诊室等我。我匆忙穿好衣服下楼，凭经验，铁路上来的患者一般都病情较重。下楼后，我的老朋友——那个铁路警察正走出诊室，还随手紧紧地关上了门。
他举起大拇指指了指后面，轻轻地说：“我把他带了过来，现在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
“怎么回事？”我问，因为看他那神秘兮兮的样子，让我觉得他俨然是关了一只怪物在里边似的。
他悄声说：“是个新病号，我想最好把他亲自送来，免得他溜掉。现在他已没什么大碍，我也得走了，跟你一样，我也要值班。”说完便匆匆离去，连向他道谢的机会都没留给我。
我进到诊室，看见桌旁坐了位先生。他衣着朴实，穿着花呢大衣，一顶软帽放在我的书上。他的一只手受了伤，上面包着一块血迹斑斑的手帕。他很年轻，看上去不过二十五岁，长得很帅，但脸色苍白，似乎正在用所有的意志来忍受着由于剧痛而产生的影响。
“大夫，不好意思，这么早就来打搅您，”他说，“我夜里碰到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故。今早我坐火车赶到这里，正在车站打听医生时，那位好心人把我送到了这里。”他递给女仆一张名片，她把它放在了我旁边的桌子上。
我拿起来看了一下，上面印着：维克托·哈瑟利先生，水利工程师，维多利亚街16号甲（四楼）。这些就是病人的资料。“很抱歉，让您久等了，”说着我坐到靠椅上，“看得出你刚坐了一夜的火车，坐夜车实在是一件无聊乏味的事。”
“噢，我可没感到单调无聊，”说着竟放声大笑起来，且笑声又高又尖，前仰后合地整个身子都倒在了椅子里。作为医生，我很反感这种笑，马上制止了他。
“别笑了！”我大喊，从玻璃水瓶里倒了一杯水给他，“镇定镇定吧！”但是没用，他还在笑。我突然觉得，这也许是那些性格坚强的人在经历了某些劫难后的彻底发泄。好一会儿，他终于恢复过来，脸色很白，看上去疲惫至极。
“我真是丢人现眼。”他气喘吁吁地说。
“没什么，喝了这个。”我在水里掺了点白兰地，他喝过后苍白的脸颊开始有了点红润。
他说：“好多了！麻烦您帮我看一下大拇指吧，其实应该说，是原来有大拇指的位置。”
他把手帕解开，伸出手来。情况很吓人，里边只剩四根手指和一片鲜红可怕的海绵状骨肉断面，大拇指已被从根部剁下或者硬拽了下来。
“天哪！”我叫道，“这伤口太恐怖了，肯定流了好多血。”
“对，流了很多，我受伤之后就昏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了知觉，等我醒来时，血还在流，这才急忙用手帕紧紧包起来，并用一根小树枝把它绷紧。
“包扎得很好！你应该当一名外科医生！”
“你知道，这也是一个流体力学问题，我的老本行。”
“应该是用非常沉重、锐利的器械砍的。”我边检查伤口边说。
“似乎是屠夫的砍肉刀。”他说。
“意外事故，是吗？”
“绝对不是。”
“怎么？难道竟有如此残忍的人？”
“没错。”
“太恐怖了。”
我用海绵擦拭伤口，洗干净后再敷药裹好，最后用脱脂棉跟消毒绷带包扎起来。他躺在床上，始终咬紧牙关，没有因为疼痛乱动一下。
“现在感觉如何？”包好之后我问。
“好多了，谢谢您的白兰地和绷带。我原本很虚弱，现在像换了个人似的。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建议你最好先别想这些，否则你的神经会受不了。”
“哦，不会了，现在不会了。我得去报案。不瞒你说，要是没有这伤口作证，他们肯定不会相信我。这事很不寻常，而我又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我说的是真话。唉，就算他们信任我，可我也只能提供少量蛛丝马迹，不知能不能替我主持公道。”
我说：“你要真想解决问题，还不如先去找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呢。”
“哦，我听说过他，”病人说，“他要是肯受理，我当然很高兴，不过同时最好也报警。您愿意给我介绍一下吗？”
“不但可以介绍，我还可以亲自陪你去见他。”
“真是太谢谢您了！”
“我们租辆马车一起走，还可以和他一块吃早饭，你的身体能行吗？”
“能行，要是不把我的遭遇说出来，那才是真的不舒服。”
“那我让佣人去租马车，我马上就来。”我匆忙上了楼，跟妻子打了声招呼，五分钟后便与这位新伙伴坐上了驶往贝克街的马车。
正如意料中一样，福尔摩斯穿着睡衣在卧室里边走边看着《泰晤士报》上的寻人启事、离婚启事等专栏，嘴上叼着早餐前的那斗烟，烟斗中是前一天抽剩的烟丝、烟草块——他总是在每晚入睡前把这些东西小心地烘干，然后堆在壁炉架的角落里，第二天继续用。他热情地招待了我们，叫人拿出咸肉片和鸡蛋让我们饱餐了一顿。餐后，他把我们的新朋友安置在沙发上，自己则靠着一个枕头坐下，手旁还放了一杯兑了水的白兰地。
“看来你的遭遇很不平常，哈瑟利先生。”他说，“你在这里不用拘束，随便躺着，把你所知道的都告诉我们，要是累了便休息，一会儿再喝点酒提提神。”
“谢谢，”病人说，“医生的包扎已经减轻了很大痛苦，这顿早餐更增强了治疗的效果。我尽可能少浪费您的时间，抓紧时间讲讲我的不幸经历。”
福尔摩斯坐在扶手椅上，显得非常疲倦，其实我知道那是因为他想竭力掩盖敏锐的注意力和迫切的心情。我坐在对面，开始静静地听哈瑟利讲述他的奇案。
他说：“我是个孤儿，单身一人住在伦敦，职业是水利工程师，至今已在格林威治那家著名的文纳和马西森公司做了七年学徒，并因此获得了非常丰富的行业经验。我父亲逝世后留给了我一笔很可观的遗产，于是我决定自己单干，好好闯一番事业，后来就在维多利亚大街租了几间办公室。
“我想，谁都明白初次单独创业的艰难，我也一样。两年里我只受理了三次咨询与一件小活儿，总收入才二十七英镑十先令。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我都风雨无阻地守在那里，直到我认为永远不会有任何主顾再来关照了。
“可是，昨天在我要离开时，办事员说，有位先生因业务上的事要见我，还给了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莱桑德·斯塔克上校的名字。上校跟他进了屋，他中等个子，很瘦，面部瘦得只突出了鼻子和下巴，两颊的皮肤紧贴在高高突起的颧骨上。他的憔悴样不像疾病所致，倒像天生的。因为他眼睛很有神，步子轻快，举止灵活。他穿得很朴素，大概四十岁左右。
“‘你是哈瑟利先生吗？’他问，带点德国口音，‘哈瑟利先生，我听说你业务精通，谦虚谨慎，能保守秘密。’
“我对他鞠了一躬，像所有年轻人一样，听到恭维话便马上飘飘然起来。‘敢问是谁这么夸奖我？’
“‘哦，这个暂时还不能告诉你，不过我听说你是个孤儿，单身一人独居在伦敦。’
“‘是的，’我说，‘不过请原谅我的冒昧，这些好像跟我的业务无关，听说您是为了业务上的事才来找我的。’
“‘确实如此。不过，我是不会说半句废话的。我们要委托你一件事，但事关机密，我认为单身的人比有家室的人做起来要更方便些。’
“‘您大可放心，’我说，‘我既然向您保证过，就一定会做到。’
“在我说话时，他一直盯着我，我从未见过如此多疑的目光。
“他最后说：‘那么您保证了？’
“‘对，我一定说到做到！’
“‘你必须全程保密，绝对保密，从此口头和书面上都不得再提这件事，做得到吗？’
“‘我已经保证过了。’
“‘太好了。’他突然跳了起来，闪电般跑过去打开门，确认了一下门外是否空无一人。
“‘这就好！’他转回身来，‘我知道，有时候办事员会非常好奇东家的事。现在我们可以放心交谈了。’他把椅子移到我旁边，再一次以怀疑的眼光看着我。
“看到他这番奇怪的行为，我不由产生了一种反感和恐惧，甚至冒着失去顾主的可能，明显流露出了不耐烦的表情。
“‘先生，您就说您的事情吧，’我说，‘我时间很宝贵。’愿上帝原谅我最后的那句话。
“‘工作一个晚上付你五十个畿尼够了吗？’他问。
“‘还真不少。’
“‘说是一个晚上，实际可能一小时就够了。我想请教你的是有关水力冲压机齿轮脱开的问题。你只要告诉我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就能自己把它修好。你认为这个委托如何？’
“‘工作看上去蛮轻松，报酬也相当优厚。’
“‘是的，我们希望您搭今晚的班车过来。’
“‘去哪里？’
“‘到伯克郡的艾津。一个牛津郡附近的小地方，离雷汀不到七英里，帕丁顿有一班车能在十一点十五分送你到那里。’
“‘好极了。’
“‘我会坐马车去接你。’
“‘还要乘马车赶一段路？”
“‘是的，那地方在乡下，离艾津车站有七英里远。’
“‘如此说来，我们在午夜之前赶不到了，而且也没有回程的火车，不得不在那里过夜？’
“‘是的，我们会安排你过夜的地方。’
“‘那可麻烦了，可否换个更方便的时间去？’
“‘我想你最好今晚来，我们付了那么多钱，就是为了补偿你的不便之处。这些钱完全可以请到这行里最高明的人。如果不想干，后悔还来得及。’
“这笔钱对我很重要。于是我说：‘我乐意效劳，但我想知道我的具体工作是什么？’
“‘是的，也许是要求你严格保秘让你觉得不放心，我们无意隐瞒你。我说，你确定这儿肯定没人偷听吧？’
“‘肯定没有。’
“‘事情是这样的，你也许知道，漂白土是一种十分贵重的矿产，在英国只有一两个地方有这种矿藏。’
“‘这个我听说过。’
“‘不久之前，我在雷汀附近买了块地——很小的一块，幸运的是，我发现那块地里有漂白土矿床。经过探查，又发现这个小矿床竟连接着两个更大的矿床，但这两处都在我邻居家的土地上。目前他们一点不知情，如果我在他们发现矿床之前把地买下来肯定很划算。但我却没有这么多钱。所以，我跟几个朋友商量，先秘密地开采我们的小矿床，等赚了钱之后再去收购邻居的土地。我们现在已经干了好长时间，还安装了一台水压机以便操作。这台机器，我已经说过了，它出了故障，需要你的指点。我小心谨慎，因为要是有人知道我曾请水利工程师来我们这小地方，他们肯定会奇怪的，真相难免暴露，那我们的计划就泡汤了。一切就是这样，所以才让你严守秘密。’
“我说：‘我听明白了，只有一点，水压机对你们挖漂白土有作用吗？据我所知，漂白土是像从矿坑里淘沙砾那样挖出来就行了。’
“‘哦，’他说，‘我们用的是自己的方法。为了不在搬运过程中泄露秘密，我们把土碾压成砖坯，掩人耳目，这可是事情的关键。我可什么都告诉你了，说明已经非常信任你。那我们就十一点十五分在艾津见吧。’说完他便站了起来。
“‘我一定去。’
“‘不要跟任何人讲。’最后，他再次用迟疑的目光盯着我，用那只湿冷的手和我握了一下，然后匆忙离去了。
“事后我又冷静地思考了半天，既为这件突如其来的业务感到吃惊，同时也很高兴。因为他们付给我的酬金是我要求的十倍，并且这次业务也许会再带来其他业务。不过，来者的容貌和举止留给我的印象并不好，而且我认为他对于漂白土的解释，并不能充分说明我有必要一定在深夜前往。但无论如何，我决定把一切顾虑都扔在脑后，吃完饭便坐车去帕丁顿，而且准备如约严守那个秘密。
“我在雷汀换了车，然后刚好赶上了开往艾津的最后一班车。十一点过后，总算到达了那个灯光昏暗的小站。我是唯一在那个站下车的乘客。站台上只有一个手提灯笼的搬运工。我走出检票口，看到早上认识的那位主顾正等在暗处。他悄悄拉住我，催我上了一辆敞开车门的马车，之后马上把窗子都拉上，敲了敲马车的厢板，马立即快速奔跑起来。”
福尔摩斯问：“只有一匹马吗？”
“是的。”
“你还记得它是什么颜色吗？”
“我记得在跨进车厢时，借着灯光看了一眼，是栗色的。”